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余秋雨散文表现的人文精神
2022-06-08
内容摘要：余秋雨散文，追索文化生成的奥秘，感受文化历史的兴衰，有对文化缔造者的由衷的赞礼，又有对文化人命运的关注，体现了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表现了浓郁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文化苦旅》 文化精神 文化意蕴
“人文”，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关怀是作家将人生、社会、艺术现象当做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主义于它们自身历史的递变，表现出对积淀在现象中的历史文化质的追索。“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反思中，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已经是文学创作中的共同认识。余秋雨以现代人文精神为参照系，观照历史事件、历史景观和历史文化风韵，进行历史文化题材的自我内省，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主体关注意识和新的创作趋向，使历史文化题材得到丰富和深入的拓展。在历史文化题材的人文关怀中，探寻中华民族生存的本源，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引发对主体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他的散文《都江堰》中这样写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怎样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残壁断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狂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的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如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潺潺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了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李冰这样的人，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1]
人类特有的禀赋之一是能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想想自己的先辈，体会现在，设想未来。人除了生长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还在人类特有的文化环境中繁育自我的心智和灵魂，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同时，也认同着一种称作“根”的人文生态。人类精神溯源的本性在散文中抒发出情真意切的对历史文化的或褒或贬，抑或继承与弃除的强烈渴望。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和国际交流的日益丰富，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旧城改造，城市拆迁，拆了建，建了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利了一代，害了百代的工程屡见不鲜。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精神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答案。这足以证明他的散文的历史文化意味和极大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更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一面，送给那些想为民造福，为民办实事，但事与愿违，把事情办到极端的人。以史为鉴，那些急功近利者，必将遗臭万年！这是忠告，也是启示，更是作者对世人，对历史文化的最亲切得人文关怀。
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修缮，开发与保护，对废墟的存与毁，抑或开发利用是余秋雨文化散文中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2]“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3]“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中国是穷，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已得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4]“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那个洞窟跟前。”[5]“就这样，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地运到了国外。”[6]“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哪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7]也正是人微言轻，无官无职，一介书生，就算“匹夫有责”，也只好作罢。一味听任王道士之类面对暗乎乎的敦煌壁画“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也算抢救文化遗产。“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就由他们来吞吐了！翻阅余秋雨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关切，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护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作者希望“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走向民族崛起的未来。“废墟不会阻碍街市，妨碍前进”，相反，“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由此，我们看出作者提出的“废墟的留存”，是以全体的生命和无生命和谐共处为理想，批评了工业文明导致人对自然的，对历史古迹的背离和破坏。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把通常是面向过去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情节置身于现代文明精神结构的构成因素方面，因而开拓了历史文化题材人文关怀的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标立了后人审视历史文化、开发历史文化的新境界。
与历史文化题材有天然联系的是关于广泛地传承于民间的关于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化的人文关怀。当前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群体的边缘状态引起了余秋雨先生的密切关注。其中《贵池傩》、《江南小镇》、《笔墨祭》是其中几篇深刻之作。在《贵池傩》一文，从作者对傩戏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为了生存，傩祭傩戏中又相当一部分内容迎合民间的庸俗，但它们的根本生命力还在于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作者沉甸甸的人文追思溢于言表。任何民间艺术都表现出一个民族一方地域环境中一种群体的生存需求，反映着人们对于人世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作者通过贵池傩去发现民间艺术蕴含的人文核心内涵，同时也提出了民间艺术、民族文化有一个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不断改进繁荣的问题。正如作者在《贵池傩》一文中所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摆脱得起点？”[8]
余秋雨散文人文关怀的表现，其深刻之处在于皆以当前人文精神观察历史文物，名胜古迹，民间生活，尤其传统文化结构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巨大裂变和某些民风、民俗及传统生活观念方式的消解。
余秋雨散文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浸润着浓郁的人文情怀。他特别关注人的精神文化存在，并在文化层面上思索人的存在价值。所以，他的散文大多取材于文化胜地、旅游景点和文物掌故。作家在作品中以人物建构的话语重新解释了自然山水，即“我心中的山水并不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9]并于抒写人文山水之中展示了文化人格的深度，凸显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化价值，这是余秋雨散文作品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余秋雨是一位戏剧理论家，在中西方悲剧理论方面造诣颇深，惟其如此，他对悲情山水和废墟中的悲剧人物特别感兴趣。他的散文充盈着对人的苦难和痛苦的深切同情，充盈着对悲剧人物和个体生命痛苦和欢乐的真挚关切。从《文化苦旅》中，我们读出了中国文人性情中的感时伤怀，读出了中国文人命运的悲哀和凄惨，读出了历史的沉重感和沧桑感，而《文化苦旅》带给读者的是作家对文人命运的深入思考。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选材十分典型，作家通过写承德山庄评说清朝的盛衰，通过写“宁古塔”写人对灾难所持的态度，从《脆弱的都城》看到生命的脆弱，由苏东坡想到人在苦难中的成熟与收获。《山居笔记》大多写人的悲剧命运，写文人、名人遭受的苦难。作家从文化的视角剖析了造成文人、名人悲剧命运和现世苦难的原因又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人命运中的悲剧底蕴，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余秋雨文化散文中凝结成的悲剧灵魂，给我们以人格上的深切感动；余秋雨文化散文中贯注的对人类的悲悯情怀，让我们产生心灵的震颤。
关键词：《文化苦旅》 文化精神 文化意蕴
“人文”，意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关怀是作家将人生、社会、艺术现象当做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主义于它们自身历史的递变，表现出对积淀在现象中的历史文化质的追索。“文学不只是给人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愉悦，而是在这种想象的活动反思中，重建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已经是文学创作中的共同认识。余秋雨以现代人文精神为参照系，观照历史事件、历史景观和历史文化风韵，进行历史文化题材的自我内省，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主体关注意识和新的创作趋向，使历史文化题材得到丰富和深入的拓展。在历史文化题材的人文关怀中，探寻中华民族生存的本源，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引发对主体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他的散文《都江堰》中这样写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怎样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残壁断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狂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的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如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潺潺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了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李冰这样的人，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1]
人类特有的禀赋之一是能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想想自己的先辈，体会现在，设想未来。人除了生长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还在人类特有的文化环境中繁育自我的心智和灵魂，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同时，也认同着一种称作“根”的人文生态。人类精神溯源的本性在散文中抒发出情真意切的对历史文化的或褒或贬，抑或继承与弃除的强烈渴望。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和国际交流的日益丰富，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旧城改造，城市拆迁，拆了建，建了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利了一代，害了百代的工程屡见不鲜。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精神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答案。这足以证明他的散文的历史文化意味和极大的历史文化责任感，更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一面，送给那些想为民造福，为民办实事，但事与愿违，把事情办到极端的人。以史为鉴，那些急功近利者，必将遗臭万年！这是忠告，也是启示，更是作者对世人，对历史文化的最亲切得人文关怀。
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修缮，开发与保护，对废墟的存与毁，抑或开发利用是余秋雨文化散文中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2]“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3]“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中国是穷，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已得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4]“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那个洞窟跟前。”[5]“就这样，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地运到了国外。”[6]“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哪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7]也正是人微言轻，无官无职，一介书生，就算“匹夫有责”，也只好作罢。一味听任王道士之类面对暗乎乎的敦煌壁画“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也算抢救文化遗产。“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就由他们来吞吐了！翻阅余秋雨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历史文物，名胜古迹的关切，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护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作者希望“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走向民族崛起的未来。“废墟不会阻碍街市，妨碍前进”，相反，“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由此，我们看出作者提出的“废墟的留存”，是以全体的生命和无生命和谐共处为理想，批评了工业文明导致人对自然的，对历史古迹的背离和破坏。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把通常是面向过去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情节置身于现代文明精神结构的构成因素方面，因而开拓了历史文化题材人文关怀的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标立了后人审视历史文化、开发历史文化的新境界。
与历史文化题材有天然联系的是关于广泛地传承于民间的关于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化的人文关怀。当前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群体的边缘状态引起了余秋雨先生的密切关注。其中《贵池傩》、《江南小镇》、《笔墨祭》是其中几篇深刻之作。在《贵池傩》一文，从作者对傩戏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为了生存，傩祭傩戏中又相当一部分内容迎合民间的庸俗，但它们的根本生命力还在于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作者沉甸甸的人文追思溢于言表。任何民间艺术都表现出一个民族一方地域环境中一种群体的生存需求，反映着人们对于人世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作者通过贵池傩去发现民间艺术蕴含的人文核心内涵，同时也提出了民间艺术、民族文化有一个与时俱进、自主创新，不断改进繁荣的问题。正如作者在《贵池傩》一文中所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摆脱得起点？”[8]
余秋雨散文人文关怀的表现，其深刻之处在于皆以当前人文精神观察历史文物，名胜古迹，民间生活，尤其传统文化结构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巨大裂变和某些民风、民俗及传统生活观念方式的消解。
余秋雨散文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浸润着浓郁的人文情怀。他特别关注人的精神文化存在，并在文化层面上思索人的存在价值。所以，他的散文大多取材于文化胜地、旅游景点和文物掌故。作家在作品中以人物建构的话语重新解释了自然山水，即“我心中的山水并不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9]并于抒写人文山水之中展示了文化人格的深度，凸显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化价值，这是余秋雨散文作品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余秋雨是一位戏剧理论家，在中西方悲剧理论方面造诣颇深，惟其如此，他对悲情山水和废墟中的悲剧人物特别感兴趣。他的散文充盈着对人的苦难和痛苦的深切同情，充盈着对悲剧人物和个体生命痛苦和欢乐的真挚关切。从《文化苦旅》中，我们读出了中国文人性情中的感时伤怀，读出了中国文人命运的悲哀和凄惨，读出了历史的沉重感和沧桑感，而《文化苦旅》带给读者的是作家对文人命运的深入思考。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选材十分典型，作家通过写承德山庄评说清朝的盛衰，通过写“宁古塔”写人对灾难所持的态度，从《脆弱的都城》看到生命的脆弱，由苏东坡想到人在苦难中的成熟与收获。《山居笔记》大多写人的悲剧命运，写文人、名人遭受的苦难。作家从文化的视角剖析了造成文人、名人悲剧命运和现世苦难的原因又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人命运中的悲剧底蕴，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余秋雨文化散文中凝结成的悲剧灵魂，给我们以人格上的深切感动；余秋雨文化散文中贯注的对人类的悲悯情怀，让我们产生心灵的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