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价值

　　[摘要]至2017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已发表80周年。“两论”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是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年代已经久远，但“两论”的理论光辉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褪色，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一方面，“两论”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过时，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这对于推进今天的工作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0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69（2017）07-0020-04

　　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

　　一、“两论”的成因及理论来源

　　“两论”发表于1937年的7、8月份，最初是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所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一部分。“两论”是提纲中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其中，《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于7月份讲授，《矛盾论》原本是讲授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原名为“矛盾统一法则”，于8月份讲授。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亲自将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以及第三章第一节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对第三章第一节的“矛盾统一法则”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分别于1950年的12月29日和1952年的4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又把《实践论》《矛盾论》收入到了中央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

　　（一）“两论”的成因

　　毛泽东写作完成“两论”，并非为了阐述个人思想，也并不是纯粹地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了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1.总结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的确，哲学总是时代的产物。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瑰宝，“两论”的产生也绝非偶然。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論》，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3]毛泽东之所以在战争年代，坚持在革命圣地延安写了“两论”，主要是为了从哲学的视角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受挫的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体党员、干部，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和新发展。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1937年“两论”发表，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两胜两败”让中国共产党有了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了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为《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二一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场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4]181

　　2.厘清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路线

　　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受挫，虽然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有关，但是归根结底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才是导致两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对此，毛泽东做了相应的总结，他认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利，原因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党的领导，而“左”和右的错误是最根本的原因。两条错误的思想路线虽然表现不同，但是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不符合客观，都离开唯物辩证法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而才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相符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深切地认识到了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总结经验和教训必须上升到哲学高度，因为政治错误都与辩证唯物论有关。而“两论”正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二者都是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为具体地制定各种政策、策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二）“两论”的理论来源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吸收与借鉴

　　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习哲学，他所注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就体现了他青年时期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后来，在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又反复阅读并且研究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谈谈辩证法问题》《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原著，写的心得、札记和批注手稿达数万字之多。在延安十年，毛泽东同志依然坚持读了很多的哲学著作，比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他在写“两论”时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很多思想，《实践论》一共用了马列著作十条引文，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共有九条。《矛盾论》直接引用马列著作的则有十七条。

　　2.对中国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教科书的批判与继承

　　毛泽东不仅向马恩列学习，也虚心研读中国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在李达、瞿秋白、郭沫若，尤其是艾思奇的推动下，中国很快兴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并且出现许多哲学著作和教科书，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艾思奇1934年写的《大众哲学》和李达1935年写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在继承李达、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同时，又加以发挥，比如在他们二者的著作当中并没有出现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的概念，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大大发挥的。除此之外，李达、艾思奇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哲学的模式讲认识理论，只讲认识的一次飞跃，没讲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即理性认识指导实践，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的。

　　同时，毛泽东阅读了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以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认真阅读了这几本书并做了许多摘录和批注。批注中既有对原著的概述、归纳，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质疑，然而更多也最具特点、最有针对性的，是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所作的发挥。

　　3.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

　　《实践论》中虽然没有直接引自中国传统哲学著作的，但是却多次使用“知行”这个哲学范畴。在文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的“行先知后”论，同时克服了以往认识论思想所具有的直观性、封建性、历史性色彩。在发表《实践论》时，毛泽东同志还为该文加了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由此也表明了毛泽东同志试图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争论数千年的问题：知和行的关系。

　　《矛盾论》批判地继承了《周易》《老子》《孙子兵法》等辩证法经典中所涉及的辩证法思想，如批判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他在文中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5]所以，“两论”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二、“两论”的历史地位及时代价值

　　“两论”是毛泽东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两篇哲学著作，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一）“两论”的历史地位

　　1.“两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在“两论”中，毛泽东不仅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详细地分析中国革命的现状，进而指导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高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要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两论”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分析中国革命，不仅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而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地发展。其中，《实践论》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放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下，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4]284《矛盾论》则主要强调，矛盾内外因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主次矛盾以及矛盾主次方面的原理，突出强调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即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主线。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之上，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根据中国国情，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2.“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石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以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理论。而“两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无论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无不闪耀着哲学的光芒。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两论”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成果。

　　3.“两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两论”发表，中间经过了“两论”16年的创造历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很多人是就事论事，就革命说革命，就军事说军事，就政治说政治。毛泽东则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两论”正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中国革命的问题。这种哲学总结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不是表面的而是上升到事物本质的。在“两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两论”中的精髓，反对一切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革命才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4.“两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的首要和重要位置，它是我们党一直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原因。但是，在革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同志心存疑虑：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革命道路和俄国不一样？有的同志甚至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一场农民运动而已。“两论”正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这也为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两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同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要充分发挥“两论”锐利思想武器作用。

　　（二）“两论”的时代价值

　　“两论”是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扛鼎之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主义的光辉阐述。李瑞环同志曾说过：“真正学懂了‘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6]

　　1.“两论”凸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没有过时

　　在“两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了新中国。今天，“两论”虽然已经发表80周年了，但是它所阐述的理论至今依然显示出科学理论的伟力，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这是一次新的长征，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仍然离不开“两论”的指导。比如，当前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实现“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在扶贫的过程中，就要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脱贫工程，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新时期，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都放射着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光辉。

　　2.“两论”体现了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他强调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两论”就彰显了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問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比如，《实践论》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抨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而在《矛盾论》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突出论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并且详细阐述了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他在阐述这些辩证法理论时，并不是就理论说理论，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以及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更好地指导实践”[8]。然而现实中，我们不乏“描绘蓝图”的党员干部，但是有的同志没能把“蓝图”变为实实在在的实践，有的同志在实践过程中没能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仅要善于客观地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突出问题，而且要从矛盾的普遍性中发现矛盾的特殊性，避免犯“一刀切”的错误。新时期，要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工作中，要善于灵活运用认识论与辩证法，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增强做好工作的本领。

　　“两论”的年代虽然已经久远，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两论”的哲学光芒将继续照耀着我们前进。

　　作者：刘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