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学历贬值”现象引发对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思考

刘佳帅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一 高校扩招致高等教育学历贬值

自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质”和“量”的矛盾，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指出，“在任何国家，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与它的扩展相关联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包含量的增长，又包含质的变化。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变，不仅是毛入学率的提高，而且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观念、功能、学校类型与规模、质量标准、入学与选拔方式、教育内容和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单从“量”的指标来衡量，我国已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但若从“质”的方面来讲，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远未实现马丁·特罗所言的大众化阶段的若干特征。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学历贬值。

学历贬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学历相对贬值。这是指低学历社会成员能完成的工作，落实在具体的用人单位上却招聘一些高学历的社会成员来完成。原来只需要专科生就能完成的工作，现在要求本科生或者硕士生来完成。

黄维德，郗静在《人力资本贬值研究评介》中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和扩张结构失衡两个方面对学历相对贬值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方面来看，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供给大量增加，超过了刚性劳动力市场中相应的职位需求，造成高学历劳动者找不到工作，造成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水平的“过度受教育”现象。使得相应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比适度受教育者低，这表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发生了贬值。从高等教育扩张结构失衡方面来看，我国在教育扩张过程中过于重视学历教育，而忽视了与市场联系紧密的高等职业学校建设与技能型人才培养；在学历教育扩张中缺乏专业建设规划，部分专业在专科、本科、研究生阶段都有所设置，且缺乏差异，造成研究生挤占本科生工作岗位，本科生挤占专科生工作岗位，引起知识失业。

第二、学历筛选功能难以发挥，导致劳动力市场人才选拔功能信号的减弱。筛选假设理论中，筛选指的是，学历是能力的信号，雇主可以依据应聘者的学历来评定应聘者的能力，学历是应聘者得到雇主雇佣，获得某些丰厚收入职业的敲门砖。在招聘求职者时，筛选假设理论会让雇主们倾向性地认为，具有高学历的求职者的劳动生产力比只有低学历的求职者的更高。所以，教育水平较高的求职者所得工资较高，而教育水平较低的求职者所得工资收入较低。同时，将不同的求职者安置在各自合理的工作岗位上，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学历之所以有此信号功能是因为学历证书在严格控制的基础上，高学历的取得还需要支付学费成本、时间成本还有努力成本，并且面临着高努力成本而又无法取得高学历的风险，因此，这时学历的取得能够反映出个人能力的高低。怛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更多的社会成员都可以取得大学和研究生学历，伴随而来的是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控制的松弛。不同能力力的人不但可以进入同一级别的学校，高能力与低能力的人面临同样的风险取得高学历，使得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筛选作用受到限制。

二 高等教育学历贬值的负面影响

高等学校扩招是以牺牲学历价值为代价来提高社会整体的学历水平，既导致了高学历持有者的数量与社会需求的不平衡，同时又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学历竞争越发激烈。从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的纵向维度来看，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证书发放的数量逐层递减，越是高一级的学历，其数量越有限，竞争也越激烈。从横向维度来看，获得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急剧增长，导致本科学历内部分化严重。所以，当学历贬值的时候人们纵向维度竞争更高的学历，而高学历也开始贬值的时候人们横向维度上转为名牌大学学历的竞争。一方面，用人单位不再满足于求职者的普通本科学历水平，更多的要求硕士以上的学历，或者要求求职者的学历有名校背景。另一方面，高考的激烈竞争程度并没有随着高校扩招而有所减弱，对于更高学历，更好大学的竞争已经延伸到了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

第二、教育资源极大浪费。我国高校扩招之后，大学生数量的迅猛增加，教育物质资源的投入也随之增加，但是学历贬值却迫使高学历者失业或者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对教育资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同时，打破了社会人力资源配置的平衡，例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环卫工作七名研究生上岗（《黑龙江晨报》，2013年1月5日）。这种错位的就业价值观凸显了高学历者在学历贬值背景下的无奈，对人才培养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三 学历贬值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启示

第一、增加高考次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到来，高考的难度有所降低，但是在“一考定终身”制度下没有通过选拔的人数越来越多，对高校的招生而言，从源头上就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流失与错位，也就不能保证高等教育学历的价值，因此增加高考次数势在必行，如可以每年举行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为高校招生统一资格考试，第二次为能力考试。这两次考试的对象、功能和内容不同。资格考试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分流，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才能参加能力考试，未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可以直接申请高职、高专院校，高职高专院校根据资格考试的成绩还有自身的情况设定录取分数进行“预录取”。最后的录取工作在能力测试过后各个高校录取的时候进行，这一期间被“预录取”的学生主要去参加一些社会实践，而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准备能力考试，通过能力测试的学生进入本科院校同时也可以申请高职、高专院校。最后既没有通过资格考试也没有达到高职、高专院校录取标准的学生可以选择复读或者接受职业技能型的教育和培训为步入社会做准备。这样一来高校可以充分的选择合适的人才进而做到所授予的学历保值。

第二、淡化高考分数评价录取作用。高校的招生制度应建立一种有助于反映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特长的多维度的考试评价体系。高考成绩可作为评价录取主要标准，但同时要兼顾以下三方面。首先，参考高考中某科特别优异的成绩、中学期间获得的能力证书以及所获得的奖项情况等。同时也要参考高中会考时的成绩。其次，树立综合评价观，高校制定考核标准重点考察学生的潜质、个性和能力是否符合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而不是将考试分数作为评价的唯一手段。最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教育资源存在明显差异，录取标准也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总之，高校可以通过多维度的评论体系有效的对生源进行选择，既可促进中等教育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又使高校选择人才的层次更加合理。最终能力高低不同的人所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所承担的风险也就不同，反映在用人单位中就可以有效地发挥学历的筛选作用。

第三、变革考试方式。2014年9月上海市通过《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对于考试方式的改革《方案》指出，首先，实行合格性考试与等级性考试。合格性考试内容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的基础型课程要求为依据，考试成绩合格是高中学生取得毕业资格的必要条件；等级性考试内容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的基础型和拓展型课程要求为依据。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6门科目设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高中学生在完成基础型课程的基础上，可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选择学习其中3门科目并参加相应的等级性考试。其次，合格性考试成绩与等级性考试成绩采用不同的呈现方式，各科考试时间分散在高中三年，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学生自主选择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作为高等学校录取的基本依据。最后，深化外语考试改革。外语考试一年举行两次，另外一次安排在每年一月，考试内容包括笔试和听说测试，引导外语教学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高中生最多参加两次外语考试，可选择其中较好的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第四、改变高校等级观念。我国的高等学校根据办学条件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211”和“985”工程院校；各省重点院校；各省普通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专利高职院校。这种分层下的高校根据自身的定位确立人才培养模式，既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结构的资源优化配置又可以促进社会分工。但这并不是高校等级的划分标准。目前社会上普遍认为重点大学一定优于普通高校，考上普通高校必定强过大专高职院校。中等教育学校主要以考取“985”“211”和重点防校的数量作为其评优的主要标准。对于学生自身来说，宁愿考取重点院校的冷门专业也不愿降低目标选择一般院校的热门专业，成绩一般的学生宁愿选择一般的本科院校也不愿选择一些就业导向明确的专科高职院校，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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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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