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村落“社公”信仰的生态民俗学研究

　　摘要：社公信仰是赣粤闽边区客家村落最普遍、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客家村民所处的生态环境与所从事的生计方式决定了社公的职能，社公庙的设置建构了客家村落的生态核心区，社公祭祀仪式中贯穿了丰富的生态教育，社公信仰的生态意识传承有助于客家美丽乡村建设。

　　关键词：客家村落；社公信仰；生态民俗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2-0109-05

　　一、客家村落社公的职掌

　　在赣粤闽边区，居住着一个汉民族的独特支系，人称“客家人”。他们操几乎相同的口音，遵守着祖先的古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人的族谱以及他们的口头传说，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载着他们是在中古时期从中原南迁而来。客家人的迁徙历经赣南、闽西，然后再迁到粤东乃至粤西、桂东、四川、台湾以及海外。然而，客家人主要分布在赣粤闽三边境域相连的广大山区，这一地区是客家人长期以来集中居住的范围最大、容纳人口最多、地位最重要、客家文化特色最为鲜明的地区，人称“客家大本营”。

　　客家人聚居的赣粤闽边区，几乎皆为山区，山多田少。历史记载：“虔于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①①《西江志》（康熙）卷四。赣南的自然条件以“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道亭”为基本特征。与赣南相比，闽西的自然环境更为偏僻，交通更为险阻，“地处西南徼，崇岗复岭，深溪窈谷。山联脉于章贡，水趋赴于潮阳。千山腾陵余五百里，然后融结为卧龙山；四水渊汇几数百折，然后环绕而流丁”。②②《临汀志》“山川”。粤东是“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原恒苦旱，下者恒苦涝”，“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居地多涝瘠”。③③《嘉应州志》（光绪）卷七。由此可见，历史中的赣粤闽边区，耕地少且贫瘠，旱涝灾害频发，交通运输不便，人们的生存环境并不优越。

　　在这一区域的客家村落，村民有多元信仰的传统，除了信奉佛、道、巫和祖先神之外，还有各种自然信仰，而社公信仰是客家村民最普遍、最重要的信仰之一。“社公”之名常见于古代诗人的笔下，如元代戴表元《社日城南》诗曰：“社日年年雨，江花处处春。”宋代陆游有“几点霏微社公雨”等诗句。在客家村民的生活中，社公又叫社官、土地伯公或福主。

　　客家社公信仰是中国社神信仰的一部分，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蕴含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客家社公信仰的形成，一方面是客家民众与当地自然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另一方面也与客家民众所从事的生计方式有关。传统时代的客家人以耕读传家，辅之以伐木、撐木排、挑担卖力、做手艺、做生意等营生，经常遭遇的问题是旱涝、疾疫、生产安全、房族斗争等。因而，社公职掌主要表现为帮客家村民解决乡运与灾变、争讼与械斗，以及保稼穑、护出行等等。

　　不仅如此，在客家村民心目中，举凡自己的生老病死、婚丧节庆、衣食住行、科举功名等等，都在社公的“管辖”范围之内。比如，有新生儿出世，则由父母抱到社公庙前祈求平安，并包回香灰，供奉家中，直至孩子长大成人；有老人去世，家属要到社公庙前“乞土”，取回土后将之置于棺木前插香烛之用；小孩患了疑难病症或经常夜哭，大人除了带小孩上医院治疗之外，也不忘到社公庙前问个究竟；哪家孩子到了高考升学或谈婚论嫁时期，家长会到社公庙前祈求顺遂，如此等等。但凡村民在生活中遇到惶惑或麻烦，都会求助于社公。在客家村落中，与其他神明相比，社公有着与村民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客家村落，流传“老虎进村都得敬社公”的俗语，意思是说，社公是村民最重要的保护神，无论是外部的人员，还是神秘的鬼祟，进入村子都要征得社公的同意。因而，社公具有“镇村户”“把村口”的职责，客家村落有关社公镇妖除魔的传说也就特别丰富。

　　在漫长的历史中，客家村民不论是遇到天灾，还是碰到人祸，之所以能度过难关，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对于社公的执着信仰有关，是社公信仰给予了他们缓解精神压力的心理疗治契机[1]。可以说，客家村落社公的职掌，是客家人生存环境与生活心理的一种折射。

　　二、社公庙的设置与客家村落生态核心区的建构

　　在赣粤闽边区，几乎每个客家村落都有水口。所谓“水口”，是指村落溪流流出村子的地方。水口在客家村落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由于在客家人的风水观念中，水象征着财富和运气，所以对水流的入口处要求不严，不管何种方式、何种渠道，有来源即可，而对于水流出口处的要求就不同了，水口把得紧不紧关系到全村的财富和运气。

　　客家村落的水口除了有溪流经过外，一般有石板桥或石拱桥。不少村落的水口还有茶亭。水口位置往往长满花草树木，郁郁葱葱，意境优美，是村民休憩、小孩嬉戏的好地方。特别是在酷热的夏天，由于水口位置绿树成荫，凉风习习，所以村民在赶集或劳作回家时，都乐意在此歇脚纳凉。无疑，水口是客家村落中景致最美的地方。

　　作为与客家村民关系最为密切的社公庙，其位置多设于村落的水口。社公庙一般不高大，一米多高，一米多宽，一米多长。少数的庙内有神像，大多数的庙内并没神像。社公庙设于水口位置，不仅具有“镇村户”“把村口”的风水文化象征意义，而且具有切实的生态保护功能，并建构了客家村落的生态核心区。

　　水口附近的花草树木与山石鸟禽，因为社公庙的设立而被赋予了神性，村民因此而小心翼翼地善待着它们。特别是社公庙周围的大树或古树，人们称之为“社公树”而敬奉三分。被称为社公树的，多为适合南方生长的枫树、榕树、樟树或荷树等。这些树要么历史久远，要么形态奇特，要么树形高大，这就为嵌入相关的社公传说提供了可能。

　　长期以来，客家村民主要以柴草烧火做饭，用木材建房作梁，而村民在砍柴伐木时总会舍近求远，远离社公庙所在的位置，并对社公庙周围的花草树木怀有深深的敬畏，不论个人如何需要、愿望如何迫切，绝不会去砍伐，即便有树枝掉落，村民也不会拾捡。久而久之，这些花草树木便成为村落生态保护的重要资源，社公庙也成为一个村落的重要标志。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公庙都设于村落水口，也有的设在村中的田亩之间或村尾的山脚之下。如有地方志所述：“山区田段分散，农民常在每坑末段认一大树、石壁或挖一地堂作社稷。”①①《上杭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但一般情况下，社公庙的周围都有古树或大树。这些俨然成了社公化身的树木，有效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和调节气候，成为客家村落弥足珍贵的生态景观。可以说，客家村落的生态系统是以社公庙为核心建构的。

　　三、社公信仰影响下的客家生态教育

　　在社公信仰的影响下，客家村民形成了种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生态民俗和生态教育，这些生态民俗和生态教育渗透在村民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在环境保护方面，村民对社公庙附近的树木、花草、河流皆怀有敬畏之心，即不可砍伐社公庙附近的树木，不可采摘周围的花草，不可往附近的河流倾倒垃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对社公庙一带出现的稀有动物，如蛇、蟾蜍、壁虎等，村民往往会视为神异之物而倍加呵护，不得捕捉社公树上的鸟禽；在生产建设方面，引水开渠、建桥修路，事先要“禀告”社公，到社公庙前祭祀，以求得社公的“同意”；在日常的建房动土、修墓建坟之前，也要祈求社公护佑，以求工程平安顺遂。特别是，不少客家村落还有栽树造林以报答社公的习俗，比如在赣南兴国县的鼎龙村和茶岭村，有每年农历三月上旬到社公庙的后山栽树祈福的习俗。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如今这两个村子的社公庙后山所栽之树已蔚为壮观，被村民称为“社公林”。应该说，客家村民的这些习俗，对客家村落的生态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客家村民在社公信仰的影响下，还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教育。这些生态教育的内容极为丰富，最常见的是，不可在社公庙前或社公树下做不恭敬的动作，不可在此大小便，不准在此谈情说爱，特别是不准砍伐和毁坏“社公树”，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轻者会肚子疼，重者会丧失性命。在这种规训之下，客家村落的孩子对社公庙周围的花草树木都怀有敬畏之心，都会小心翼翼地善待它们。

　　除了日常的生态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仪式情境中的生态教育。作为客家村落最主要的保护神，社公得到客家村民的高度崇拜与频繁祭祀，也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其祭祀仪式中贯穿了丰富的生态教育。

　　对社公的祭祀分为一般岁时节日祭祀和社日祭祀。一般岁时节日祭祀主要在春节、清明、端午之日。在这些时日，客家村民会带着孩子到社公庙前祭祀，祈求平安，祭祀完毕后，会告诫孩子不要在社公庙的周围或山上玩火，不要砍伐附近的花草树木，也不要捕猎这里的鸟禽，等等。就是在这种叮嘱中，客家孩子习得了许多生态保护的知识和禁忌。

　　当然，对社公最隆重的祭祀是在社日。客家村落的社日分春社和秋社。春社多在農历的二月初二，秋社多在农历八月初二。关于客家社日的由来，有学者推测，春社是从古代关于选择“社日”的规定变通而来，而秋社是根据农事安排，从农时节令而来[2]。在春社这天，客家村民会带上祭品到社公庙前祭祀，感谢社公对村民的呵护，特别是感谢在它的庇护之下才有的风调雨顺。在客家村民看来，春社这一天是自然万物生长的关键日子，因而，村民这一天一般是不上山砍柴的。在赣南兴国县的鼎龙村还有“藏刀”的习俗，即在春社这一天，村民要把砍柴的柴刀藏起来，以免社公“看见”。村民以这种方式践行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古训。

　　相对于春社，八月初二的秋社更为庄重。这是客家村民要向社公充分表达敬意的日子，因而很多村落会有社戏的表演。由于这是在天气干燥易发火灾的季节，所以就有更为深刻的生态教育。笔者曾对赣南兴国县茶园村的秋社活动作过田野调查，调查发现，村里有一位专门负责生态保护和森林防火的老人，他是一位热心公益的村民。在八月初二秋社这天，他要到村里每家每户去宣传防火知识，并告诫村民要爱护村子的生态环境。倘若这一年有村民因扫墓或生产失火烧山，这位老人会代表全体村民督促这户人家去社公庙前烧香谢罪，并对这户人家作出惩罚，轻者罚米一担，重者罚请一出大戏。因而，这个村子的社戏资金有些年份来自大家集资，而有些年份则来自对失火者的罚款。社戏在秋社当晚演，戏台搭在社公庙前的一块空地上，所演戏种为采茶戏或木偶戏。社戏开始前，这位老人有一段开场白，主要是就这次失火的教训作出分析，希望其他村民引以为戒。近些年，由于戏班越来越难以请到，对失火烧山的村民惩罚的方式改为罚款放映一场电影，放映地点改为在村小的操场上。同样，在放映电影之前，这位老人仍然会告诫村民要小心用火，共同维护好村里的生态环境。无独有偶，在赣县田村的田野调查中也有相同的发现，即对于失火烧山的村民，对其惩罚的方式也是首先要到社公庙前烧香谢罪，然后再罚款请戏班唱戏，其他村民在看戏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失火烧山破坏生态的代价。可以说，客家村落社日里进行的生态教育，是极具特色的乡土教育和文化传承方式。

　　客家村落的生态教育，还以社公传说的讲述方式进行。客家村落几乎每个孩子都听过家人或村里人讲述的社公传说。这些社公传说的内容涉及社公名称的由来、社公庙位置的选定、社公神性的灵验等。这些承载了客家村民生存体验和历史记忆的社公传说，常常为村民自豪地讲述。笔者在赣南宁都县东龙村调查时，村民讲述了这样一则社公传说：

　　水口位置的社公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清代以前这村子人口不多，村里常患水旱灾害，村民麻烦不断。在清末民初的一个晚上，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社公树被雷电劈成两半。第二天，村民见此情景，连忙用木桩将劈开的社公树合拢、固定，并在树上缠上红布“安抚”社公。社公为了答谢村民，全力保护村民。自此，村里风调雨顺，人口也多了起来。

　　在这一传说中，社公被村民塑造成知恩图报的神灵，而社公树上仍有的被劈开的痕迹则为这一传说的讲述提供了因由。

　　社公传说的题材类型包括寻物传说、治病传说、助考传说、助产传说等，而生态禁忌和生态保护的传说最为丰富，影响也最为深远。客家村落的社公传说积淀了客家村民丰富的生态保护知识，嵌入了客家村民对物候的观察和对自然的体悟，表现了对村落生态的终极关怀，为村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设定了种种禁忌，也以其神奇的色彩增强了社公的神圣性，并渐次成为客家村民精神的一种寄托和支柱。

　　四、社会变迁中社公信仰的生态意识传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生态，一方水土形成一套民俗生活。

　　客家村落的社公信仰体现了客家人与自然之间密切的精神关联，反映了客家村民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和爱护自然的观念与取向。长期以来，社公信仰深深地影响着客家村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使客家村民爱护着村里的山水树木和花鸟禽兽，从而使得很多客家村落山青水秀，生态良好。

　　然而，隨着社会的变迁，不少客家村落的生态环境正日益被破坏和改变。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客家村落的风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风貌不复存在，而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村落的古树遭到砍伐，河流遭到污染，水土流失严重，生活垃圾随处倾倒，乡村的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原本美丽的乡村正渐行渐远地离我们而去。更为核心的问题是，村民的生态禁忌消除，生态伦理逐渐缺失。一些村民为了建住房、建养殖场或建工厂不惜破坏植被和水土。另外，外界资本对村落生态的影响也日益明显，一些采砂、采石或采矿的企业深入到村子，极大地破坏了村落的生态环境，有些村落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状况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现实的生态危机表面上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实质上是人的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因而，对其危机的扭转，根本出路在于对人们生态伦理和生态观念的重建。面对客家乡村日益加重的生态危机，亟需引导客家村民（特别是年轻的村民）主动传承社公信仰中的生态意识，重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实现客家村民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促进客家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应以包容性的发展观对待客家乡村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不以同一的模式规划和建设客家村落，也不以城镇的模式改造客家村落，而是尽可能彰显每一个村落的风格和魅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不仅需要保护古村镇及其‘文化景观’，某种程度上，还需观照到古村镇里民俗文化的传承，这是因为民俗文化不仅是古村镇民众的生活方式，它同时也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古村镇乃至地方发展的源泉和基础。”[3]在具体的管理和引导中，首先要为村民留存社公信仰的空间和场所，保护好以社公庙为中心的生态核心区，保留村落的本真风貌；其次要充分利用好社公信仰仪式中的生态教育，特别是在社日活动中融入更多的生态教育内容与形式，让村民在公共生活中得到更深刻的生态教育；再就是阐释社公信仰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鼓励和倡导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生态保护的禁忌和习俗，让村民更为自觉地善待村落的生态。

　　社公信仰中的生态意识与当代生态文明理念的契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信仰的当代价值与正面意义。实际上，客家村落社公信仰空间的留存，以及社公信仰生态意识的传承，不仅有助于客家村民社区记忆的保存、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增强，而且有助于客家村落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延续。

　　五、结语

　　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的乡村，村落的形态和风貌正发生急剧的变迁，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研究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习俗与模式为学科传统的民俗学科，有责任对现代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民俗文化的现代变迁予以高度的关注，发掘地域社会中民俗文化特有的生态情怀，以及其中早已涵蕴却被长期忽视的生态意义。同样，在未来的客家学研究中，需要将客家区域的生态系统和民俗系统视为有机统一体，既研究生态系统在民俗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也研究民俗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更为关注人——民俗文化——生态环境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影响，更自觉地在传统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发现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民间智慧，为当代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和思想源泉。

　　作者：钟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