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反乌托邦电影的审美特征
2022-06-08
[摘要]目前，在反乌托邦电影中成就较高的当属美国电影，除了电影产业本身的领先优势以外，这主要是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反乌托邦”是一个较为“安全”的题材。在国内影坛还缺乏类似的电影，这其中固然有创作大环境的审查管控问题，也有电影人对乌托邦电影了解不够深入的原因。对当代美国反乌托邦电影中所包含的审美特征，有必要给予一定关注。文章从科幻性审美、哥特意味、暴力美学三方面，解读当代美国反乌托邦电影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美国电影;反乌托邦;审美特征
“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原本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提出来的以有意站在“乌托邦”对立面的概念。[1]与乌托邦所设想的在完善的世界中，人们的政治、科技等领域高度发达，整个世界基本上摆脱了战争、饥饿和暴政的困扰，每一个个体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空间不同，在反乌托邦的概念中，人依然在制造着贫困与极权，人工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帮助人们摆脱各种各样的灾难。针对人们在现实中目睹的种种悲剧，反乌托邦文学与电影也应运而生。反乌托邦电影往往表现的是在未来社会中，人们面临道德沦丧、阶级压迫、人为高科技所异化等问题。而目前在反乌托邦电影中成就较高的当属美国电影，除了电影产业本身的领先优势以外，这主要是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反乌托邦”是一个较为“安全”的题材。因为在现实层面上，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在未来极权主义也很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这种对极权主义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反而使得美国人更加热衷于拍摄反乌托邦电影，在一个虚幻性较强的世界中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想象力与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目前，在国内影坛上，还缺乏类似的电影，这其中固然有创作大环境的审查管控问题，也有电影人对乌托邦电影依然了解不够深入的原因。因此，对于当代美国反乌托邦电影中所包含的审美特征，有必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一、反乌托邦电影的科幻性审美
科学幻想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它介于可能与不可能、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在基于接受者认知的基础上生发最终超越人们的认知。[2]反乌托邦电影都是立足于未来的，而人们对于未来的最直接想象，便是科学技术相较于现在水平的高度发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与纯粹的科幻电影不同，这些高科技元素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科幻尽管在反乌托邦电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其作用仅限于给观众提供一个叙事背景和框架，观众并不需要探究其中的科技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而是应该关注当人面临科技的困扰时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
科技是反乌托邦电影中极权政府用来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如在科特·维莫执导的《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2002）中，在几乎毁灭了世界的核战争之后，政府通过一种名叫Prozium的药物来对居民们进行精神控制。药物的强效作用足够使所有人变成政府需要的行尸走肉，浑浑噩噩地生活在政府规定的“秩序”中。这种药物能够让服用者失去感觉，失去应有的七情六欲。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法规是十分荒谬的，人们不仅不能欣赏艺术品、工艺品，不能阅读“违禁”书籍，甚至也不能感到欢喜、悲伤和愤怒。因此，在电影中，观众基本上看不到监控摄像头，因为居民们已经在药物的影响下进行了自我控制，甚至还会轻易地告发他人。而一旦有居民敢于触犯这种严苛的法律，就会有政府军事部门高级官员找上门来，将这些违法者毫不留情地杀死。主人公约翰·普雷斯顿和同事布兰特、艾洛·帕特杰就是这样的秘密警察。然而这种药物虽然功效惊人，可一旦停药，人们就会迅速地恢复感情、理想甚至追求，当人们有了对自由的渴望后，政府的统治就会岌岌可危。与之类似的，在《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2012）中，举办让青年男女自相残杀比赛的开皮特统治者拥有各式各样的先进技术，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监控各个“贡品代表”的厮杀过程，还能够瞬间给他们制造重重障碍，以满足空虚无聊的观众的娱乐需求等。
科技还有可能使人类遭到反噬的厄运，简而言之，在这一类反乌托邦电影中，科技是人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典型产物。例如，在《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人类原本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了机器人，然而机器人在智能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除了在创造性方面还有点欠缺之外（因为机器人的逻辑是严格地遵循逻辑运算，不能像人类一样展开非逻辑的、跳跃性的想法），基本上都能靠利用人类已有的理论和技术将人类打败。于是机器人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彻底摆脱人类影响的机器文明，设立了能够榨取人类创新意识的矩阵。而人类，如网络黑客尼奥、崔妮蒂、墨菲斯等人就被困在这个矩阵之中，自以为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现实社会，而实际上不过是机器人们饲养的动物，机器对人类实现了反客为主的控制。与之类似的还有《星河战队》（1997）、《疯狂轮滑》（1975）等，在这一类电影中，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福祉，反而是深重的灾难。这一类反乌托邦电影正是对人类不顾后果地滥用、开发科技的警醒。
二、反乌托邦电影的哥特意味
在反乌托邦电影中，由于必须给观众浓墨重彩地制造恐怖观感，因此电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哥特美学意味。哥特（Goth）原本指的是曾经征服了西罗马帝国的条顿族哥特部落，在文艺复兴后由于思想家们对其统治下整个黑暗文明的排斥，哥特一词逐渐成为落后、野蛮、骇人听闻的同义词。[3]反乌托邦电影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大力发扬哥特传统，让观众目睹离奇怪异的事件中人们受到的种种折磨。有必要指出的是，与哥特电影往往热衷于表现以中世纪为代表的“过去”不同，反乌托邦电影一直是有着鲜明的立足未来的特点的。这二者并不矛盾，反乌托邦电影中给观众制造的恐惧并不依赖于早期哥特电影中的阴森荒郊、恐怖古堡等较为肤浅的元素，而是直接取材于人的暴力、乱伦、禁闭等行为，直指人畸形变态的内心，或是将人所恐惧的超自然生物、现象等惟妙惟肖地展现给观众。这些元素都是可以跨时代存在的。
如在《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The Hunger Games： Catching Fire，2013）中，观众可以由游戏设计师与总统之间的对话得知，这场游戏表面上看是为了给所谓的上层社会提供娱乐，但是统治者的真正意图是希望依靠这一搏杀来操纵民众的思想：首先是让民众接受弱肉强食、杀戮无罪的丛林法则;其次是让原本应该是国家未来的青少年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换言之，当这场游戏以斗兽场的方式囚禁数十个青少年时，游戏背后的规则囚禁的则是几乎全国的适龄青少年，如女主人公凯特尼斯就是为了妹妹免于恐惧而应征的;最后，统治者们妄图通过这一杀戮游戏将民众对物质紧缺的不满转移到革命者身上来，从而为自己镇压革命者获得合法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观众在观看凯特尼斯等人在游戏中的疲于奔命，一部分参赛的青少年已经出现了心理变态的行为（如虐杀敌人）时，就会为其感到莫大的悲哀。 又如，在韦斯·鲍尔执导的《移动迷宫》（The Maze Runner，2014）中，就有很明显的借鉴哥特作品的地方。美国电影史上重要的哥特代表作如吸血鬼系列电影、弗兰肯斯坦系列电影等都是利用了人对怪兽的恐惧，这些电影中的吸血鬼、怪物等能让观众感到诡异、阴森。而在《移动迷宫》中，主人公男孩托马斯一觉醒来被置于一个称为“林间空地”的地方，四周有高大的石头墙包围，而石墙之外便是一群巨大的怪兽，这些怪兽还会进来袭击迷宫内的少年们。但是这些怪物仍然能够在主人公的努力之下将其杀死。托马斯就曾和小伙伴米诺一起利用迷宫的形态变化将一只名叫“伤心者”的怪兽夹死，并从怪兽体内找到一个后来帮助他们找到出口的电子装置。
三、反乌托邦电影的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的概念实际上比反乌托邦电影起源要晚，但这并不意味着反乌托邦电影中不存在外在形式上的暴力美。暴力行为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对于暴力的恐惧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反乌托邦电影中设置的未来的混乱社会主要是着眼在暴力上实现的。尤其是城市暴力行为，更是一批反乌托邦电影热衷表现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反乌托邦电影中，采取令人难受、恶心或刺激的暴力行径，如打斗、枪战等举动的，并不仅仅有电影中的反面人物，电影中反抗强权的正义一方也往往会拿起暴力的武器。这也正是与暴力美学的宗旨相契合的。在暴力美学中，导演讲究如何让暴力给观众带来快感，或是外观上的美丽炫目，或是目的上的大快人心。[4]当反乌托邦电影中由观众认可的正面人物掌握暴力时，观众无疑是会欣赏这种杀戮、打斗行为的。而另一方面，暴力美学所秉持的审美态度是游戏性的，以“暴力美学”著称的电影往往是脱离教化任务的，这却与主题深沉的反乌托邦电影有着某种微妙的区别，暴力美学所蕴含的轻松感会在某种程度上冲淡电影的沉重感。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2005）。在电影中，神秘男子V可以说以一己之躯对抗着整个英国社会的极权统治，用各种暴力手段来瓦解着以暴君、独裁者苏特勒为首的荒唐统治阶层，直到电影的最后，V才通过用邮递面具和炸毁伦敦标志性建筑国会大厦的行动成立了反政府的地下组织。在此之前，V只能孤军奋战，电影的女主人公艾薇对V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在电影中，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阴郁的，英国政府专门打击几类人：同性恋者、异教徒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艾薇的父母便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而丧生，而V本人也因为同性恋被打入死牢，并被用来做活体实验。然而，也正是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意外地给V增加了力量、敏捷度与击打的准确度，使他在出狱之后能够凭借一身本领报仇。当国家用暴力来镇压人民时，V则用暴力作为回击，用自己的双手展开令统治者不寒而栗的杀戮，如闯入电视台，杀死曾经给自己注射药物的医生，甚至在地铁中装满了炸药，等等。对于观众而言，这样的暴力行为只会让人觉得大快人心、热血沸腾。在电影的最后，V遭到了政府军警的包围，对方荷枪实弹，而V只有飞刀。对于已经习惯于V无所不能的观众来说，此时尽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观众并不会太为V的安危而感到担忧，这正是源于在暴力美学中，娱乐化的态度弱化了电影应有的社会功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暴力画面都具有非理性的特点。确实，在后来的打斗中，V顶过了军警们的一轮枪林弹雨，在对方将子弹全部射完之后才拔刀回击，干脆利落地将对方全部杀死。观众在为V凌厉优雅、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刀姿势而感到赞叹时，电影又重新体现了它的道德、教化功能：V从衣服下掏出鲜血淋漓的钢板，气息奄奄地死去。电影借用暴力美学制造美感与风格的外壳，但是始终没有忘记电影所要传达的精神与诉求：面具下不是一张脸，而是一种精神，精神是杀不死的。反过来说，V的反抗精神固然永存，但是他也是会死于暴力之下的。电影的悲剧性由此传达出来。
综上，在反乌托邦电影中，观众被直接抛到了一个未来的、陌生的世界中，反乌托邦电影在这个世界中不断为观众展示着科技带来的震撼力量，具有哥特风格的人性阴暗面以及暴力美学，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即使未来经济、物质高度繁荣，人们也有可能陷入残暴、极权的统治中，被奴役或是被杀戮，从而促使观众在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心态下反思人类未来的发展。尽管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人们可以在未来寻找到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降临之前，反乌托邦思想必然还有着其存续的基础，而反乌托邦电影也将继续为人类展现着种种残酷之美。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代写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 欧翔英.乌托邦、反乌托邦、恶托邦及科幻小说[J].世界文学评论，2009（02）.
[2] 张东林.科幻电影：在幻象与本体之间[J].电影艺术，1994（01）.
[3] 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1（02）.
[4] 郝建.“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04）.
[关键词]美国电影;反乌托邦;审美特征
“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原本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提出来的以有意站在“乌托邦”对立面的概念。[1]与乌托邦所设想的在完善的世界中，人们的政治、科技等领域高度发达，整个世界基本上摆脱了战争、饥饿和暴政的困扰，每一个个体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空间不同，在反乌托邦的概念中，人依然在制造着贫困与极权，人工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帮助人们摆脱各种各样的灾难。针对人们在现实中目睹的种种悲剧，反乌托邦文学与电影也应运而生。反乌托邦电影往往表现的是在未来社会中，人们面临道德沦丧、阶级压迫、人为高科技所异化等问题。而目前在反乌托邦电影中成就较高的当属美国电影，除了电影产业本身的领先优势以外，这主要是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反乌托邦”是一个较为“安全”的题材。因为在现实层面上，民主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在未来极权主义也很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这种对极权主义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反而使得美国人更加热衷于拍摄反乌托邦电影，在一个虚幻性较强的世界中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想象力与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目前，在国内影坛上，还缺乏类似的电影，这其中固然有创作大环境的审查管控问题，也有电影人对乌托邦电影依然了解不够深入的原因。因此，对于当代美国反乌托邦电影中所包含的审美特征，有必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一、反乌托邦电影的科幻性审美
科学幻想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它介于可能与不可能、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在基于接受者认知的基础上生发最终超越人们的认知。[2]反乌托邦电影都是立足于未来的，而人们对于未来的最直接想象，便是科学技术相较于现在水平的高度发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与纯粹的科幻电影不同，这些高科技元素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科幻尽管在反乌托邦电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其作用仅限于给观众提供一个叙事背景和框架，观众并不需要探究其中的科技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而是应该关注当人面临科技的困扰时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
科技是反乌托邦电影中极权政府用来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如在科特·维莫执导的《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2002）中，在几乎毁灭了世界的核战争之后，政府通过一种名叫Prozium的药物来对居民们进行精神控制。药物的强效作用足够使所有人变成政府需要的行尸走肉，浑浑噩噩地生活在政府规定的“秩序”中。这种药物能够让服用者失去感觉，失去应有的七情六欲。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法规是十分荒谬的，人们不仅不能欣赏艺术品、工艺品，不能阅读“违禁”书籍，甚至也不能感到欢喜、悲伤和愤怒。因此，在电影中，观众基本上看不到监控摄像头，因为居民们已经在药物的影响下进行了自我控制，甚至还会轻易地告发他人。而一旦有居民敢于触犯这种严苛的法律，就会有政府军事部门高级官员找上门来，将这些违法者毫不留情地杀死。主人公约翰·普雷斯顿和同事布兰特、艾洛·帕特杰就是这样的秘密警察。然而这种药物虽然功效惊人，可一旦停药，人们就会迅速地恢复感情、理想甚至追求，当人们有了对自由的渴望后，政府的统治就会岌岌可危。与之类似的，在《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2012）中，举办让青年男女自相残杀比赛的开皮特统治者拥有各式各样的先进技术，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监控各个“贡品代表”的厮杀过程，还能够瞬间给他们制造重重障碍，以满足空虚无聊的观众的娱乐需求等。
科技还有可能使人类遭到反噬的厄运，简而言之，在这一类反乌托邦电影中，科技是人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典型产物。例如，在《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人类原本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了机器人，然而机器人在智能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除了在创造性方面还有点欠缺之外（因为机器人的逻辑是严格地遵循逻辑运算，不能像人类一样展开非逻辑的、跳跃性的想法），基本上都能靠利用人类已有的理论和技术将人类打败。于是机器人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彻底摆脱人类影响的机器文明，设立了能够榨取人类创新意识的矩阵。而人类，如网络黑客尼奥、崔妮蒂、墨菲斯等人就被困在这个矩阵之中，自以为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现实社会，而实际上不过是机器人们饲养的动物，机器对人类实现了反客为主的控制。与之类似的还有《星河战队》（1997）、《疯狂轮滑》（1975）等，在这一类电影中，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福祉，反而是深重的灾难。这一类反乌托邦电影正是对人类不顾后果地滥用、开发科技的警醒。
二、反乌托邦电影的哥特意味
在反乌托邦电影中，由于必须给观众浓墨重彩地制造恐怖观感，因此电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哥特美学意味。哥特（Goth）原本指的是曾经征服了西罗马帝国的条顿族哥特部落，在文艺复兴后由于思想家们对其统治下整个黑暗文明的排斥，哥特一词逐渐成为落后、野蛮、骇人听闻的同义词。[3]反乌托邦电影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大力发扬哥特传统，让观众目睹离奇怪异的事件中人们受到的种种折磨。有必要指出的是，与哥特电影往往热衷于表现以中世纪为代表的“过去”不同，反乌托邦电影一直是有着鲜明的立足未来的特点的。这二者并不矛盾，反乌托邦电影中给观众制造的恐惧并不依赖于早期哥特电影中的阴森荒郊、恐怖古堡等较为肤浅的元素，而是直接取材于人的暴力、乱伦、禁闭等行为，直指人畸形变态的内心，或是将人所恐惧的超自然生物、现象等惟妙惟肖地展现给观众。这些元素都是可以跨时代存在的。
如在《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The Hunger Games： Catching Fire，2013）中，观众可以由游戏设计师与总统之间的对话得知，这场游戏表面上看是为了给所谓的上层社会提供娱乐，但是统治者的真正意图是希望依靠这一搏杀来操纵民众的思想：首先是让民众接受弱肉强食、杀戮无罪的丛林法则;其次是让原本应该是国家未来的青少年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换言之，当这场游戏以斗兽场的方式囚禁数十个青少年时，游戏背后的规则囚禁的则是几乎全国的适龄青少年，如女主人公凯特尼斯就是为了妹妹免于恐惧而应征的;最后，统治者们妄图通过这一杀戮游戏将民众对物质紧缺的不满转移到革命者身上来，从而为自己镇压革命者获得合法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观众在观看凯特尼斯等人在游戏中的疲于奔命，一部分参赛的青少年已经出现了心理变态的行为（如虐杀敌人）时，就会为其感到莫大的悲哀。 又如，在韦斯·鲍尔执导的《移动迷宫》（The Maze Runner，2014）中，就有很明显的借鉴哥特作品的地方。美国电影史上重要的哥特代表作如吸血鬼系列电影、弗兰肯斯坦系列电影等都是利用了人对怪兽的恐惧，这些电影中的吸血鬼、怪物等能让观众感到诡异、阴森。而在《移动迷宫》中，主人公男孩托马斯一觉醒来被置于一个称为“林间空地”的地方，四周有高大的石头墙包围，而石墙之外便是一群巨大的怪兽，这些怪兽还会进来袭击迷宫内的少年们。但是这些怪物仍然能够在主人公的努力之下将其杀死。托马斯就曾和小伙伴米诺一起利用迷宫的形态变化将一只名叫“伤心者”的怪兽夹死，并从怪兽体内找到一个后来帮助他们找到出口的电子装置。
三、反乌托邦电影的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的概念实际上比反乌托邦电影起源要晚，但这并不意味着反乌托邦电影中不存在外在形式上的暴力美。暴力行为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对于暴力的恐惧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反乌托邦电影中设置的未来的混乱社会主要是着眼在暴力上实现的。尤其是城市暴力行为，更是一批反乌托邦电影热衷表现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反乌托邦电影中，采取令人难受、恶心或刺激的暴力行径，如打斗、枪战等举动的，并不仅仅有电影中的反面人物，电影中反抗强权的正义一方也往往会拿起暴力的武器。这也正是与暴力美学的宗旨相契合的。在暴力美学中，导演讲究如何让暴力给观众带来快感，或是外观上的美丽炫目，或是目的上的大快人心。[4]当反乌托邦电影中由观众认可的正面人物掌握暴力时，观众无疑是会欣赏这种杀戮、打斗行为的。而另一方面，暴力美学所秉持的审美态度是游戏性的，以“暴力美学”著称的电影往往是脱离教化任务的，这却与主题深沉的反乌托邦电影有着某种微妙的区别，暴力美学所蕴含的轻松感会在某种程度上冲淡电影的沉重感。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2005）。在电影中，神秘男子V可以说以一己之躯对抗着整个英国社会的极权统治，用各种暴力手段来瓦解着以暴君、独裁者苏特勒为首的荒唐统治阶层，直到电影的最后，V才通过用邮递面具和炸毁伦敦标志性建筑国会大厦的行动成立了反政府的地下组织。在此之前，V只能孤军奋战，电影的女主人公艾薇对V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在电影中，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阴郁的，英国政府专门打击几类人：同性恋者、异教徒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艾薇的父母便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而丧生，而V本人也因为同性恋被打入死牢，并被用来做活体实验。然而，也正是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意外地给V增加了力量、敏捷度与击打的准确度，使他在出狱之后能够凭借一身本领报仇。当国家用暴力来镇压人民时，V则用暴力作为回击，用自己的双手展开令统治者不寒而栗的杀戮，如闯入电视台，杀死曾经给自己注射药物的医生，甚至在地铁中装满了炸药，等等。对于观众而言，这样的暴力行为只会让人觉得大快人心、热血沸腾。在电影的最后，V遭到了政府军警的包围，对方荷枪实弹，而V只有飞刀。对于已经习惯于V无所不能的观众来说，此时尽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观众并不会太为V的安危而感到担忧，这正是源于在暴力美学中，娱乐化的态度弱化了电影应有的社会功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暴力画面都具有非理性的特点。确实，在后来的打斗中，V顶过了军警们的一轮枪林弹雨，在对方将子弹全部射完之后才拔刀回击，干脆利落地将对方全部杀死。观众在为V凌厉优雅、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刀姿势而感到赞叹时，电影又重新体现了它的道德、教化功能：V从衣服下掏出鲜血淋漓的钢板，气息奄奄地死去。电影借用暴力美学制造美感与风格的外壳，但是始终没有忘记电影所要传达的精神与诉求：面具下不是一张脸，而是一种精神，精神是杀不死的。反过来说，V的反抗精神固然永存，但是他也是会死于暴力之下的。电影的悲剧性由此传达出来。
综上，在反乌托邦电影中，观众被直接抛到了一个未来的、陌生的世界中，反乌托邦电影在这个世界中不断为观众展示着科技带来的震撼力量，具有哥特风格的人性阴暗面以及暴力美学，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即使未来经济、物质高度繁荣，人们也有可能陷入残暴、极权的统治中，被奴役或是被杀戮，从而促使观众在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心态下反思人类未来的发展。尽管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人们可以在未来寻找到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降临之前，反乌托邦思想必然还有着其存续的基础，而反乌托邦电影也将继续为人类展现着种种残酷之美。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代写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 欧翔英.乌托邦、反乌托邦、恶托邦及科幻小说[J].世界文学评论，2009（02）.
[2] 张东林.科幻电影：在幻象与本体之间[J].电影艺术，1994（01）.
[3] 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1（02）.
[4] 郝建.“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