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教育学的生存逻辑

　　摘要：当前高等教育学的生存性危机为反思其生存逻辑提供了契机。高等教育学作为应用科学的属性决定了它需要服务高等教育实践、彰显学科功用，但从内修与外治的关系而言，其首要任务是提高自身的学科实力与水平，以证明学科的专业性，并在“双一流”建设的多学科博弈中生存下来。然而，作为研究高等教育的专门学科，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实力、人才培养水平等方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专业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研究及成果与自身实践的疏离，而知行统一随之成为高等教育学的内修之道，即高等教育学一方面以自身的高等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解决本学科发展与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积累和丰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运用到本学科一系列工作中，推进本学科的改革与发展，同时又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完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生存危机；生存逻辑；应用科学；知行统一

　　作者：张晓报，易红郡

　　相比其他学科，高等教育学①还非常年轻，似乎还远远没有到反思生存逻辑的时候，然而从近几年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南开大学、中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山东大学等我国一批重点大学，纷纷对教育学院或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心）进行裁、撤、并来看，高等教育学正在失去学科建设赖以存在的组织基础，而当作为学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学消亡之后，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因此，当前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发展性危机，而是关系到高等教育学生死存亡的生存性危机[1]。这种生存性危机令我们不得不反思其生存逻辑，探讨其生存之道。

　　一、彰显功用：服务高等教育实践

　　基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高等教育学应树立“有为才有位”的建设理念，通过有为即展现服务高等教育实践的功用来争取本学科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湖南师范大学从一所省属师范学院发展为国家“211工程”大学，就与张楚廷校长主政时期所运用的“有为才有位”办学方略密不可分[2]。这一方略适用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对一个学科的生存和发展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高等教育学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

　　对学科性质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学科使命与任务的认识，而后者又直接影响到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当前高等教育学之所以会面临生存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学科性质认识不清：“传统高教研究集中于宏观领域，把自身局限于普通学科，对高校发展关注不足，致使高等教育学的功用难以彰显，并使自身发展陷入困境。”[3]因此，高等教育学要摆脱生存困境，首先应正确认识自身的学科性质。对此，潘懋元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4]。作为“应用性的社会科学”①，高等教育学如果不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不投入到实践中，仅是纯思辨，就不符合学科的性质，这一学科就很难有新的发展[4]。而他最初创建高等教育学的主要原因也在于，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不能以研究中小学教育的“教育学”理论来指导高等教育实践[5]。可见，高等教育学从创立的背景来看就是为了研究高等教育问题，服务高等教育实践，失去了这一宗旨就背离了初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进一步来说，与其他很多应用科学不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实践对象是高度同一的，即专门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高等教育学本身也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并直接在从事高等教育的相关工作。这种特性要求高等教育学要充分做好自身的工作，树立学科的专业性。唯有如此，高等教育学作为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去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时才有说服力，否则就难以让人信服，甚至为人所不屑。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在大学诸多学科的博弈中面临生存危机，从而失去“应用”的机会。换而言之，做好自身工作是高等教育学作为应用科学彰显功用的一个重要前提。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学应对自身的学科属性尤其是其中的“应用性”有全面的认识，而不能将“应用”仅仅理解为指导自身之外的高等教育实践。

　　（二）服务高等教育实践对学科生存的意义

　　大学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主体，而其内部的高等教育学科组织又是高等教育学科建制的主体。据《中国学位授予单位名册（2006年版）》统计，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16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90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6]，这些学位授权点无一例外都在大学。很明显，如果大学“阵地”丢失，整个高等教育学科势必面临有“名”无“实”的境地，这对学科发展而言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是否能够维持高等教育学在大学内的制度性生存至关重要。虽然有的大学的教育学科裁撤后又得以恢复，如兰州大学2018年6月中旬又重新组建了高等教育研究院，但如果不解决背后的根源，高等教育学的生存危机无法随之消失，甚至学科组织撤销的历史事件会再度重演。

　　那么，如何才能维持高等教育学在大学内的制度性生存？这就需要找到影响其生存的因素。从大学管理者的角度而言，是否保留高等教育学科组织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学科体量；学科实力和水平（包括人才培养水平）；对大学发展是否起到有力的服务作用。从现实情况看，高等教育学科乃至教育学科在综合性大学的规模一般都较小，从体量上并不占据优势。单从这个意义而言，取消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组织设置对学校而言冲击较小。因此，高等教育学科组织能否在大学多学科的博弈中生存下来，将主要取决于其他两个因素。

　　在这两个因素当中，服务大学发展对高等教育学的生存至关重要。事实上，当初设立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心）等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一个初衷就在于针对本校问题开展研究，促进大学改革与发展。比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作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立之时制定的目标就是：“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校教改问题，为学校服务，推动学校发展。”[7](P157)进一步来说，这也是该学科及其组织在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潘懋元教授所说：“既然成立了研究室，就要搞点像样的东西，如果不搞点像样的东西，不搞点对学校有用的东西，人家就会有话说，我们也不会得到承认或受到重视，也就不能在学校站住脚。”[7](P157)然而，当前很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已经渐渐偏离了这个方向，变成了进行宏观的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8]（P4-6），所在大学自身的问题逐渐淡出了研究视野，当初高等教育研究兴起的重要动因——“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们自己”[9]也随之变成了“高等教育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所在的大学”。正因为对所在大学本身的发展、管理没有提供必要的服务，所以现在有不少大学的管理者对本校设置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不满意[8]（P4-6）。可以预见，当高等教育学既没有在一所大学的众多学科中表现出优秀和拔尖，为大学贡献一个优势学科，也没有表现出对本大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服务作用，那么对讲究实用的大学管理者而言，这样的学科必然是可有可无的。

　　（三）服务高等教育实践的两大指向

　　高等教育学要彰显功用，维持和发展高等教育学的“位”（即制度性生存），就需要树立“有为”的理念，积极发挥对高等教育实践的服务作用。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学服务高等教育实践有两大指向：

　　首先，服务所在大学的发展。这既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纷纷设立教育研究机构的初衷，也是当前高等教育学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一环。正如王洪才教授所言，如果高等教育学能为所在大学的科学发展规划、教育政策、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管理队伍培训、教师专业发展等工作提供一系列建议、支持或服务，还会有生存之虞吗[10]？因此，高等教育学需要回归初心，将所在大学纳入视域，积极关心本校的发展现状，主动研究本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大学管理与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终日闲晃的阿不都·列宁阿不尼兹与付江录相识后，付江录帮他买车，为他联系工程，使他年收入达11万元。买买提·尼牙孜在付江录的帮助下，干了跑运输的工作，年收入8万元。克然木·买买提同样是在付江录的帮助下找到工作，2013年他年收入近10万元。这些维吾尔族兄弟的名字和付江录紧紧连在一起，他们都是付江录和家人无私帮助过的亲人。

　　二、完善其身：提升学科实力与水平

　　从“有为才有位”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学固然要发挥对高等教育实践的服务作用，但从内修与外治的关系而言，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先善其身”，做好、做强本学科的教学、科研等工作，提升学科实力与水平，以证明自身的专业性，并在“双一流”建设的多学科博弈中生存下来。

　　（一）学科实力与水平对学科生存的影响

　　学科实力和水平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某一个学科实力和水平如何，不仅影响大学的发展，而且影响自身的生存。这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大学教育质量和水平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学科水平的竞争[12]。于是，大学为了进入“双一流”行列，往往通过学科布局和优化来提升学科影响力，而大学的学科发展主要聚焦在如何“做大、做强”上，那些非优势、非特色学科往往成为战略“牺牲品”[13]。而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进行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区分优势学科与非优势学科的作用，那些表现欠佳的学科无疑将进入大学学科调整与优化的视野当中。

　　因此，高等教育学应努力提升自身的学科实力与水平。在这方面，王沪宁教授曾针对复旦大学法学院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办院原则——“学术立院”，即一个学院能否立住，十分关键的就是学术地位如何，学术有没有坚实的根基，在国内甚至国外有没有影响[14]（P198）。很明显，当一个学科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非常有影响力，在校内就有较高的地位，随之也就远离了生存危机。对高等教育学而言，我们自然而然能够想到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大学，这些大学的相关学科组织之所以未被撤销，就在于具有优势和特色，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的院校研究、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以及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等。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实力与水平的现状

　　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包括确立了稳定的学科地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集群，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力作，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等[15]（P1-7），但目前仍存在公认的学科范式缺乏[15]（P41）、理论研究与成果应用脱节、研究规范和质量有待加强、依附与西化倾向显著、方法异化与语言魅化及研究精神失落等诸多问题[16]。如在学科范式上，任何学科发展都应有一个公认的学科范式，因为这是学科内部相互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至今还没有确立起自己的方法论，也没有出现系统阐述本学科价值、方法和基本问题的典范著作[15]（P1-7）。再如在研究规范方面，高等教育研究不规范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以致于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可信度、解释力都还无法为学术界高度认可。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缺乏专业的严肃性，不重视基本、核心概念界定，基本理论掌握不足，常发生常识混淆和错误；方法论意识淡薄，对研究范式和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缺乏科学性，且运用不够合理和熟练；文献综述未获重视，导致选题和研究重复；学术失范，如引文不当、剽窃、篡改或空造数据等[16]。由以上问题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还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距离一个成熟的学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人才培养上，不少高等教育学学位授权点都存在培养目标模糊、选修课程有限、导师指导不足、实践训练缺乏等一系列问题[17]，以致于出现了人才培养方案制定需要由学校另外派专家进行指导和纠正的现象，出现了研究教育却不懂教育、不善教育的矛盾，也因此受到学界、学子以及所在大学管理层的质疑。如某项质性研究显示，某校高等教育学研究生的学习是“糊弄”“沉默”“放羊”的状态。很多研究生只是在大学里走马观花地走一遭，始终没有进入真正的科研训练，更谈不上通过科研实现“自我人格的历练与超越”[18]。这既与学生自身的原因有关，也与高等教育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不高有关。显然，这不是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学应该犯的错误。

　　（三）提升学科实力与水平必须转变思路

　　面对难以服众的现状，高等教育学亟待提升实力与水平，而这迫切需要发展思路的转变，即“内修”而后方能“外治”（服务高等教育实践）。无论是人，还是一个学科，首要的是“善其身”，这样才有足够的“外治”能力以及说服力。以人才培养为例，王沪宁教授曾说：“学生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我们系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出最好的学生，这样这个系才能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声。”[14]（P39）对专门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高等教育学而言，其在学生培养上势必更要做到这一点，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其他学科才能相信高等教育学在人才培养研究方面的专业性，也才可能主动寻求、借鉴和吸收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首先要做到的是，以自身的“实绩”服人，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做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榜样和模范，以此来证明高等教育学的专业性。

　　发展思路转变的另一个要义是将关注点回归自身。早在1969年，铂金（Perkin，H.J.）就揭露了大众对于大学的另一项指责：“它们准备对一切进行改革而不去准备改革它们自己。”[9]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学当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经常针对宏观的高等教育问题呼吁改革、提出建议，却有意或无意间忽视了自身的改革。这也导致现在很多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在本校没有存在感和影响力，甚至连本机构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都没有做得足够好。试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遑论服务高等教育实践，又何谈校方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视？对此，潘懋元教授曾经批评道：“坐而论道实际上既无助于理论联系实际，也无助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19]因此，高等教育学亟待将视角回归自身，先内修自身而后再谋治平。

　　三、知行统一：高等教育学内修之道

　　从现实看，高等教育学虽然以高等教育为专门研究对象，但并不必然就有一流的“高等教育”水平。相反，不少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科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与其学科特性相符的专业性。从根本上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知行分离，即高等教育研究及成果与自身高等教育实践的分别与疏离。因此，高等教育学欲“先善其身”，亟待将知行统一起来。

　　（一）高等教育学知行统一的双重意蕴

　　所谓知行统一，是指认识、知识与行动、实践的统一。对高等教育学而言，就是指高等教育研究及成果与自身高等教育实践的统一。它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学以自身的高等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解决本学科发展与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积累和丰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表现为积极将高等教育研究取得的成果运用到本学科的一系列工作中，推进本学科的改革与发展，同时又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完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向纵深推进。就知行统一的根本目的而言，是努力发挥高等教育研究对本学科的促进作用，推动本学科实力与水平的提升，从而实现先善其身、先保其身的结果，并进而实现服务高等教育实践的理想。

　　可以预想，当高等教育学具备知行统一的品质和习惯时，它将首先关注自身的教育教学、师资建设、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而不是一味想着服务高等教育实践，因此将直接有助于自身境况的改善。与此同时，它不仅将在实践基础上取得高质量的认识成果，从而证明自身的学术水平，而且因为其理论是真正建立在自身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了运用和检验，所以会增加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尤其是中观和微观高等教育实践的实际能力，从而增强自身的专业自信，也不再受他人“只会纸上谈兵”的诟病。可见，如果高等教育学能够做到知行统一，它不仅善于言，而且敏于行，这样的学科其实力与水平自然不会差。

　　（二）高等教育学知行统一的必要与可能

　　从必要性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学之所以没有在人才培养水平等方面表现出比较性优势，除了缺乏将知转化为行的意识和能力之外，还与研究取向密切相关。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往往侧重于宏观的理论研究，而对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微观研究重视不够[20]，而且这种不够不只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微观研究不够，还包括对自身的微观研究不够，如怎么克服高等教育学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惯性、针对应用型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进行课程设计。然而，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有赖于宏观的高等教育研究确定价值，指明方向；而宏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只有通过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才能转化为实践[20]。如果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而不对微观问题进行研究，就缺失了一个转化为实践的中介，或者因为太过宏观从而无法指导实践。因此，要想达到高等教育研究促进自身高等教育实践的目的，就必须完善研究取向，将本学科的实践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同时，只有充分达到了知行统一，高等教育学在服务高等教育实践时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既研究高等教育，又在从事高等教育，却连自身的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工作都没有做好，这既无法服众，更不可能让其他人接受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与说辞，这就丧失了高等教育学作为应用科学对高等教育实践的服务作用。因此，高等教育学应有“讷于言而敏于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君子品格。

　　相比其他学科，高等教育学实际上更容易做到知行统一。究其原因，除了因为研究对象与实践对象高度同一之外，还因为高等教育研究者往往也是高等教育的实践者。正如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奥立奇·特曲勒（UlrichTeichler）教授所言：“高等教育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以及研究者与实践者身份的重合。”[21]显然，在这两者当中，身份的重合是根本，因为它随之带来了研究与实践的结合。这种重合是很多学科并不具备的先天优势，因为“研究者与实践者角色的重合决定了他们不仅便于从教育教学或管理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究，而且有助于他们理论联系实际，提升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还赋予了他们在教育教学或管理过程中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的一定的权力和空间”[22]。

　　（三）高等教育学知行统一的方向与路径

　　根据知行统一的意蕴，高等教育学先善其身的方向与路径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其一，由行至知，即自觉将本学科的高等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本学科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二，由知致行，即积极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用于自身的实践，或者在自身的实践中践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以高等教育学的课程改革为例，王洪才教授认识到，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而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尤为突出，因为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高校工作越来越难，从事专门的学术工作更是极为困难，这要求研究生培养必须实行分流并把培养重心转向应用型人才培养，而要实现培养模式的成功转型必须从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入手[23]。为此，王洪才教授没有仅仅停留在问题分析与改革呼吁之上，也没有寄希望于他人，而是认识到了高等教育研究的使命与责任，从他自身承担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和“教育哲学”课程开始了自己的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从结果来看，这种改革不仅促进了研究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通过对行动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加深了对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思考，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可见，如果每一所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科都能积极将知与行统一起来，不仅将推动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培养质量，而且将丰富学科研究成果，提升学科实力，这对克服学科危机既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高等教育学的生存危机，高等教育学及其研究者应“增强忧患意识和学科自觉”[24]，以“知行统一”的行动，先将本学科的一系列工作做好，切实提升本学科的实力与水平，进而以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服务所在大学以及国家、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争取高等教育学的重要地位，维护高等教育学赖以存在的组织基础，促进高等教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