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视角下探究人民币汇率的发展状况

　　摘要：“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自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逐步市场化发展。在诡谲多变的国际贸易市场中寻求规避风险的同时，也催生着汇率制度的不断改革创新。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论》思想，通过归纳中国汇率制度的演变，结合2016年近期中国人民币汇率指数变动状况，对汇率走势进行浅析。

　　关键词：汇率资本论货币篮子汇率制度

　　一、关于《资本论》相关论述的思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他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就好比水里的金鱼，永远饱含对大海的向往，一旦发现狭小的鱼缸变成了广阔的海洋，便毫不犹豫地遵从本性，肆意遨游。国内市场不足以满足资本对增值的需求时，资本便会选择更广阔的空间，在国际市场上追求利润。

　　在世界市场上，资本有能力得到更大限度地利用与创造，“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趋向利润最大化的可能性是资本流通的本能。通过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资本的流动范围扩大，配置效用也有更大的可能得到优化。“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资本的外流不仅意味着资本的空间增值，生产要素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入，而且影响着利率的变动，在扩大商品要素市场的同时，拓宽了融资范围，反过来加速刺激着资本在国际、国内市场的流通。

　　资本流通是以价值增值为永恒的追求目标的客观连续运动，也是人类为提升利润率、获得更多财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理性选择。《资本论》中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是以金本位制为前提的，虽然随着时代发展于今有所不同，然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银从产地分散到整个世界市场，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所吸收，……这第一种运动是以实现在商品上的本国劳动和实现在贵金属上的金银出产国的劳动之间的直接交换为中介的。”，“另一方面，金银又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这是一个随着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等形式的交换，实质上是凝结其中的人类劳动的价值交换。不仅体现为资本流出带来的本国商品输出和外国金银的输入，也可以归纳为资本流通所带来的贵金属兑换比率的变动过程。

　　而这个比率便是汇率，即以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这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金银贸易本身，即把金或银从一国运到另一国，只是商品贸易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由表示国际支付状态和不同市场利息率状态的汇兑率决定的。”

　　辩证唯物地看这句话，汇率本身便具有二重性。国际金银贸易表象上是金银的地域性流转，实际上反映的是两国间财富状况、金银储备能力与两个市场间利息率、货币价值增值能力的较量。在对外贸易中，汇率起着沟通交换的桥梁的作用，是为金银、货币流通而服务的；但同时，汇率也是对两国货币各自所代表的含金量之比的货币平价的反应。正如价值规律所言，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汇率也是一样，两国货币的兑换比率，本质上是两国货币价值的比值，围绕货币平价上下波动。对于货币价值相对较高的国家，当汇率高于两国的货币平价，会导致黄金流出；当汇率低于两国的货币平价，会导致黄金流入。而黄金的流动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黄金储备量、外汇资产以及货币流通量，间接对通货膨胀率和利息率发挥作用。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汇率作用于通货膨胀率和利息率等要素，而利息率也反作用于汇率，影响着资本流动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规模。“贵金属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然后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回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第一个阶段即“萧条”时期，危机导致利息率处于低谷状态，国内储蓄较少，国家投入大量货币进入流通领域以刺激消费，黄金流入；第二阶段即“复苏”时期，利息率提高但未至平均水平时，市场对资本的需求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但由于市场本身有着调节资源配置的能力，信贷机制发挥作用，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高于人们对借贷需求的增长率，因而产品输出而贵金属流入。反向而言，贵金属的大量流出主要发生在危机前夕。资本大量外流，难以顺畅回流，导致市场出现商品过剩现象，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旺盛，利息率达到平均水平甚至更高。

　　二、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

　　汇率制度的改革历程不仅是经济学方面的汇兑率调整，也是对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基于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关键分析国内经济政治水平与主要矛盾和任务，对汇率制度做出与时俱进的创新调节。汇率制度改革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认识过程，在尊重汇率浮动规律的基础上，由实践决定，不断适应社会存在的变化，增进认识并进行检验，从而获得上升性发展。总体体现着市场导向、积极开放、灵活机动、富有弹性的特点；始终向着多边贸易、分散风险、稳定均衡的趋势迈进。

　　其中标志性的改革莫过于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谓参考一篮子货币，即某一国家根据贸易与投资密切程度，选择数种主要货币，不同货币设定不同权重后组成一篮子货币，设定浮动范围，该国货币就根据这一篮子货币并在范围内浮动。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汇率更具多元化，双向浮动促进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同样考虑贸易顺差与进出口资本要素结构。

　　伴随全球化，货币资本流动加速，国家间贸易壁垒逐渐呈现开放趋势。早已不再是美元一家独大的时代，各国货币所占国际市场份额都有不可忽视的提升。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民币想要“走出去”，寻求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更需要迎合国际多元化的币种要求。与其单一依靠美元决定我国汇率浮动指标，与美元保持基本稳定汇兑率，不如放松对我国汇率变动的政府掌控，将人民币汇率交由市场调节。结合各国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规定权重，使人民币汇率实现彻底地自主化浮动，彻底地与美元脱钩，向着自主化、市场化、国际化迈进。

　　而后的“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更是弥补了其易造成单边升值现象的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SDR），促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又一个进步。2016年初的“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形成机制又弥补了8.11汇改带来对“人民币对美元基本稳定”的认知颠覆所造成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市场汇率预期的作用。通过汇率权重的多元化，改变以往的单一美元指标，逐渐把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有效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主要参照系，通过前日收盘价与货币权重估算汇率，分散汇率风险，有利于维护对外贸易中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范围的基本稳定，促进资本的国际化流动，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三、201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

　　根据图一，我们可以明显看出2016年度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总体呈现大幅度下滑趋势，期间伴有小幅度上下波动。从刚开始的小幅度上行到其后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直达7%，年末又出现上升趋势。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最高从100.84%下降到最低93.78%；BIS人民币汇率指数从最高101.41%下降到最低94.56%；而SDR人民币汇率指数从最高98.23%下降到最低94.78%；三者下降幅度分别为7.06%、6.85%、3.45%，平均下降5.79%。从8.11汇改后，人民币获得较稳定发展，通过实施“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更具规则性与透明性，信息对称度大幅提高。雖然CFETS、BIS、SDR三个货币篮子的程度不同，导致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有着不同，然而大体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具有共通性与一致性，这就为市场参与者较为准确地预测当日中间价提供了机会。

　　然而，这并没有解决过去中间价定价机制中的核心矛盾——外汇市场出清问题，即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相对低迷，供求难以达到均衡，量价不相匹配的问题。供过于求的现象持续进行，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存在，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资本管制和价格管理。当前的资本管制政策不允许一部分有购汇意愿的机构和投资者购买外汇，减少了外汇需求。与此同时，央行运用篮子货币减小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将美元价格定在投资者心理价位之下，却最终导致外汇市场美元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

　　同样的，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跌与国际货币流动直接挂钩。正如马克思所言，“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是对国际间进出口贸易、资本流转的反映。引起汇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个原因是货币贬值。在商品经济下，通货膨胀带来物价的持续上涨，导致货币贬值，引起汇率的长期走势下跌至与对外流通所代表的价值趋向一致。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国际收支差额。这会间接影响汇率变动，中间蕴含的其实是简单的供求关系原理。当国际收支有顺差时，会产生国际资本的流入，如果外币供给大于需求，本币币值将会上升；反之，则有可能导致本币贬值。2016年美联储加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息预期也是多次升温；英国脱欧，导致了全球金融风险的上升，不仅引发英镑和欧元贬值，还导致避险资金涌入美国和日本，推动美元和日元升值；诸多因素促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压力释放，而人民币对欧元与日元的汇率也是明显下跌，从而货币篮子中占大部分权重的汇率下跌，表现为人民币汇率的大幅下跌。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2016年12月29日在公告中指出，CFETS货币篮子中美元权重由0.2640调整为0.2240。同时，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CFETS货币篮子选样规则，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新增11种货币，由13种变为24种，新增篮子货币包括南非兰特、韩元、阿联酋迪拉姆、沙特里亚尔、匈牙利福林、波兰兹罗提、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挪威克朗、土耳其里拉、墨西哥比索。这一举措不仅降低美元币值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程度，一定程度上规避美联储加息所能带来的汇率波动，而且通过新增篮子货币，促使权重占比较大的货币可能带来的汇率风险降低，充分发挥篮子货币的作用，让市场定价彻底取代单一定价模式，更增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汇率围绕均衡汇率水平上下波动是外汇市场的运行常态。应当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克服对汇率大幅度波动的恐惧，结合国际大型经济政治事件对篮子货币可能产生的概率性影响，在国家央行宏观调控汇率浮动空间，把控汇率的长期小幅浮动的基础上，把人民币汇率交由市场自主调节。通过国际化的汇率浮动指标，促进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均衡稳定，推动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8. 

　　[4]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货币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作者简介：周婷（1997—）女。研究方向：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