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对中国共产党宣传理论的贡献

陈力丹

张闻天（1900-1976）曾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两度兼任中宣部长，有着丰富的宣传工作经验，并对党的宣传工作有深度研究。他于1941年6月为中宣部起草的《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6000多字），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理论的重要文献。他还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发表过多篇论证宣传工作的文章。他对党的宣传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下择要几点：

一、关于宣传鼓动概念的定义。宣传鼓动的概念在党的文件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关于这个概念的确切定义。张闻天对它的定义是：“宣传鼓动是思想意识方面的活动，举凡一切理论、政治、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的范围。因此宣传鼓动工作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把宣传鼓动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的了解，是错误的。这种了解的结果，往往放弃许多重要的宣传鼓动工作阵地，不能把我们宣传鼓动的活动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去。”（《张闻天选集》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显然，张闻天持“大宣传”的理念，这从当时党的非执政地位看，这种对宣传的认识十分必要，否则难以使党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在学理上，他把宣传视为一种思想意识方面的活动，是恰当的。

二、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他论证了三条：宣传的内容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符合全民族与全国人民的利益；与党的行动相符合。

三、论证了传播科技对宣传的重要意义。当时的传播工具远没有现在发达，但是张闻天表现出来的对传播科技的关注，在党内是较少见的。他写道：“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一切的性能。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发达的条件下，许多科学上的成就。都应该运用到宣传鼓动上来。尤其要使现代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等，成为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同上，303页）这一思想，至今对我们的宣传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当时党领导的广播和通讯社都很薄弱，张闻天除了把传统的报刊书籍作为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外，还强调：“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的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改进现有的通讯社及广播事业工作。”（同上，309页）

四、宣传必须有的放矢。张闻天详尽谈到宣传方法的七个要点，从看对象、研究被宣传者的心理，到宣传的用词造句、时间的掌握等等，讲述得很到位。1942年2月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到张闻天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

五、灵活地解释党报的宣传作用与组织作用。从苏联引入的斯大林“报刊的组织作用”的概念，逻辑上说不通，通常照搬过来，把宣传作用与组织作用混为一谈。唯有张闻天的文章，把这个概念说通了。他在1932年《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谈到“使我们群众的宣传鼓动变为组织群众的主要武器”，他通过以下的逻辑区分宣传、组织这两个概念：“更狭义些说，就是宣传工作的本身，也就是组织工作的一种。……如何去组织宣传鼓动队，如何召集它们的会议，如何扩大它们的组织等等，没有组织工作，是没法子前进一步的。创办一种报纸，而不去解决如何组织编委会，如何募集捐款，如何组织通讯网与发行网，如何发展与教育通讯员等等问题，这种报纸决没有法子变为群众的报纸，”（同上，20页）显然，他清楚地知道宣传和组织的不同含义，而把宣传（含报刊）的组织作用，解释为宣传中的组织工作，这样就把一个逻辑上不同的概念说通了。

1941年他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再次论证了这个问题，写道：“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有赖于宣传鼓动组织机构的健全。”（同上，311页）他要求各种与宣传有关的部门和领域（包括报刊、广播通讯）都要在相应的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的组织之下。这是从宣传部组织各方面的宣传力量的角度来谈宣传的“组织”作用，这种解释与他9年前的说法是一致的。

六、提出与“拉普”对立的文化观。1930年以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普”）宣扬着一种左倾表现的文化。拒绝继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张闻天1932年10月发表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重点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中国存在着大量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也不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其他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统一战线”。

他认为，单纯把文艺的作用归结为“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显然大大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中固然有文艺的作品，然而决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的作品。”

他还写道：“绝不是说，只有这种宣传鼓动的通俗作品，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且事实上这种作品的大多数却并不是文艺作品。”“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抛弃现代艺术的形式与技巧，而是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使工人们懂得这些艺术品。”（同上，6-10页）

张闻天要求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引导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把他们集合在党的周围，而不是把他们推开。张闻天的这些论述与苏联当时斯大林支持的“左”的文艺观点不同，与布哈林1934年关于文艺的长篇演说的观点接近。张闯天的论述与1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文化政策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