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骗的高等教育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胡天佑 张亚群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胡先骕在高等教育理念与实践上留下了丰富遗产。他所倡导的“培养高尚人格”、“既贵精专、尤贵宏通”、“政教合作”、“教育自应独立”等教育理念，对当今高等教育改革有重要启示。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强国进程中，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制度，也应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

关键词：胡先骕；高等教育；教育理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24-06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胡先骕作为一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既具共性，又有特殊性。他先后接受了传统私塾教育、新式学堂教育以及留学教育，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和国际学术视野。胡先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家学者，而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对现实问题始终持有深切的关怀，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他文理兼通，在植物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且文学造诣亦极高。作为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对中国近代教育问题有着系统、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被称为“学衡派中思考中国教育改革最具系统思想的人”［1］。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位跨越时代而选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籍科学、文化名人，胡先骕长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教育贡献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

一、教育背景及其影响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世为江西望族，幼慧，秉母教”［2］94，幼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陶冶。1897年始在“培英书屋”接受启蒙教育，习诵《四书》、《诗经》等儒家典籍［3］，进一步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其的影响。1905年应童子试，入邑庠，为清季大儒沈增值所特识。科举废除后，1906年入南昌府洪都中学堂，开始接受新式学堂教育。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参加江西省官费留学考试并被录取。1913年负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UC Berkeley)修习植物学，以高第卒业。学成归国后，于1918年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开始在国内植物学界崭露头角。1922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4］，逐步将其发展成为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重镇，培养了一大批植物学、生物学领域的杰出人才。同年，与梅光迪、吴宓等人共同创刊《学衡》杂志，提倡人文主义，坚守传统文化阵地，以与当时学术界狂澜相抗衡，“崭然树立东南学风”。［2］94

1923年秋，胡先骕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学，专研中国植物学。［5］101此间蒙好友吴宓引荐，受新人文主义代表性人物白壁德（Irving Babbitt）的思想影响颇深。192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国，仍任国立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胡先骕在美国修完高等教育学位，两次赴美留学的教育经历深刻影响了其高等教育理念的形成。1928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北京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专事植物学研究工作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植物学教授。1935年起受聘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会评议员。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创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并兼任所长。［6］胡先骕在这一时期的教学科研活动，为我国植物学领域的研究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1940年9月，在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介绍下，胡先骕加入国民党。［5］281从此开始由超然派转变成三民主义的信仰者。1940年10月，胡先骕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出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这是江西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以“政教合作”为宗旨，政治色彩十分浓郁。胡先骕长校期间，开基建校，广延名师，在国内高校普遍内迁的情况下，惨淡经营，在短期内使之成为“我国东南半壁一所朝气蓬勃的高等学府”［7］，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一批适应抗战和建国需要的人才。1944年3月，胡先骕以病告辞，仍任国立中正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充分体现了他在当时国内学界的声望和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先骕放弃追随国民党赴台机会，毅然选择留在大陆，以利于继续从事其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1952年以后，胡先骕不再担任任何大学教职，转而专事植物学领域的研究与写作。然而，“作为一位早已远离政治，成就卓著的植物学家，政治并没有放过他”［8］。195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其所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由于在书中批评了前苏联专家李森科（T.D.Lysenko）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从而引起一场针对他的大批判。“文革”甫兴，胡先骕再次成为被批斗的对象，1968年在北京寓所猝然离世。特殊的背景与独特的经历使其在“文革”中尚无法逃离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被批判的命运。

二、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

胡先骕对现实始终有着深切的关怀，在教学、研究与工作之余，“尝究心于中国教育问题”［9］9，撰写并发表了《说今日教育之危机》、《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师范大学制平议》、《东南大学与政党》、《致熊纯如先生论改革赣省教育书》、《论博士考试》、《政治改造与教育改造》等有关高等教育的论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育遗产。

胡天佑张亚群:胡先骕的高等教育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一）“培养高尚人格”的教育观

胡先骕在考察西方教育之流弊基础上，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治事、治学”与“修身”两义，且两者不可偏废。在《说今日教育之危机》一文中，他痛陈中国教育流弊并认为随着西学涌入，“物质科学”受到极大的尊奉，而“人文学问”则受到严重忽略［10］4。这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无可挽回地导致了“道”与“术”的分离［11］。国内官僚腐败，国民道德堕落，“人欲横行，廉耻道丧，已至于极点”［10］8，皆赖功利主义的功劳。胡先骕认为教育在发挥人才培养功能时，应当包含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即“治事治学”与“修身”［10］3：

夫教育之陶冶人才，尝有二义。一为养成其治事治学之能力。一为养成其修身之志趣与习惯。如昔时所谓之六艺与文章政事。今日之学术技艺，属于后者。至所以造成人格，能使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者，则属于后者。二者缺一则为畸形之发达。

胡先骕认为西方教育“治事治学”与“修身”两者并未偏废，因为西方人将道德与基督教义视为一物，基督教义已成全体社会之习尚，圣经与一切学问同时相授于孩童。而在其学校教育方面，“除有物质科学外，人文学问亦极重视”［10］5，因此他断定西方教育实为“修身之教育”。然而中国教育在全面向西方学习时，逐步摒弃了原有的修身教育，朝着过于重视“物质科学”的方面发展了。在此情境下，若想挽救当时中国教育危机，唯有重拾“修身”教育，社会领袖在器重物质科学之外，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精神修养的重要性。

在《政治改造与教育改造》一文中，他将“培养高尚人格”作为一项高等教育要旨［12］25：

个人之人格固基于先天之禀赋，然亦可因训练学习而发达。教育之重要使命，即在如何发达个人之德性或人格，亦即如何增进个人之人格商。个人之人格发展，其个人之幸福，与其对社会之价值亦随而增长。

我国古代教育尤为重视人格修养，而今日我国教育“则不知注重人格修养，但知传习知识而已”［12］25。胡先骕认为我国教育完全沿袭欧美，但只得其形式。欧美教育的主要缺点“在不知重视人格之修养，不适应近代世界公民之生活需要，不能养成伟大之领袖”［12］33。他普遍考察各国高等教育长短，思考后得出结论：我国高等教育尤宜效仿英国，“以养成人格、提高学术为职志”［13］26，绝对不可陷入美国式的功利主义之中，必须极力提倡我国固有文化，以保持我国特有的道德观念。

（二）“既贵精专，尤贵宏通”的通才观

胡先骕认为受美国高等教育“专求应用之学问”［13］22精神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但求精专，不求广博”［13］23的严重弊端。他以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为例：多数学生不愿学习与生物学无关的文史等有关陶冶人格的课程以及德文、法文等作为必备学习研究工具的语言类课程。他们往往只在乎本科目的课程学了多少，对于与本学科关系紧密的相关学科则毫不抱兴趣，以至于发出“治生物学之学生，乃对此种种有关系之学科，皆不欲过问，但求治生物学，焉有大成之望乎？”［13］23的感慨。他以一系而窥全貌，推测青年学生的学习心理，“学生心目中只有‘专家’观念，遂不知即欲造成第一流之专家，亦须有广博之学问矣”［13］23。他反对学生以求学为谋生工具，认为“但求精专”不仅不能成就第一流的专家，对社会也难有重大贡献［13］23：

彼等求学之宗旨，不在求知，而在得专门知识以为他日谋生之工具与号为专家之旗帜。学校与学生若以此为高等教育之目的，则不但不能造成有完全人格之学者，且不能造成第一流之专家也。

在《政治改造与教育改造》一文中，胡先骕又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其教育改造思想。在高等教育改造构想部分，他提出了“精专”与“宏通”相结合，更加注重“宏通”的大学教育理念［12］31：

大学教育，既贵精专，尤贵宏通，必使诸生多有自由讲习研求之机会，而不可过于专业化。今日大学课程之弊，即在课程限度太严，必修课程太多，使生徒太少选习专业之外课程，而在学生一方面，其弊亦在但知精专，而不博涉。大学教育在过度专业化积习之下，遂造成无数未受宏通教育之专家。其专门学问，或尚有可观，而高等常识，一般学术之上修养，则太嫌不足。尤以学应用科学如农工医商者为甚。以此等专家领导国家社会，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欧美大学重视“自由教育”即以此也。

针对此种情形，他提出“挽救之道”在于减少专业课程的修习时间，增加自由选课时间，并在此基础之上规定，学生必须在专业课程之外选修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科学、美术等课程。决然不能养成学生速成之风，对于那些选修多门专业课程的行为，应予以积极鼓励。

（三）注重实践的“政教合作”理念

胡先骕认为“政教合一”是中国教育自古以来的传统，“乃无上要义”［12］25。“国学或太学以及乡州党的各级教育，在我国从来是看作应该由政府职掌的一种极重要的政治事业，由重要的行政官担负起这种责任”［14］4，因而“我国教育的特点就是古来即是政教合一”［14］4。在《政治改造与教育改造》一文中，他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应该培养学生的政治常识与政治责任［12］28：

在高等教育机关，咸宜养成生徒之政治知识与政治兴味，必须使每一生徒，皆认识国民之政治责任，无论其专精之学业如何，尽人皆须有充分之政治常识，尽人皆不放弃其政治权利，则真正之民主政治，方能实现。

1940年10月，胡先骕出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这是一所具有特殊使命的大学［15］3：

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信仰三民主义，发扬三民主义和实践三民主义。第二就是要实验政教合一的理想，使学术与政治连成一气，相互交流，要做到大学为政府的研究部，政府为大学的试验场。

胡先骕治下的国立中正大学，“不提倡学术中立和个人绝对自由”［16］165，而提倡“教育计划与政治计划相呼应，学校为政府之研究部，政府为学校之实验场”［16］165。高等教育要与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但适应并不等于完全依附于政治。胡先骕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及其大学教育实践绑架在国立中正大学这所学校上，也就意味着其自身命运与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四）“教育自应独立”的发展观

在《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一文中，胡先骕阐述了其对当时留学活动、派遣留学政策与方针的见解，认为“在一独立之国家，教育自应独立，不可永远扶墙摸壁，惟皙人马首是瞻”［13］19。在我国学术幼稚时代［13］18：

国内大学仅足教授普通大学课程，而工科、矿科、医科，在国内尚少学习处，至毕业院之研究，则因图书仪器之不备，教师学识经验之不足，一时难期其有成绩，故尚不可以留学为非。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彼时的留学政策实为“治标之方法”［13］18，但在那样的时代及教育条件下，留学又是必要的。要而言之，留学政策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不发达的境遇下，国家得采取的治标之策。

胡先骕主张在政策内容上应进行适当调整：一是在派遣留学政策上宜效仿日本，派遣已有学术经验之人出国留学；二是在留学方针上主张既尊重学生的留学志愿，也根据各国学术长短来考虑派遣；三是根据自己的留学经历及洞察所见，“派遣名额较少，学费较优，资格较难，实为以后教育部派遣留学所宜采取之方针也”［13］18。胡先骕认为［12］33：

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乃完全剿袭欧美而仅得其形式者。欧美教育以及欧美近代文明，久为睿哲思想家所诟病，而我尚只得其皮毛，则不足适应我民族复兴与改进，已彰彰明甚。

胡先骕并非“治教育学者”，“然从事国内高等教育有年”［9］9，对于欧美国情及教育利弊“亦曾为深切之观察”，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并不完全适应于我国，其主要缺点在于“不知重视人格之修养，不适应近代世界公民之生活需要，不能养成伟大之领袖”［12］33。所以，“用宜一洗依傍欧美教育制度之积习而彻底检讨，以远大之眼光，顾及民族复兴之需要，重新改造”［12］33。

当然，胡先骕所留下的教育思想与遗产还不止上述四端，他在生活教育、国民教育、侨民教育等方面也有着极为精彩的论述。此外，创设于战时战地，由他领衔掌印的国立中正大学，在其继任者肖蘧、林一民等人的掌舵下，及至建国前，已发展成为一所相对著名的高等学府。然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使这所大学在1949年南昌解放后旋即被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这所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大学成为被优先肢解的对象。“它的绝大部分院系被调整至省外院校，留在本省的仅存师范专修科与农学院”［17］。至此，名噪一时的国立中正大学消失于无形。1989年，在部分国立中正大学旅台校友的积极奔走之下，消失近半个世纪的“国立中正大学”在台湾嘉义得以成功设校。

三、历史启示与当代价值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胡先骕与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有着较强的领导能力、突出的办学成就、广泛的教育影响以及丰富的教育遗产。在出任校长之前，胡先骕就已是蜚声国际的植物学家，由他领衔的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植物学教学与科研人才，在国内植物学界可谓为“翘楚”。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胡先骕留下的教育遗产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有着深刻而积极的当代价值。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数端：

首先，复归大学本质，培养学生高尚人格。

胡先骕认为，我国古代教育即是“修身教育”，“治事”与“修身”两义兼备，且尤为重视人格养成。在清末教育变革中，新式高等教育机构成为救亡图存的工具，知识与技能传习被赋予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其典型特征即是过于重视物质科学而轻视人文学问，强调知识和技能传习而不注重精神修养。这种取向延续至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良倾向。现代大学极大地拓展了其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职能，承担着多种社会功能，但主要还是社会实施高等教育的核心机构，本质上还是学术性组织，人才培育与知识发展应自始至终置于核心地位。高等教育在发挥人才培养功能时，“治事、治学”与“修身”两者不可偏废。“人格修养”与“知识传习”，“治事”与“修身”，“物质科学”与“精神修养”在人才培养活动中同等重要。培养学生高尚人格，发展学生的“人格商”，不仅对于学生的个人幸福大有裨益，而且有助于增进社会福祉。

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其原因既有总量扩张后准入门槛的降低，也有办学理念、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偏差。这突出表现在：一是以就业为终极目标的人才培养倾向将大学等同于技能培训中心或企业人力资源中心，力求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零距离”。二是奉应用性学科为“圭臬”，忽视人文社会学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由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应用转向成为整个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在应用转型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则争相将自己定位为所谓的“应用型大学”［18］。当应用型成为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与专业建设的价值取向时，将再置基础研究与人文学问于尴尬的境地。显而易见，不能以经济思维来统领教育的全部，人文学问的价值也不能用经济价值与效益来统一衡量。三是以专业知识传习为核心，罔顾人格修养的塑造。专业知识的传授成为大学理所当然的追求，高尚人格的养成则被极大地忽视或常处于放之任之的境地，大学教师“只教书不育人”、“教而不育”，“育人”俨然成为辅导员的专事，政治正确往往成为衡量人格修养的基本准绳或唯一要求。在此情境下，复归大学的育人本质，培养学生高尚人格，应成为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教育要旨。

其次，加强通识教育，造就高素质专门人才。

胡先骕所指出的“但知专精，而不博涉”［12］31的不良倾向在当今高等教育中依然存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发展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反映在大学领域即是对专业教育的过度重视，画地为牢，“易养成狭隘而不宏通之专家，而贻误影响于国家社会也”［12］31。胡先骕开出的药方即是“宏通教育”，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通识教育”。

借鉴其办学理念，当今大学尤应重视和改进通识教育。造就一流专家，培植领袖人才，须具有“宏而通”的学术视野，对社会应有一个深刻地了解和认知，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位列高等教育机构序列顶层的大学则应追求培养“国家领袖人才”。而所谓领袖人才，究竟应具备哪些条件？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几种：健强之体魄；相当之学识；高尚之品格；奋斗之精神；敏锐之见解；正确之思想；橛闳之气量［15］3-5。概而言之，领袖人才注重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在处于高等教育机构序列顶层的大学中进行的通识教育，应自觉担当起培养“一国领袖人才”的使命。

第三，保持大学相对独立性，适应并引领政治发展。

从胡先骕“政教合作”的教育实践来看，保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胡先骕治下的国立中正大学，“不提倡学术中立和个人绝对自由”［16］165，而提倡“教育计划与政治计划相呼应，学校为政府之研究部，政府为学校之实验场”［16］165。这种“政教合作”的办学模式将大学视作政府的“研究部”和人才培养基地，大学在事实上成为政府的“智库”，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有助于大学获取发展资源和政策支持。但在具体运作上，由于政治色彩过于浓郁，学校容易成为政治的活动场所，学生往往成为党化教育的试验品，学校正常的学术活动容易受到政治的牵绊。

高等教育是一项社会事业，作为承担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任务的大学，无法超然独立于政治。无论是哪种政治体制，大学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组织，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组织的制约和被纳入到政府的事业领域。现代大学已经超越了古典大学的发展循环，那种仅依靠自给的发展模式已无法维持其长久的生存和发展。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必要的，大学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很大一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资源的稀缺性与竞争性使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超脱于物外。换言之，大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政治发展，为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提供服务。然而，大学对政治的适应是相对独立的适应。除了适应之外，大学既需要也能够引领政治发展。社会绝大多数政治治理人才是在大学培养的，社会政治的进步与大学的关系往往也相当密切。大学应通过培养学生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实现对政治的发展与引领。“每一位身受大学教育的人，均应本其学术的道义，表示对社会与政治的责任感情，才不枉费大学存在与当为的价值”［19］。大学应是社会文明的领航者，政治清明的促进者，自由与民主观念的先行者。

第四，立足中国实际，构建现代大学教育模式。

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转型，其经验与教训颇值得深入探究。其教训之一在于，人为割断了书院等传统高等教育与现代大学的联系，产生了教育的某些断裂。胡先骕认为，“在一独立之国家，教育自应独立，不可永远扶墙摸壁，惟西方人马首是瞻”［13］19、“不可徒囿欧美教育之陈述，务求创立我国独立之教育制度”［12］25。这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而言，有着积极的启示性意义。我国独立之教育制度的建设，就是要超越高等教育的发展依附，立足中国实际，构建现代大学教育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模式并非要取代西方大学模式，而是要在借鉴西方大学模式的基础上，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实现对西方大学模式的超越。

总之，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强国进程中，我们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制度，也应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沉淀属于中国大学独有而又符合现代大学精神的高等教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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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庞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