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资本论》的术语革命

　　摘要：率先提出术语革命问题，是恩格斯在解读《资本论》方面最为重大的贡献。恩格斯认为，“术语的革命”集中体现了《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核心差异。被斯密和李嘉图看作最终范畴的利润、利息和地租，实际上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马克思透过经济现象，析出剩余价值概念，从而扬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创立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之所以能完成这样一场理论变革，根基就在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语言缺陷的克服。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术语止于“劳动一般”这种抽象范畴，并且认为这种范畴适用于一切时代。而马克思具体分析劳动的二重性，发現了劳动力概念，据此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与暂时性。《资本论》的术语革命最为明显地表征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关键词：恩格斯；《资本论》；古典经济学；术语革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054-006

　　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说：恩格斯以非凡的机智针对《资本论》中“并非是新的现实提出了马克思的独创性问题”[1]135。他认为这是恩格斯在解读《资本论》方面所显示出的天才洞见。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的“独创性问题”，换用恩格斯的表述，就是在《资本论》中包含着一场“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是由恩格斯为我们指明的“关于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认识论断裂的真正问题”，“即关于剩余价值的问题”。[1]135可见，以术语革命问题为切入点，我们能够最有效地把握《资本论》的重大理论价值：一方面，马克思摆脱了古典经济学旧有范畴的束缚，重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构建起剩余价值学说；另一方面，马克思赋予表层结构仍旧是古典经济学术语的范畴以全新的内涵，从而建立起一套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目的并带有巨大革命性的概念系统。

　　一、恩格斯与术语革命问题的提出

　　《资本论》的问世无疑与恩格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的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资本论》的合作者、宣传者和编译者。

　　在研究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生活都与恩格斯紧密交织在一起。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校对完毕后，马克思深夜致信恩格斯：“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2]223在这之前，马克思也明确提到：“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2]212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与马克思围绕具体经济问题、论述方式等所作的大量探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始终留有恩格斯的印迹，因此，马克思才会明确表示，他希望恩格斯以“合著者”，而不是“被引证者”的身份出现在《资本论》中。

　　与此同时，恩格斯始终承担着宣传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的重任。早在1859年，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恩格斯就应邀为其写作书评。1867年10月，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写作书评，“使书的主要点——资本的产生——剩余价值——工作日——对李嘉图定律的修改等等——都得到简要的叙述”[2]238。马克思认为，恩格斯的工作是《资本论》能够在英国顺利出版的先决条件。可见，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出版和传播作出的贡献。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的工作并未终止，他决心依照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继续整理、出版他认为属于马克思的真正的著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忙于《资本论》各种外文版本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恩格斯说：“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一座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3]以上足见《资本论》深刻的思想和深远的影响离不开恩格斯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像保罗·托马斯这样持马恩“对立论”的学者，也不否认恩格斯是深入探究马克思思想的第一位马克思学者。所以，能否准确把握恩格斯与《资本论》的理论关联，决定着我们对《资本论》的认识程度和认识水平。

　　实际上，除了作为合作者、宣传者和编译者之外，恩格斯与《资本论》还有另外一种特殊关系，即恩格斯是《资本论》及其手稿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读者。在宣传、编译和出版《资本论》时，为了避免人们误解《资本论》，恩格斯始终致力于阐明《资本论》真实的思想内容和革命意义。如乔纳森·斯珀伯所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成了他的主要解读者”[4]。但相比于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前三重身份而言，这第四重作为《资本论》解读者的恩格斯，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恩格斯从读者的视角提出的《资本论》的术语革命问题，在学术界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术语的革命”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1886年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在此提出，作为《资本论》的读者，首先会面临一个唯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的理论难题：“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5]从古典经济学到《资本论》，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理论变革，马克思已经不再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永恒的、最终的阶段，而只是将这种生产形式看作一个暂时的历史阶段。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经济范畴，必然与古典经济学中旧有的经济术语发生某种断裂。简言之，用以言说理论内容的概念的变革，恩格斯称之为术语的革命。

　　虽然在篇幅并不长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只是明确提出《资本论》中存在一个术语革命问题，而并未深入论述，但在此之前，即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所写的1885年版序言中，他早已详细类比化学史，论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如何实现对古典经济学术语的革命性改造的。

　　二、术语革命与剩余价值概念的发现

　　为了回应与反驳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所宣扬的“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这一荒谬看法，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首次以术语革命为依据，论证了《资本论》的核心问题——剩余价值理论，澄清马克思本人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造性见解。

　　洛贝尔图斯认为，在他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早已先于马克思讨论过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所以他本人才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关于这一点，恩格斯首先指明：“资本主义下的人，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價。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当·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6]13斯密的《国富论》以高度赞扬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开篇，这意味着，斯密论述的以土地私有化和资本积累为根本特征的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劳动者决不能独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历史阶段。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斯密超出重商主义的狭隘视界，明确指出：“一旦土地变成私人财产，地主便会向劳动者要求，几乎每一种在他的土地上采撷或栽种得来的产物，他都要分得一部分。地主要求地租，是需要土地来进行工作的劳动者，无法获得全部劳动产出的第一笔扣除额。实际耕种土地的人，在收成之前很少有足够的资源维持日常生活。他的生活所需，通常需要由雇主的资本垫付。也就是说，需要由雇用他的农夫垫付。然而，除非农夫可分得一部分劳动产出，或者比较具体地说，除非农夫可以连本带利取回垫付的资本，否则不会有兴趣雇用他。农夫的这种利润，是需要土地来进行工作的劳动者，无法获得全部劳动产出的第二笔扣除额。”[7]斯密已经看到，当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随之而来的地租、利润和工资实质上都归结为劳动的产出物。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家赚取利润，并非由于商品在售卖过程中的“加价”。利润的真正来源是：“劳动者加到原料内的价值或劳动量，会分成二部分，一部分支付他们的工资，并且是在工资形态上支付的。他们由此领回的劳动量，只等于他们在工资形态上得到的劳动量。另一部分，形成资本家的利润；这是一个他没有买但可以由他拿去卖的劳动量。”[8]112由此，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赞扬过斯密在经济史上曾经确立的正确见解，即把价值看作对象化在商品之中的劳动，并把利润和地租看作是超过预付给劳动者的有偿劳动界限之外的劳动剩余。

　　在恩格斯看来，斯密在考察价值、利润、地租、工资等范畴时，其理论的出发点，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经济现象的整体的混沌的表象，他把握到了一个更为切近的规定，即在经济分析中达到了一个具有规定性的一般范畴——劳动。斯密的意义在于，他使经济学的方法论上升到新的高度，“具体对象从开始上升过程到完成，被浮现在表象中，它的各个方面在主体面前被呈现、被分析、被归结为已知的抽象的范畴”[9]。在斯密所处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他无疑生产出了经济科学的比较简单的范畴，甚至已经触及了剩余价值，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还未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因而斯密尚无法自觉地提出剩余价值概念，只能简单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水平取决于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达成的契约，而在议定契约过程中，双方利益绝不相同。由此可见，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就了解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充分证明，自认为是剩余价值理论真正创始人的洛贝尔图斯，与那些在绝望中揪住洛贝尔图斯衣角，宣称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匮乏与平庸。

　　斯密一开始就把握到了资本家致富的全部秘密——从工人的劳动中攫取剩余价值。但是，斯密的局限性在于，“他认定这种剩余纯然是由那部分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生出以后，立即又把这种剩余，确定在利润的形态上，那就是，不把它和它所从出的资本部分关联起来，却把它看做垫支资本总价值以上的剩余，把它和‘垫支在原料和工资上面的资本全额’关联起来。他是直接在利润形态上把握剩余价值”[8]123。虽然从经济事实当中抽象出“劳动一般”，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仅仅止于这种简单的范畴，尚未发展到《资本论》中作为感性对象与思维对象的综合的具体概念。

　　马克思最终能够发现剩余价值概念，如阿尔都塞所说，他“责备斯密和李嘉图经常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它的各种存在形式：利润、地租和利息。因此，在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缺少一个名词。马克思在阅读他们著作的时候，把这个空缺的名词，剩余价值恢复了。把未出现的名词恢复出来，这个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1]131-132。恩格斯用“术语的革命”这一论断所指涉的理论内容，就是在《资本论》中由马克思所指出的并且是由他首创的剩余价值概念。由于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撼动了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

　　随后，恩格斯类比化学史，具体阐释《资本论》术语革命问题的理论深意。“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6]20直至拉瓦锡据此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才发现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所指的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氧气。“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6]21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已经确定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并确认了这部分价值由劳动构成，但至此，斯密和李嘉图就再也没有前进一步，原因在于，他们囿于古典经济学既有的范畴及其所设定的对象。“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6]21所以我们说，恩格斯提出并论述《资本论》的术语革命问题，实质是为了帮助《资本论》的读者准确地把握其中卓越的“崭新要素”：“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指马克思——引者注）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2]250按照米克的观点，《资本论》就是马克思阐明他剩余价值学说的著作，发现剩余价值概念的全部意义在于：澄明现代社会普遍的商品生产所造成的人的存在的“疏远化”，以及揭露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的“神秘的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理解恩格斯提出的《资本论》的术语革命问题，便极易停留在经济范畴的表层结构，忽略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概念的实质差异，从而无法深入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精髓。

　　三、术语革命与劳动概念的改造

　　柯尔施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论述过，《资本论》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在马克思通过使经济学范畴进一步精练、概括、深刻和更坚定贯彻，而在形式上只是继续了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地方，他的论述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了批判的倾向。这些论述服务于把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引导到这样的界限，即在此界限上使得在其中所隐藏的社会历史实在的事实成为显而易见和可加抨击的”[10]77。显然，柯尔施注意到了《资本论》中存在着经济学范畴的术语革命，并做出重要提示：第一，《资本论》的经济范畴与古典经济學只具有形式上的继承关系；第二，《资本论》的经济概念跨越了古典经济学范畴不能逾越的历史与阶级界限。这两个方面也正是恩格斯尤为重视的《资本论》术语的革命性所在。

　　恩格斯指出：“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6]21-22显然，为了彻底澄清《资本论》的术语革命问题，恩格斯进行了一个前提性追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究竟凭借怎样的叙述逻辑，使剩余价值概念及其内涵得以显现。答案包含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劳动力之中。劳动力概念隐含着马克思颠覆古典经济学旧有概念系统的全部秘密。

　　柯尔施表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术语的完善和改造，直接地表现在将价值追溯到劳动这个规定性上。马克思本人也强调，对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包含在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中，而对于价值概念的分析，完全基于他所论述的劳动概念。那么，马克思在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之外，创造了关于劳动概念的哪些新东西呢？答案是，马克思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填补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概念空白：“通过表面上纯粹谜语的改变对传统的经济观念即把劳动工资释义为‘劳动的价值’，作出精确的表达，即雇佣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出卖了‘劳动力’。”[10]77马克思重新发现劳动力概念，从而生产出剩余价值理论。

　　众所周知，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伟大科学贡献在于，他坚定地认为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是劳动。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多次强调，“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支付这种劳动报酬的多少。”[11]1结果是，在李嘉图的价值论中，全部经济问题都抽象化为劳动量上的比例关系。在他看来，价值就是耗费的劳动（时间），并将其看作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原理。这导致李嘉图经济学产生一个重大缺陷，即“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各经济范畴的超历史观念”[12]。然而，李嘉图自认为的永恒真理，却恰恰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相交换究竟是怎样与价值规律相符合这一问题时，陷入了困境，致使李嘉图学派解体。事实上，李嘉图十分了解商品的价值源于物化劳动，只不过他急于克服斯密价值学说的模棱两可，从而落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逻辑，无力解决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理论困难和现实矛盾。只有到了《资本论》，那种被称为“抽象力”的科学分析方法，即分析经济范畴的二重性观念，才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再被当作两个孤立的要素来对待，而正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综合（否定性的统一关系，而非简单叠加），才支撑起整个商品体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构成价值范畴基础的就决不是李嘉图那里的“劳动一般”，而只能是《资本论》中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将其表述为二重性的劳动概念。这是马克思本人所指认的《资本论》最好的地方。

　　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关系上，才能将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具体范畴来把握。这之中既蕴含着人类劳动感性的、质的方面，同时又蕴含着人类劳动抽象的、量的规定。换言之，《资本论》中提及的劳动既包含人类劳动的自然属性，同时又包含人类劳动特定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所分析的价值、劳动等概念，突破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所设定的超历史的神话。《资本论》中的经济概念“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13]。以这些赋有二重性结构和内涵的科学概念作为基础，《资本论》的整座科学理论大厦才得以建构起来。

　　李嘉图拘泥于抽象的经济范畴，就必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既然劳动创造一切，那么，为什么劳动没有或不应当获得一切呢？并且，真正的事实是，在私有制前提下，工人的辛勤劳动与他的贫困成正比。当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失去解释力时，马克思意识到，进行一场经济范畴的术语革命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因而，马克思重新凭借二重性的劳动概念，挖掘、探寻财富的真正来源。由于始终坚持唯物史观，马克思知道，社会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商品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无疑应当是分析整个经济社会的起点。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最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劳动者作为法律上的自由人，却因为财产上的一无所有，而不得不到市场上为自己求得一位买主，以便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样，劳动者作为人的尺度必须首先借由他作为商品（物）的尺度来实现。既然如此，从商品和劳动的二重性来看，劳动者在质上不同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其交换价值则源于量上可通约的抽象人类劳动。这意味着，决不能仅仅从劳动的量的视角去考察商品的价值形成。劳动者作为雇佣工人，之所以能够赋予商品以价值，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工人自身的活的劳动能力。在资本的生产领域，工人一方面表现为具体劳动，将原有生产资料加工为新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以量化的抽象劳动的形式，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既要在新的劳动产品中保存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又要生产出大于原有价值的一部分价值，这一部分溢出的价值就是资本家赢利的秘密。资本积累的奥秘隐匿在价值量的比例关系背后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价值、劳动、商品等概念中都深刻蕴含着劳动者作为人的主体能力的买卖。

　　在《资本论》中，创造价值的是劳动力，而并非李嘉图经济学说中抽象的劳动一般。劳动力的买卖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运行，并生产出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范畴，到《资本论》的劳动力概念，表征着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之间经济术语的非连续性。正因为马克思用劳动力概念取代劳动概念，才有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诞生。马克思发现了以物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关系中所蕴含的人的存在维度。较之古典经济学，当《资本论》的经济概念所具有的全新理论内容得以敞开，其理论总问题以及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断裂便清晰可见。“《资本论》里规定的主要任务，是从正在发展中的生产者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14]《资本论》的经济概念中带有鲜明的历史特性，明确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与暂时性。马克思《资本论》的伟大理论建构，根本上得益于恩格斯所提出的经济范畴的术语革命。理解和领会《资本论》术语革命的理论深意，是读懂《资本论》不可或缺的环节。绕开术语革命问题，便无法还原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革命性的思想原像。

　　作者：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