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楼梦》为例看明清家庭教育中的父子簒弑冲突
2022-06-08
内容摘要：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里，父权的地位不容忽视，其强硬的威慑力影响着整个家庭决策和子女性格的养成。《红楼梦》中贾政大刑杖责宝玉，是传统家庭中父权和礼教权威的体现，在明清现实社会可以找到礼法依据和实质依据。宝玉挨打，隐藏着父子“簒弑”的冲突，也打开了中国传统教育生态的窗口。
关键词：明清教育史 家庭教育 父子冲突
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1]。明清家族重视兴学与教育，《红楼梦》中贾府虽贵为“诗书礼缨”之家，但其中却暴露出诸多贵族家庭教育的问题。
一.“簒君弑父”之罪：父权威严的旗号
从礼法基础上看，程朱理学标榜的“存天理、灭人欲”，“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体现了君对臣、父对子的绝对权威，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服从。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为贾政教训宝玉提供了国法家规的依据。以中举当官为人生理想的贾政，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坚定信奉却并不践行，也不辨识。贾政并不在乎是否是圣人真言，在他看来，忠实的维护父权秩序和皇权的价值观念就可永葆家族兴旺。实际上，他所坚守的是两宋以来程朱一流道学先生的死教条，即三纲五常的绝对化、过分化：视听言动，非礼不为，而礼即是天理；不按礼而行，就是违反天理，就是放纵人欲，而人欲就是罪恶。贾政满口仁义道德，誓做忠臣孝子。这些教条，贾政本人并不能坚持，但是，却是他防范新思想的武器。33回里写他打宝玉的时候，门客上来劝阻。他说：“到这步田地，还来劝！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声称要把贾宝玉勒死，“以绝将来之患”。他虽然并非因宝玉弑父弑君而打宝玉，但“弑父弑君”却成了他打宝玉的旗号。这就是家法，就是为父者绝对的权威。
明清宗法专制社会父权的极致，也在曹雪芹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按照“父要子亡，不亡不孝”的礼教，父亲对儿子享有打的权利，有理可以打，无理也可以打，无理的时候打则更显示父权的威严。45回里写赖嬷嬷回忆当年贾珍的爷爷打儿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她说如此这般的天天打，是“老祖宗当日的规矩”。贾政正打的时候，贾母来了，埋怨他打了宝玉。贾政是个“孝子”，母亲这么说了，他只好陪笑说，以后不再打了。贾母冷笑一声说：“你的儿子，自然你要打就打。”贾母说的就是父亲有权打儿子的根本道理：儿子是“他的”，自然要打就打。这一顿打，贾家上下只有袭人一人说：“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此外，我们没有听到别的什么人非议过。袭人也只是非议贾政打得太狠，没有说他不能打。在这样的绝对权威之下，根本谈不上什么是非。父亲有错，是不能讲的，讲，就是不孝。受了委屈，不能埋怨，埋怨，就是不孝。如果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讥评父亲，更是不孝。一家之中的家长的绝对权威，推到一族去，就是一族之长的绝对权威；再推上去，到这个社会的顶端，就是天子一人的绝对权威。这就是宗法制度的根本特点。[2]
二.宗族禁规：惩戒子弟的制度依据
贾政打宝玉因为宝玉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的罪过，这里有两个实质性的原因。
其一，宝玉与优伶交往，触犯了“禁自贱”的礼教，究其连带责任，贾政则有未为子孙“择良朋”的失责。明清贵族世家对族中子孙的职业也有明确的要求，他们将职业划分为正业和贱业，许多家法家规中都要求子弟务正业。所谓正业即士、农、工、商四种，其中也有高低之分，“士农为上，工商为下”。当时的诗书之家以耕读为本，“耕为衣食之本源，读乃圣贤之根柢”，族长期望子弟通过科举敲开权势和富贵之门，所谓光宗耀祖。与之相反的，娼、优、隶、卒，即娼妓、戏子、衙役、兵士，在当时被人们普遍视为有辱门楣、败坏家声的贱业。如果诗书子弟与从事贱业的人交友，也是要受到责罚的。《红楼梦》中的琪官，本名蒋玉菡，是忠顺亲王府的小旦，贾政听得亲王府的长府官说：“他近日和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自然是又惊又气，宝玉犯了亲近下贱之人的过错。清代唐彪言：“更择良朋切磋夹辅，必不使亲近狡仆损友，导之以声色，并诱其嬉游博奕。如此则子弟之学必有成，庶可谓克尽父兄之责也。”[3]引导孩子择良朋，使之学有所成是父亲之责，“尊府不比别家”，堂堂诗书礼簪的贾府竟教育出这样忤逆纲常的子孙，自然要归咎与父亲的疏于管教。
其二，因为私藏琪官，惹来诉讼，让亲王府的人找上门来，直接暴露了贾政教子无方的弱点，令其颜面尽失，犯了“规避词讼”的禁规。明清时期，“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如湘阴狄氏规定，“凡遇事端自应从中解释，不得播弄是非。倘有不肖子弟惯唆惯怂，滋扰乡邻，一经家长闻知，带祠立予重惩。”[4]宝玉在薛蟠召集的聚会上与琪官结缘，互换汗巾，招致薛蟠嫉妒生怨而在背后挑起事端。贾政当日唤宝玉出来说：“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祸及于我！”可见，贾政这位为父者并不与儿子看做一体，而是怪罪儿子殃及鱼池，惹祸牵连到自己。王府的人登门索人，句句紧逼，这几近是沾了纷争，令自己标榜的端正人品受辱，使家门颜面扫地，用贾政的话说是“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
以上两项是贾政杖责宝玉的主要原因，其他所谓“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的罪名尚不及此，因为富家子孙游手好闲，奢侈无度，吃喝嫖赌的恶习在贾府中司空见惯，贾政平日也从未因这些而大打出手。
三.爱的缺失：子辈反抗专制的根源
在中国家族结构中，父子关系被视为第一种结构关系。在贾府这样的教育方式下，父子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贾政这个“严父”，对宝玉的态度是打和骂，以此捍卫诗书世家中的为父之道，以为这就是“礼”。他冷酷、虚伪，是封建卫道士的代表，却孤独地担负着整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这也是礼教赋予他的责任。宝玉对于父亲的态度是怕和躲：宝玉一听父亲召唤，就吓得“不觉打了个焦雷一般”，“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般，登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只要贾政在场，原本长谈阔论的宝玉就会变的唯唯诺诺，“唬的宝玉忙垂了头”，“吓得战战兢兢的”，“在旁不敢作声”。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控制并非爱，控制固守着人与人心灵无交流隔绝状态的距离，使人感觉到控制者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在使用狡计，并以被控制者个性泯灭为代价。”[5]父亲贾政与儿子的接触全都以斥骂嘲讽展现，而母亲则面对宝玉与金钏的嘻戏，对金钏侮辱掴脸，变成杀死金钏的罪魁祸首。如此被贯之以“严加管教”的名目而对待一个心智正在成长的孩童，不得不说是残忍而冰冷的。在父子关系中得不到关爱和欣赏，宝玉自然转向一个能够伸展自我，自由放浪的地方，例如，从小侍奉他的丫鬟，陪伴其成长的姐妹们，成了弥补其父母之爱的替代者，而脱离家长管束之外的大观园则成为他的自由小王国。
贾宝玉是贾府所选中的唯一合适的“接班人”，这是按照传统惯例为他预设的“角色”。然而他的行为却完全背离了“角色”的规范与家长的期待。[6]在父母那里由于缺乏被认可和鼓励的源泉，使宝玉表现出在父母面前的怯懦。然而，表面的怯懦只是因为尊长的权威。贾宝玉毫不屈服，他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对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仍无悔改之意。当父亲要打他时，他急于寻求保护伞，告知老太太，不过是权宜之计。逃过这顿打，他仍将我行我素。打他的过程中，他“只是呜呜地哭”。而他从痛楚中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不过为那些事，问他作什么！”他对前来看他的黛玉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具体表现在对统治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的虚伪、荒谬和罪恶的本质有着深刻认识，他蔑视教育的死教条，断然拒绝贾府的权威者强迫他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不愿意做死记硬背的八股文章。他追求一种逸出礼教教条的自由生活；争取有爱情的婚姻；同情被压迫的奴婢们的苦难；对他那封建家庭的前途，采取一种坐观成败的消极态度，如此等等。这些是贾政所不能容忍的。[7]
教育史研究可以透过小说中所描写的家庭教育生活的矛盾与冲突，这个特定的文化“窗口”来了解、认识18世纪中叶中国家族教育系统的特征和功能，进而去认识整个中华民族人民的生存命运。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42.
[2]张毕来.漫说红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31.
[3]唐彪.父师善诱法[M].//陈宏谋.五种遗规·养正遗规.光绪二十一年浙江书局本刻本.
[4]转引自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296.
[5][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5.
[6]冯文楼.试释贾宝玉的“人论”[J].东方丛刊，2006（1）：236.
[7]张毕来.漫说红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23.
（作者介绍：于洋，湖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
关键词：明清教育史 家庭教育 父子冲突
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1]。明清家族重视兴学与教育，《红楼梦》中贾府虽贵为“诗书礼缨”之家，但其中却暴露出诸多贵族家庭教育的问题。
一.“簒君弑父”之罪：父权威严的旗号
从礼法基础上看，程朱理学标榜的“存天理、灭人欲”，“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体现了君对臣、父对子的绝对权威，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服从。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为贾政教训宝玉提供了国法家规的依据。以中举当官为人生理想的贾政，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坚定信奉却并不践行，也不辨识。贾政并不在乎是否是圣人真言，在他看来，忠实的维护父权秩序和皇权的价值观念就可永葆家族兴旺。实际上，他所坚守的是两宋以来程朱一流道学先生的死教条，即三纲五常的绝对化、过分化：视听言动，非礼不为，而礼即是天理；不按礼而行，就是违反天理，就是放纵人欲，而人欲就是罪恶。贾政满口仁义道德，誓做忠臣孝子。这些教条，贾政本人并不能坚持，但是，却是他防范新思想的武器。33回里写他打宝玉的时候，门客上来劝阻。他说：“到这步田地，还来劝！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声称要把贾宝玉勒死，“以绝将来之患”。他虽然并非因宝玉弑父弑君而打宝玉，但“弑父弑君”却成了他打宝玉的旗号。这就是家法，就是为父者绝对的权威。
明清宗法专制社会父权的极致，也在曹雪芹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按照“父要子亡，不亡不孝”的礼教，父亲对儿子享有打的权利，有理可以打，无理也可以打，无理的时候打则更显示父权的威严。45回里写赖嬷嬷回忆当年贾珍的爷爷打儿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她说如此这般的天天打，是“老祖宗当日的规矩”。贾政正打的时候，贾母来了，埋怨他打了宝玉。贾政是个“孝子”，母亲这么说了，他只好陪笑说，以后不再打了。贾母冷笑一声说：“你的儿子，自然你要打就打。”贾母说的就是父亲有权打儿子的根本道理：儿子是“他的”，自然要打就打。这一顿打，贾家上下只有袭人一人说：“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此外，我们没有听到别的什么人非议过。袭人也只是非议贾政打得太狠，没有说他不能打。在这样的绝对权威之下，根本谈不上什么是非。父亲有错，是不能讲的，讲，就是不孝。受了委屈，不能埋怨，埋怨，就是不孝。如果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讥评父亲，更是不孝。一家之中的家长的绝对权威，推到一族去，就是一族之长的绝对权威；再推上去，到这个社会的顶端，就是天子一人的绝对权威。这就是宗法制度的根本特点。[2]
二.宗族禁规：惩戒子弟的制度依据
贾政打宝玉因为宝玉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的罪过，这里有两个实质性的原因。
其一，宝玉与优伶交往，触犯了“禁自贱”的礼教，究其连带责任，贾政则有未为子孙“择良朋”的失责。明清贵族世家对族中子孙的职业也有明确的要求，他们将职业划分为正业和贱业，许多家法家规中都要求子弟务正业。所谓正业即士、农、工、商四种，其中也有高低之分，“士农为上，工商为下”。当时的诗书之家以耕读为本，“耕为衣食之本源，读乃圣贤之根柢”，族长期望子弟通过科举敲开权势和富贵之门，所谓光宗耀祖。与之相反的，娼、优、隶、卒，即娼妓、戏子、衙役、兵士，在当时被人们普遍视为有辱门楣、败坏家声的贱业。如果诗书子弟与从事贱业的人交友，也是要受到责罚的。《红楼梦》中的琪官，本名蒋玉菡，是忠顺亲王府的小旦，贾政听得亲王府的长府官说：“他近日和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自然是又惊又气，宝玉犯了亲近下贱之人的过错。清代唐彪言：“更择良朋切磋夹辅，必不使亲近狡仆损友，导之以声色，并诱其嬉游博奕。如此则子弟之学必有成，庶可谓克尽父兄之责也。”[3]引导孩子择良朋，使之学有所成是父亲之责，“尊府不比别家”，堂堂诗书礼簪的贾府竟教育出这样忤逆纲常的子孙，自然要归咎与父亲的疏于管教。
其二，因为私藏琪官，惹来诉讼，让亲王府的人找上门来，直接暴露了贾政教子无方的弱点，令其颜面尽失，犯了“规避词讼”的禁规。明清时期，“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如湘阴狄氏规定，“凡遇事端自应从中解释，不得播弄是非。倘有不肖子弟惯唆惯怂，滋扰乡邻，一经家长闻知，带祠立予重惩。”[4]宝玉在薛蟠召集的聚会上与琪官结缘，互换汗巾，招致薛蟠嫉妒生怨而在背后挑起事端。贾政当日唤宝玉出来说：“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祸及于我！”可见，贾政这位为父者并不与儿子看做一体，而是怪罪儿子殃及鱼池，惹祸牵连到自己。王府的人登门索人，句句紧逼，这几近是沾了纷争，令自己标榜的端正人品受辱，使家门颜面扫地，用贾政的话说是“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
以上两项是贾政杖责宝玉的主要原因，其他所谓“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的罪名尚不及此，因为富家子孙游手好闲，奢侈无度，吃喝嫖赌的恶习在贾府中司空见惯，贾政平日也从未因这些而大打出手。
三.爱的缺失：子辈反抗专制的根源
在中国家族结构中，父子关系被视为第一种结构关系。在贾府这样的教育方式下，父子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贾政这个“严父”，对宝玉的态度是打和骂，以此捍卫诗书世家中的为父之道，以为这就是“礼”。他冷酷、虚伪，是封建卫道士的代表，却孤独地担负着整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这也是礼教赋予他的责任。宝玉对于父亲的态度是怕和躲：宝玉一听父亲召唤，就吓得“不觉打了个焦雷一般”，“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般，登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只要贾政在场，原本长谈阔论的宝玉就会变的唯唯诺诺，“唬的宝玉忙垂了头”，“吓得战战兢兢的”，“在旁不敢作声”。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控制并非爱，控制固守着人与人心灵无交流隔绝状态的距离，使人感觉到控制者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在使用狡计，并以被控制者个性泯灭为代价。”[5]父亲贾政与儿子的接触全都以斥骂嘲讽展现，而母亲则面对宝玉与金钏的嘻戏，对金钏侮辱掴脸，变成杀死金钏的罪魁祸首。如此被贯之以“严加管教”的名目而对待一个心智正在成长的孩童，不得不说是残忍而冰冷的。在父子关系中得不到关爱和欣赏，宝玉自然转向一个能够伸展自我，自由放浪的地方，例如，从小侍奉他的丫鬟，陪伴其成长的姐妹们，成了弥补其父母之爱的替代者，而脱离家长管束之外的大观园则成为他的自由小王国。
贾宝玉是贾府所选中的唯一合适的“接班人”，这是按照传统惯例为他预设的“角色”。然而他的行为却完全背离了“角色”的规范与家长的期待。[6]在父母那里由于缺乏被认可和鼓励的源泉，使宝玉表现出在父母面前的怯懦。然而，表面的怯懦只是因为尊长的权威。贾宝玉毫不屈服，他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对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仍无悔改之意。当父亲要打他时，他急于寻求保护伞，告知老太太，不过是权宜之计。逃过这顿打，他仍将我行我素。打他的过程中，他“只是呜呜地哭”。而他从痛楚中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不过为那些事，问他作什么！”他对前来看他的黛玉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具体表现在对统治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的虚伪、荒谬和罪恶的本质有着深刻认识，他蔑视教育的死教条，断然拒绝贾府的权威者强迫他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不愿意做死记硬背的八股文章。他追求一种逸出礼教教条的自由生活；争取有爱情的婚姻；同情被压迫的奴婢们的苦难；对他那封建家庭的前途，采取一种坐观成败的消极态度，如此等等。这些是贾政所不能容忍的。[7]
教育史研究可以透过小说中所描写的家庭教育生活的矛盾与冲突，这个特定的文化“窗口”来了解、认识18世纪中叶中国家族教育系统的特征和功能，进而去认识整个中华民族人民的生存命运。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42.
[2]张毕来.漫说红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31.
[3]唐彪.父师善诱法[M].//陈宏谋.五种遗规·养正遗规.光绪二十一年浙江书局本刻本.
[4]转引自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296.
[5][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5.
[6]冯文楼.试释贾宝玉的“人论”[J].东方丛刊，2006（1）：236.
[7]张毕来.漫说红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23.
（作者介绍：于洋，湖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