浅谈我国独立纪录片的困境和出路

刘嘉莹

【摘要】我国独立纪录片由诞生至今已历经二十多年，却始终属于小众影片，没有像商业电影那样获得丰硕成果。我国独立纪录片面临哪些困境？本文试图找到答案并针对我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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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独立纪录片 困境 出路

在纪录片史上，约翰·格里尔逊曾提出第一个也是极具影响力的定义：对事实的创造性处理。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叶，人们依然从真实性出发对纪录片进行定义①。纪录片是以现实生活为创作蓝本，以真实的事物为表现对象，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艺术加工，把展现真实作为本质，以此引发受众思考的影视艺术形式。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行业开始出现“独立”概念。1991 年6 月，“新纪录运动”在我国开始萌芽，此后我国电影导演自主举办了“北京新纪录片作品研讨会”，中国独立纪录片由此诞生。一般来说，独立纪录片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资金层面上，作者脱离体制和官方机构进行独立制作，自主经营拍摄、制作和发行的环节；二是在精神理念层面，创造者不受外部条件制约，表现为一种抛开商业压力的独立影像，将文化和思想融合，体现独立精神。

我国独立纪录片诞生至今已历经二十多年经历了萌芽、沉寂与发展三个阶段，尽管小有成绩，却始终属于小众影片，没有像商业电影那样获得丰硕成果。不禁想让人探索其中的缘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国独立纪录片面临着哪些困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1、我国文化体制的制约

我国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有着种种要求和限制，许多电影在经过审查之后与影片创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这致使我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从一开始就缩手缩脚，在制作时瞻前顾后，降低了作品质量。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犹如桎梏，严重影响了我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

中国的独立电影的“独立”之处体现在规避电影审查制度，不受官方意志左右，寻求思想上的自由。他们主动寻求体制外空间的话语权，与体制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在这个探寻过程中，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被排除在传统制度与电影审查系统之外。严苛的制度限制了独立纪录片往商业化方向发展，也使得它们失去了像主流电影一样获得国家电视台和政府资金的机会，缺乏宣传展示的平台，致使电影人在拍摄制作独立纪录片的道路上步履艰难。

2、拍摄资金不足，缺乏播出渠道

一般而言，拍摄本身应该是独立纪录片导演最关心的问题。国外拥有多种融资手段，资金不是问题。但对我国独立纪录片导演而言，资金则是最大的困难。位于体制之外，我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不仅要考虑资金和设备的问题，还要做好作品完成后无法与观众见面的心理准备。而且拍摄过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纪录片导演很可能面临生计问题。

目前来说，主要的资金筹措方式有自筹资金、寻找基金会或电影节投资、“外包制作”的模式、获得国外资金的支持②。但无论用什么方式获得资金，创作者都必须有一定声誉的累积。但是大部分独立创作者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因此，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生存状况总体而言十分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导演们携带作品参加国际电影节奖项的角逐，一旦获奖，不仅能载誉而归，从而获得拍摄资金，也能通过出售版权争取更多播出渠道。这对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是一个极好的选择。但也正因如此，一些纪录片导演在创作开始就抱有投机心态。

3、创作动机不纯，投机取巧

作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中最早有影响力的作品，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参加了第二届日本山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影展，开启了我国独立纪录片走出国门的先河。此后，很多独立纪录片通过参加国际电影节，获得展映的机会甚至获奖，然后全球出售，完成播出实现收益。这一模式影响到更多的年轻纪录片导演，让他们把目标瞄向海外。尽管很多导演不愿意承认，但这些参加国际电影节，特别是西方的电影节，已成为国内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目标对象。

在西方人看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现代化进程急剧加速，他们开始关注中国。我国的独立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前中国的现状。但西方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反对体制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往往比较欢迎体制之外的作品，更倾向不同于主流的声音，从而忽略了影片本身的艺术质量。

我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们大规模地在独立纪录片里把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作为主角，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底层民众或者说边缘群体的真实生活，但不能完全说是出于电影人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对社会的思考和批评，还有部分原因是这类题材更容易获奖。这些影片能反映中国社会的部分现实，体现创作者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同时也是一种获奖策略，这几乎成为了体制外年轻导演的成名捷径。

因此很多电影创作者根据国际电影节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来投其所好，难免会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他们开始从题材入手揣摩哪些纪录片可能会获奖，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影响了我国独立纪录片的健康发展。大规模地将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作为独立纪录片的主角，更有甚者将一些边缘性问题放大，呈现在国际化的平台上，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现状有所误读，把中国社会的部分问题理解为整个中国的真实情况，不利于我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4、质量粗糙，专业性不足

1997年前后，DV 在国内出现。DV 在技术史上曾被定义为“粗糙美学”，这是针对DV 的技术条件而言的。由于电脑非线性剪辑方式的出现，1999 年前后建立的“DV+PC+Premere 剪辑软件” 设备体系，为中国电影的民主化开启了最切实的技术保证③。与此同时，DV 得以广泛普及。此后，DV 作品的社会交流和社会互动规模都急剧扩大，这对于整个中国纪录片来说是一次拯救。

DV 的兴起加速了独立纪录片兴盛的脚步，但技术问题却是始终无法逾越的鸿沟。此前，制作独立纪录片的人群主要是由专业人士组成，而在DV 兴起之后，许多纪录片的制作则没有过硬的影视理论知识和剪辑技术支持，显得专业性不足。中国电影经历了漫长的管制，民间影象力量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也终于找到适合表达发泄的渠道④。因此，中国独立纪录片往往充满激情，给人带来强烈的冲击感，这也是中国独立纪录片不同于西方独立制作之处。但是我国大部分独立纪录片作品镜头粗糙，表达拙劣，画面模糊，比之西方独立制作精致的镜头语言、背景音乐、画面结构等，有如云泥之别。鉴于此，大部分成本低、制作规模小的独立纪录片都仅限于小范围的传播。

独立纪录片发展至今，这些困境并非不可突破，多重力量一起发挥作用能够促进它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大力发展独立纪录片，需要国家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目前，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大多局限在体制内，主要集中在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素质教育市场，体制外的文化产业则缺乏来自官方的支持。政府如能给予这些体制外的独立制作一定扶持，独立纪录片必会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

除了政策上的支持以外，本土资金的支持是对独立纪录片最好的扶植。比如2006 年上海纪实频道推出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 就从提交申请的备案中择优扶植，提供足够的拍摄资金和技术支持。再如2007 年成立的非营利性质的文创基金会也是类似的项目，在题材上给予了创作者们更多的自由度⑤。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独立纪录片的发展。

2、结合新媒体拓宽传播渠道

正如前文所谈到的，国内独立纪录片因位于体制之外，没有固定的播出平台，创作者们可能辛苦拍摄制作了一部片子，却没有途径传播给观众。参加国际电影节固然是不错的选择，但能获奖的毕竟是少数。因此通过新媒体加大宣传，与网站合作寻找播出平台，拓宽传播渠道，也是制作人值得努力的方向。新媒体营造的宽松包容的媒介环境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犹如一泓清泉给纪录片市场带来生机，注入活力。

3、培养国内受众对独立纪录片的兴趣

在我国，独立纪录片受众面较窄。和商业大片早早就市场化了不同，我国纪录片市场化尚未萌芽。要想在本土市场站稳脚跟，必须要培养国内受众对独立纪录片的兴趣，让受众养成欣赏和消费纪录片的习惯。兴趣的培养需要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具体的可以从电视纪录片栏目的创立，高校熏陶教育等方面着手。

有了一定基数的国内受众群，我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们才不会仅把目光局限于国际电影节，为获奖投其所好拍摄影片，这样才能使独立纪录片健康良好地发展。

4、具备专业素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国外纪录片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没有体制限制，也离不开创作者们自身扎实的专业素养。笔者认为专业素养来自两方面：一是强大的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拍摄哪一类纪录片，就要对这类知识有足够的了解；二是具备基本的影视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灯光、剪辑、录音等影视类的专业技巧。

除了具备专业的素养以外，国外独立纪录片的团队协作模式规范了拍摄过程，对比我国来看，制作、发行和传播都由影片创作者独立完成，消耗了大量精力。独立纪录片导演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提升自己的沟通和领导能力，建立自己的专属团队，成员们围绕一个核心各司其职，发挥所长。建立团队的前提除了对独立纪录片理想的渴望和坚持，前文所谈到的资金扶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公民的言论空间扩大，独立纪录片的创作空间也会随之扩大。在技术上，DV 拍摄的新方式也让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队伍逐渐壮大。我国发展日新月异，身处这样的时代，独立纪录片有取之不竭的创作之源。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独立纪录片发展虽面临诸多困境，但也有出路所在，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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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王迟，《纪录片究竟是什么———后直接电影时期纪录片理论发展评述》[J].《当代电影》，2013（7）：86-87

②王小鲁，《中国独立纪录片20 年观察》[J].《电影艺术》，2010（11）：74-75

③李倩，《游走在体制边缘的艰难生存———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生存境遇的思考》[J].《东南传播》，2009（3）：27

④曹娟，《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精神特征》[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0（6）：70

⑤程晓筠，《独立纪录片的困境与突围之道》[N].《东方早报》，2010-11-4

（作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专业硕士）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