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形式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范红永 王 静

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开播以来，便引起了全国甚至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者撰文都一致认为它是一种很好的创新之举。理由是它将政府、民众、学者以及媒体自身有效结合起来，共同参政议政，展示了新时期党和政府更加开放的执政理念，是体现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的一次有效、超前、全新的尝试。这些观点是从电视文本内容及意义的角度进行的解读，本文力图从《电视问政》的外在形式出发，来探究新闻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纷繁多样的表现形式，反过来是如何推动影响新闻传播的。

一、群口新时代的话语主体突破

《电视问政》作为一档新闻谈话类的直播节目，由于采用了直播、访谈、问政、考核、现场同步音效等多种表现形式，因此它比以往的新闻谈话类节目综合性更强。

让我们看看《电视问政》的基本形态：在播出一段由记者暗访的视频后，主持人对上线的官员进行询问，再由专家学者就视频所反映的现象及官员的回答做出解析评价，最后由市民代表对官员的回答进行满意与否的表决，并适时的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和要求。概而言之，其本质就是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一现场对同一话题进行对话，显然这个基本形态并不让大家感到陌生，在新闻直播的时代到来之后，这种形态已经成为了新闻传播的一种常态，即新闻访谈。

新闻访谈就是针对某一新闻事件，邀请新闻当事人、新闻评论员或者观察员对该新闻事件进行全方位的深度解读，同时根据访谈的具体内容和所要达到的传播效果，决定是否邀请受众现场参与。在大多数新闻类的访谈节目中，由于专业性、权威性和电视制作自身条件的限制，受众往往不能参与其中，只能成为新闻传播过程中被动的接受者。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首先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的话题不仅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的大事件，也涵盖时政事件。其宣传语“这里不是一言堂，所有的意见都备受尊重”体现了节目制作的理念与姿态，它颠覆了以往电视节目“传一受”的传播模式，不仅让嘉宾有话说，让多元思想的代表在现场针锋相对，更赋予现场观众随时插话、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真正构建了媒体创造的公共话语空间。它标志着中国新闻谈话节目“群口时代的到来”。新闻群口时代，意味着所有人都拥有了对新闻事件的话语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问政》在基本形态上符合了群口特征，同时也证明《电视问政》仍然归属于新闻谈话类节目，承担着新闻传播的基本任务。但是由于《电视问政》在基本形态之外进行的诸多形式上的创新，也使它极大地丰富了新闻传播的表现手段。

二、民生新时代的传受角色突破

《电视问政》的最大亮点是它采用“可视、迅捷、方便”的直播形式，完成了新闻传播的任务。直播就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这种风险来自方方面面，环节设置是否严丝合缝？谈话者是否能在规定的语境范围内说话？电力、灯光、音响、网络、导播台等硬件设施是否能在直播中不出纰漏？主持人是否能驾驭复杂的流程？每一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是否能步调一致？这些都是风险产生的不确定因素。《电视问政》实际上是政府在利用电视媒体，展示其各部门的工作成效，检讨工作缺失，同时集中民智，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电视问政》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这也是直播最大的风险所在。

节目组之所以敢于选择直播，一是因为《电视问政》的前身《行风连线》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直播经验；二是因为武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除了这些已有的条件外，要想将直播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又要达到良好的直播效果，就必须要策划一个完善详尽的流程。在电视媒体日益发展的今天，电视从业人越来越一致的认为一个节目的好坏，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优秀的策划。“传媒之间的竞争，呼唤着电视节目策划的发展。”《电视问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细致的策划。新闻短片以何种顺序排列，问政嘉宾以什么顺序出场，特邀专家学者何时点评、点评多长时间，现场观众何时举牌、何时插话，广告、音效何时出以及出何种音效、什么时候应该给谁镜头以及给哪种镜头，这些都是要在直播流程中事先策划好的，否则任何哪怕一丁点的错误都将给直播铸成大错。

《电视问政》的直播，无论是从电视直观的视觉效果，还是从节目本身所要达到的问政效果，应该说都是成功的。它满足了受众第一时间获取新闻的要求，同时为受众提供了新闻的真实感和现场的真切感。它的成功给电视从业者留下的最大启示就是，在当前的社会体制下，政治的藩篱正给予电视直播这种形式在新闻领域越来越大的发挥空间。现在很多城市台都在尝试直播态的电视问政，但是都还没有达到《电视问政》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集体爆发式的尝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不仅让民众看到了各地政府正在尽力开放自己的执政理念，也让媒体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窥视到了政府执政理念与民众诉求心声之间的平衡尺度。

三、媒体新时代的传播方式突破

《电视问政》表现形式上的另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在新闻访谈节目中，增强了新闻内容的可视性和逻辑性。

1．增强可视性。以往的新闻访谈节目，一般是选取一个或者多个议题，承载议题的多是图片、已知新闻事件的片段回放，甚至主持人直接对事件的口头陈述。这些可视的图片或视频本身已为大众熟知，不具备新鲜感，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访谈者的身上，一旦访谈者不能有效提供受众想要获知的信息，受众就会失去对这个节目的兴趣。如何牢牢栓紧受众，是访谈类节目最大的挑战。对武汉《电视问政》节目来说，这个挑战尤其艰巨，因为它的时长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新闻访谈节目，有时甚至超过两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要想把观众留住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无论访谈的过程多么精彩，它都无法持续支撑这么长时间的直播。从问政结束后的受众反馈来看，几乎没有人觉得直播时间过长，这种良好的效果离不开为访谈提供话题的新闻短片。综观《电视问政》，每期节目都有10个以上的新闻短片，这些短片大多属于监督类的新闻，以暗访的形式，反映各个职能部门应该解决、可以解决但却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直播开始前，除了与节目制作相关的人员知道内容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因此在新鲜感上，观众最大限度的得到了满足。多数短片都是一条完整的新闻，而且制作时特别突出其可视性，一是画面要具有冲击力，二是暗访对象的话语必须有说服力。节目过后，很多观众反映印象最深的不是访谈者的某句话或者某个行为，而是短片中出现的很多引发笑场的画面，这恰恰说明新闻短片运用得当能增加访谈节目的吸引力。短片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或为同质，或为因果。有时候，一条短片可能成为另一条短片埋下的伏笔，对于被问政的官员来说，这更像一个“陷阱”。很多官员在掉进“陷阱”后不知所措，冷汗直冒，而观众则回报以笑声。这固然不是节目的初衷，但是从直播效果的角度看，它让受众感觉到了真实与真诚，这是《电视问政》作为官员和百姓之间沟通桥梁的感情基石。

2．舞台扩大化。《电视问政》在新闻群口的基础上，扩大了舞台的空间，是它在表现形式上的又一创举。相比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圆桌会的形式，因舞台空间扩大而导致谈话者之间产生的远距离，迫使《电视问政》很难呈现快节奏的特点，同时由于话语开放程度的差异也使得《电视问政》在智慧碰撞和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上，逊色于《一虎一席谈》。但优劣势总是同时并存的，《电视问政》的舞台类似于大型综艺节目的舞台，台下观众两三百人。而且还有分会场，这是以往任何一档新闻谈话类节目都难以比拟的。节目还引进了时下热门的微博互动，如此众多的人参与进来，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在直播现场适时的参与新闻话题的讨论。诚然，受技术条件和直播要求的限制，节目不可能让所有想说话的人都能现场说上话，也不能让说上话的人无休止的畅所欲言，但至少从形式上说明，在新闻群口的时代，新闻谈话节目中群口的规模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再大的舞台都有驾驭的可能。从《电视问政》直播的过程看，除去主持人，每场问政都至少有10人在节目现场发言，虽然某些出镜者的发言看起来具有较重的策划痕迹，但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相信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电视制作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谈话类节目一定会迎来真正自由随意的群口时代。

3．现场音效强。现场电子音效的加入也丰富了《电视问政》的表现形式。电子音效一般用于综艺娱乐节目中，用在新闻谈话类节目中绝对是创新之举。电子音效的作用一般是配合节目烘托气氛，不同的音效会给予受众不同的观感，它能产生一种主观的心理暗示。新闻节目因为其严肃性、真实性，要求传播者不应将自身的主观情绪带给受众，所以一般是不使用电子音效的。《电视问政》超出了寻常意义上的新闻谈话节目，具有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它不仅仅是一个民众检验官员工作的考场，更是民众与官员沟通的桥梁。在心理学上，沟通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互相传递和反馈，以求达成思想的一致和感情的通畅。因此《电视问政》不单是思想的交流，也是感情的交流。官员时而歉疚，时而紧张、时而忐忑、时而感动：民众也会有时不满、有时愤慨、有时理解、有时激动。双方情绪在交锋中融合交流，电子音效无疑是让现场情绪无间交融的最佳手段，而一个优秀的键盘手则是电子音效成功的关键。这种新元素的加入，既完成了节目本身的使命，又令人耳目一新；既能吸引观众眼球，又能加深受众对节目的印象，对新闻传播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新群口时代的电视访谈形式、新民生时代的传受角色定位、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样式革新，是《电视问政》在表现形式上的三大亮点，也是新闻访谈节目渴望在原有基础上做出更多尝试的具体体现。不管是哪种表现形式，它们最终都是为新闻传播服务的，它们不仅给这类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为新闻传播的表现形式提供了更多借鉴。《电视问政》播出后，很多同行都来学习经验，希望这些成功的经验，不要仅仅成为同行礼拜的对象，更应该成为未来电视新闻传播发展的启示录。

注释：

[1]刘长乐：《与时代大众并肩，携时代传媒共进》，“引领新闻谈话节目的群口时代-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论坛”

[2]【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全球性的途径》，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6页

[3]张静民：《电视节目制作与编导》，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页

（武汉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