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义务：俄罗斯企业型大学政策研究

何雪莲

作者简介：何雪莲（1975-），女，江西分宜人，教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北京，100024。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转型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0YJC880045。

收稿日期：2014-02-23

摘要：企业型大学是2005年以来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重点，俄罗斯政府希望借此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提升经济与国家影响力。俄罗斯成立了联邦大学和国家研究大学，赋予大学以专利独享权，鼓励大学创立企业，与公司合作研发。不仅是大学，公司也处于同样的压力之下，甚至出现“创新的义务”的说法。政府通过税收减免与直接资助推动企业与大学互动，公司代表入驻大学董事会，大学“隐性私有化”。作为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智库，经济高等学院解释了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的经济逻辑。不过，行政指令可能削弱大学与公司的自然发展和水平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备受忽视，学术自由不容乐观，大学教师贫寒，顶尖大学校长鲜有国际化经历，俄罗斯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一流大学；企业型大学；创新；经济逻辑；学术自由

中图分类号：G649.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3-0023-07

一、俄罗斯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思路

（一）俄罗斯高等教育危机

俄罗斯高等教育曾享誉世界，但今日荣光不再。在2013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前200所大学没有俄罗斯大学的身影，唯一跻身于前300所的俄罗斯大学是罗莫拿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以下简称莫斯科国立大学），位于226到250之间。俄罗斯大学的声望似乎在持续下降，对比去年同样的排名，莫斯科国立大学曾位居200到225名之间，莫斯科国立物理工程学院（Moscow State Physics Engineering Institute）曾位居226到250名之间。［1］根据路透社资料，俄罗斯每年科研文章数从1994年的29000篇减少为2008年的27600篇。在2004-2008年之间，俄罗斯产出127000篇文章，其中仅2?6%发表于国际期刊。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的科研产出仅略高于巴西，而输于印度和中国。中国在2004-2008年之间产出415000篇文章，其中8?4%发表于国际期刊，为俄罗斯的三倍。科研产量的下滑甚至表现在俄罗斯最具优势的物理科学领域：2004-2008年该领域产出34548篇文章，占全球物理科研总量的7?39%，而在1999-2003年，文章数为37796篇，占9?68%。［2］

《纽约时报》对此评论到：“每一次新的国际排名都引发俄罗斯的绝望，无论是美国大学的领先地位还是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来说都是痛处以及榜样。”［3］情况的确如此，不过俄罗斯政府对何为一流大学以及如何达成一流大学有自己的理解。自从2005年以来，俄罗斯高等教育预算翻了两番，到2011年达到3900亿卢布（近145亿美元）。［4］这一年，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启动了“国家重点工程：教育（National Priority Project: Education）”，该工程的目标之一，是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在随后的五年中，俄罗斯顶尖大学俱乐部形成。

（二）顶尖大学俱乐部

顶尖大学俱乐部首推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这两所大学号称国家瑰宝。

2005年联邦大学项目（The Federal University program）启动。为加强大学与当地经济的联系，联邦政府推动地方高校合并，成立了联邦大学。联邦大学共9所，没有经过任何竞争程序，直接成为顶尖大学俱乐部成员。［5］

2008年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顶尖大学：国家研究大学（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成立国家研究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科研，改变大学中教学与科研分离的现象。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后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大学主要是教学机构，研究主要在科学院（Academies of sciences）及其分支机构进行：科学院集中于基础研究，科学院下属分支机构集中于应用研究。国家研究大学共29所，主要集中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2008年，头两所国家研究大学为莫斯科钢铁与合金学院（Moscow Institute of Steel and Alloys）与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Moscow Engineering Physics Institute）。2009-2010年之间，另有27所大学通过竞争加入国家研究大学之列。［6］

在2005年至2010年的五年间，俄罗斯顶尖大学俱乐部形成：2所国宝级大学，9所联邦大学，29所国家研究大学。2013年，顶尖大学俱乐部中有15所大学竞争胜出，冲刺世界一流大学，政府向这15所大学注入90亿卢布（约2?7亿美元）以改进基础设施，400亿卢布（13亿美元）用于改进校园和学生的居住条件。这些还仅仅是启动资金。［7］如此大手笔投资，意在于至少有5所大学在2020年以前进入全球前100所大学之列。［1］

何雪莲：创新的义务：俄罗斯企业型大学政策研究（三）俄罗斯创建一流大学思路

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一流大学的典型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通往一流大学之路是硅谷模式（Silicon Valley Type），即科研转化能力突出的企业型大学。［8］新成立的联邦大学与国家研究大学，正是硅谷思路的直接结果。2011年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在大学校长会议上指出：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政府将拨款700亿卢布（24亿美元）以支持联邦大学和国家研究大学；他补充到，这些大学将成为工业部门以及整个地区的发展动力。［4］在2012年的选举运动中，普京进一步阐述了理想大学的形象：“经济的创新天性应该始于大学，大学是基础科学的中心，也是创新人才的中心。” ［8］这一大学理念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理念的自然延伸。俄罗斯政府2020年创新发展战略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俄罗斯全球政治影响力，而达成此目的的唯一可能途径是创新。［9］科研、创新、企业、经济发展，这几个关键词是理解俄罗斯2005年以来高等教育政策的关键，打造企业型大学成为俄罗斯高等教育政策重点。2013年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进一步指出：“将俄罗斯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跟上西方国家的当前进度尤其重要。……这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并通过私人投资的方式进行。” ［10］接下来一系列举措均在于鼓励大学与业界合作。

二、创新的义务：俄罗斯企业型大学政策及具体展开

（一）俄罗斯企业型大学政策

2009年8月2日通过的联邦法律217号令（The Federal Law 217-FL）规定，受国家资助的教育与研究机构是其智力成果的合法拥有者，对智力成果的转换具有独享性权利，可以自主建立商业实体。［9］2010年7月俄罗斯联邦科学与教育部（The Russian Federatio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成立，支持大学创立小型创新企业。目前已经有600所这样的企业，规模一般只有5-20人。［11］2010年，在俄罗斯与美国两国的努力下，大学科研与企业化能力促进项目（The Enhancing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Entrepreneurial Capacity）启动，该项目历时6年（2010-2016），目的是促进两国科研合作，提升俄罗斯大学的科研能力与科研商业成果转化能力。［11］

2010年4月9日，俄罗斯政府颁发第218号令“高等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合作发展的联邦支持”（The Federal Support of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High Tech Industry），规定如果公司与大学合作，政府将资助其一半的科研与发展经费，而大学获得政府资金的前提，是大学必须先获得公司等量资金的注入。这在俄罗斯是史无前例的：俄罗斯政府承担了部分风险，以同时刺激科研发展的需求端与供应端。约700所大学申请该类资金，其中约100所大学获得资金。［12］

为了鼓励大学与产业之间的互动与创新， 2010年4月9日俄罗斯政府还通过219号令与220号令。第219号令“高等教育部门创新基础设施发展的联邦支持”（Federal Support of the Innov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决定在2010-2012年之间拿出2670万美元支持企业型教育与创新性基础设施建设，如商业孵化器、工程中心、认证中心、技术转换中心、信息中心以及创新鼓励中心。第220号令“高等教育部门顶尖科学家的支持”（Support of Leading Scientist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决定在2010-2012年之间拨款4000万美元给顶尖的研究者。目前共40名研究者获得为期两年共50万美元的资助。［13］

上述一系列政策的主旨是打造企业型大学：大学教学与研究结合，大学积极进行研发与科研转化，公司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大学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汤姆斯克控制系统与无线电电子国立大学（Tomsk State University of Control Systems and Radioelectronics）的个案，以一窥俄罗斯企业型大学概貌。汤姆斯克控制系统与无线电电子国立大学是俄罗斯顶尖应用型技术大学，俄罗斯第一所企业型大学，俄罗斯企业型大学协会（The Russian Associ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成员，以纳米技术、电信、电子以及企业型教育闻名，在创新方面位居前十之列，其基础创新设施包括：学生商业孵化器、技术孵化器、科学公园、知识商业化办公室、专利办公室、营销部、科研转化咨询服务，以及一个子公司。在2011年，该大学的子公司投资为140万美元，总收入为5060万美元。汤姆斯克控制系统与无线电电子国立大学将所有知识产权都赋予发明者，同时将41%的预算用于科研；鼓励学生参与孵化器技术项目，鼓励学生成为企业家，鼓励交叉学科研究以及与产业合作。在2012-2014年，汤姆斯克控制系统与无线电电子国立大学获得了10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以发展地区创新集群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进一步向企业型大学转化。［13］

（二）创新义务

在政策推动下，许多地方大学都展开了年度调查，以摸清地方经济的需求与预期。而且，不仅是大学，公司也处于同样的压力之下，甚至出现“创新的义务”（obligation to innovate）的说法。俄罗斯五十个主要公司不得不采纳2015年创新发展项目，与顶尖大学展开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合作（mandatory cooperation）：联合研究开发，共享实验室，指派专人负责合作创新业务。［8］斯科尔科夫（Skolkovo）就是关于“创新的义务”的一个典型。斯科尔科夫是一个位于莫斯科的大型创新与教育中心，该中心与马萨诸塞技术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合作。俄罗斯政府准备在2012-2014年之间，对之注入约30亿美元，目前已到位资金超过2000万美元。此外，俄罗斯政府对斯科尔科夫减免税收，甚至还提出了“国有企业创新发展”（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tate Corporations）计划，要求每一个大型国有企业都拿出10亿美元以建立斯科尔科夫捐赠基金。［13］

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企业型大学政策卓有成效。俄罗斯石油巨头卢科尔公司（Lukoil）与莫斯科国立大学签署协议展开联合科研，以开发碳氢化合物产品。卢科尔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罗斯内夫特公司（Rosneft）与27所俄罗斯大学都有伙伴关系，比如罗斯内夫特公司提供约10亿卢布（3300万美元）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学院（Russian Oil and Gas Institute）建立新型教学实验室。加兹普罗姆公司（Gazprom）在古勃金石油和天然气大学（Gubkin University of Oil and Gas）设立以公司命名的奖学金，资助会议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兹普罗姆公司的出口子公司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研究所（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外国事务部的外交学院（The diplomatic school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签署协议，在培训、研究以及信息交换方面展开合作。国有公司罗斯那罗（Rosnano）在莫斯科物理和技术研究所（Moscow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中培养在应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研究员，合作将研究应用化和商业化。［10］

（三）隐性私有化

大学和商业之间需要加强合作互动，以提升双方竞争力，这个观点正逐渐被俄罗斯社会所接受，并被认为是迎接全球化经济挑战的方式。当然，大学与企业的联合互动还有更为直接的现实原因。在苏联时期，大学与公司之间联系相对密切得多，大学在不同经济产业部门的直接控制之下：专家培养数量取决于不同经济产业部门，学生到企业实习，企业从大学要人。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俄罗斯公司对与大学合作失去兴趣。由于俄罗斯大学没有科研传统，这使得年轻人难以获得新的知识与技术。俄罗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80%，但用人单位普遍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相当糟糕。民意调查显示，用人单位认为大学脱离经济实际，教学方法过时，毕业生能力有限，并认为合格劳力的短缺与繁文缛节、腐败一起成为俄罗斯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8］

人口压力使得合格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趋于严重。根据官方数据，劳动力人口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减少了270万，而14-19岁的年轻人口在2008-2012年之间从1050万减少到760万。公司之间对合格劳动力的竞争不断白热化：毕业生一毕业就被抢走，有时毕业生甚至还没有毕业就被抢走。最大的公立和私立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内部培训体系，或者与大学合作培养学生。2009年联合冶金公司（The Unified Metallurgical Company）与钢铁与合金莫斯科国立大学（The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of Steel and Alloys）联合创立了为期两年的硕士阶段的合作教学项目，以培养工程师。学生有一半时间在公司度过，每个学生都有两个导师，分别来自大学和公司。这样，公司直接影响教学内容，直接监督培训质量。［8］

此前，用人单位一般都不会直接参与大学课程设计，但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公司代表是大学董事会的一部分，企业人士介入课程设计以及考试内容，被邀请去大学作讲座。大学将用人单位的这种介入视为大学的“隐性私有化”（Insidious privatization of universities）。罗萨汤姆核能公司（Rosatom）与国家核能大学（National Nuclear University）之间的合作可能是大学“隐性私有化”的直接例证。为了换取罗萨汤姆公司的财政支持，国家核能大学及其分支校区开始取代其他技术机构，成为该公司人力资源唯一供应者。事实上，罗萨汤姆公司已经将该大学内化为自身一部分。［8］

大学似乎很喜欢这种“战略合作”，大型赞助者不仅提升了大学财政状况，而且提升了大学声望。俄罗斯政府对此大力支持，总理梅德韦杰夫许诺，政府将全方位支持公司以展开上述合作，包括部分免税。［10］与此相应，俄罗斯所有公立大学建立起特别董事会，以协调大学管理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

三、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智库及经济逻辑

（一）改革智库：经济高等教育学院

纵观俄罗斯企业型大学政策，不难发现经济逻辑贯穿始终。这也是俄罗斯转型以来整个高等教育政策的特点。早在1992年，俄罗斯教育法（On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1992）就允许教育机构进行有偿教育服务。 1996年俄罗斯教育法（On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1996）规定，公立机构可以招收自费生，有权出租土地（但所获租金应用于教育事业），可以从事各类经营性活动，包括销售、出租校产、提供中介服务、参与股份制公司、购买股票等有价证券、开办校办产业。［14］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背后的经济逻辑并不让人奇怪，因为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的智库，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机构——经济高等学院（The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要对俄罗斯高等教育政策有个大致了解，经济高等学院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经济高等学院在俄罗斯顶尖大学俱乐部中属于国家研究大学之列，也是2013年竞争胜出的15所冲刺世界一流大学之一。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许多教育改革领域的杰出人物后来都进入了经济高等学院：俄罗斯首任教育部部长、1992年教育法起草者德内普诺夫（Eduard Dneprov）就是经济高等学院教育发展中心的首席研究员；教育部副部长沙德瑞科夫（Vladimir Shadrikov）因在上世纪80年代允许学校教师自己选择教科书而闻名，目前是经济高等学院心理学教师。1997年，当时的院长库兹米诺夫（Yaroslav Kuzminov）开展教育经济研究，试图最优化教育经济，而此前还没有人这么做过。从一揽子拨款改为按学生人头拨款，从一视同仁资助所有学生，转变为仅仅面向优秀学生提供大额奖学金，这两个教育财政政策变化都源于上述研究。1998年8月经济危机之后，菲利普夫（Vladimir Filippov）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正是在那时，经济高等学院成为俄罗斯教育改革的智库。［15］

经济高等学院本身就是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前院长库兹米诺夫曾宣布，所有由经济高等学院提出的改革必须首先在自己身上实验。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当所有其他俄罗斯大学继续教授官方政治经济学时，经济高等学院就已经采用最新的国外教科书，教授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同时从专家系统向“学士加硕士”系统转变，经济高等学院还改革奖学金、工资以及研究经费办法以刺激科研。2001年俄罗斯展开统一国家考试的实验，经济高等学院一马当先，将国家统一考试作为唯一招生标准，而直到2008年，国家统一考试才成为所有俄罗斯大学的强制性标准。［15］

新的教育与科学部长福森科（Andrei Fursenko）宣称与专家组织保持距离，正如普京宣称与寡头组织保持距离一样。尽管如此，经济高等学院在国家教育政策制定方面依然地位不减，经济高等学院的教育分析报告在教育部官员中被视为参考书，其影响依然举足轻重。一个例证是，教育与科学部长福森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教育系统不能是“它自己的事情”：高等教育和中等学校必须与公民社会的形成一块考虑，职业教育尤其要考虑用人单位的要求，商业代表有必要在决定课程与质量评估方面发出声音。事实上这一观点源自经济高等学院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品斯基（Anatoly Pinsky）的治理董事会（Governing Boards）理念：在治理董事会中，公共代表具有真实的权力，从课程内容到教师的聘用方面都具有发言权，大学通过治理董事会向社会公开透明化。［15］

（二）经济逻辑与行政指令的无力

俄罗斯企业化大学改革将通向何方？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评估方式来衡量学界、业界与政府之间的三边合作。不过，一些迹象已经显示经济逻辑与行政指令的无力。

首先，公司对研发往往投入不足。2008-2009年财政危机导致许多公司削减了与大学合作的力度，与大学合作公司的比例从2008年的44%减少为2012年的33%。在经济危机的尾声，形势逐步好转，合作公司比例回升到2008年水平，但回升部分主要是“消极”合作：更少的财政投资，更多的形式性介入（如公司“开放日”或“工作市场”）。［8］

国家通过税收减免以及直接资助，固然促进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但对此有不同理解。一些人认为依赖预算资源可能会削弱自然发展和水平联系，使得公司与大学的科研合作往往徒具形式：双方真正共同展开的科研项目很少，公司和大学隐而不宣的目标是获得政府资助，而真正的目标退居其次，改革的精神并未得到尊重。事实上，大学与科研/创新之间的割离依然持续，大学在计算工资的时候，教学和科研都是分开来计算。［8］

对于大学来说，尽管成立了商业孵化器、技术公园、智力财产中心、专家与证书中心、创业公司，但由于苏联时期的遗产——教学与科研分离，加上转型时期的人才流失（出国或流出学术部门），大学的科研水平低下，其所谓的创新与服务有时很成问题，根本无法满足商业需求，大学自己创立的中小型公司年度营业额往往是负数，这使得俄罗斯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在满足企业需求方面经常独挡一面。［8］

四、俄罗斯创建一流大学的可能制肘

打造企业型大学与冲刺世界一流大学并行不悖，以打造企业型大学推进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这个思路没有不妥之处。考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可以知道，与产业和商业的合作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硅谷就是学界与业界合作的一个成功例子。不过，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复杂工程，要真正实现可能还有超出经济逻辑之外的问题需要考虑。

（一）大学教师贫寒

俄罗斯大学教授相比其他国家的待遇之低，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根据购买力平价，一个印度教授的平均基本工资是3954美元，而俄罗斯教授只有433美元。［7］如果说转型之初，由于休克疗法与经济危机低薪尚可以忍受的话，那么随着经济步入正轨与社会财富增长，对于低薪的唯一解释就只能是教师劳动不被尊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总理普京都许诺提高中尉（军队以及警察机构中的第一级别）待遇，从每月50000卢布提高到80000卢布（1800-2800美元），而地方大学终身教授的薪水只有15000卢布，相当于500美元，助教仅5000卢布，相当于160美元。低薪的直接后果是大学毕业生更愿意从政或从商，或者移居海外，学界的整体水准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令人悲观。［16］按照高等教育改革设想，企业代表将进入大学的管理董事会，而大学也将参与企业公司的项目，教授可以创立公司，开发新技术，进行专利成果转化，借此使收入多元化。这等于是把教师收入问题从政府行为下放到教师本人。

（二）学术自由不容乐观

一些俄罗斯分析者担心，俄罗斯可能不具备科研繁荣所必需的学术自由。直到近来，要认可外国学位学历，雇用外国学术人员，都需要俄罗斯政府的特殊批准。2011年12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一项新法律，自动认可某些国外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并减少雇用外籍学术人员的官样文章。［3］但目前俄罗斯法律反对同性恋，也不具备言论自由的环境，大多数西方学术人员没有移居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想法。［1］

2013年，普京总统签署法案，对俄罗斯科学院进行彻底改革，将科学院下属434所机构直接归入政府控制。根据法案，科学院将与农学院与医学院合并，一旦合并实现，其他的三所学院，建筑学院、教育学院以及艺术学院也将被剥夺自治，直接由国家控制。［17］在国家控制下从事研究不是没有风险，俄罗斯法律规定：“非政府组织如果获得外国资金并被发现从事‘政治活动’就必须视为‘外国机构’。”据彭博社消息，“自从1998年以来，超过12位俄罗斯科学家被捕，其中多数与国外学术机构合作。”［17］由此不难设想大学学术自由的可能情况。

（三）人文社会学科备受忽视

有研究者指出，创立联邦大学与国家研究型大学可能摧毁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对于企业型大学与公司来说，最受欢迎的科研领域是能源与能源节约，其次是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管理、信息与电信系统、纳米技术，此外还有生物与生态系统与安全。联邦大学在创立之初，就直接定位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国家研究型大学，由于其自然科学而被挑选出来，往往没有任何社会学、历史或语言文学的基础。一些大学尽管具有体面的人文或社会科学学院，但没有突出的自然学科院系，就被打入其他类别，甚至面临关闭的危险。人文社会学科振兴不能指望俄罗斯两所国宝级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社会学院声名狼藉，丑闻一个接一个，而排名第二的圣彼得堡大学其历史学院也问题多多。［16］

（四）国际化水平低下

另一问题是，俄罗斯大学学生和教师依然少有流动，国际化水平低下。2011/12学年的外国学生有126319名，但“超过75%的外国学生都来自前苏联国家，20%来自白俄罗斯，18%来自哈萨克斯坦，非前苏联国家的学生中最多的是中国学生，有10000名。” ［17］俄罗斯大学也没有录用外来学术人员的传统。在目前俄罗斯的学术共同体中，几乎没有几个大学一把手知道世界顶尖大学真正意味着什么。在调查的24位顶尖大学校长中，只有一位校长有过在国外大学留学或工作的经历，有22位毕业于他们正领导的同一所大学，只有10位在其母校之外有过经历，其余的校长从母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母校。［18］

俄罗斯政府宣称15年赶上斯坦福大学，将顶尖期刊上文章数增加到现有的三倍，考虑到上述种种，不难推测其可行性。也许普林斯顿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Russian studie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主任柯特金（Stephen Kotkin）的观点更为中肯，他认为目前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大障碍是老一辈学术领导人，真正的改革要等这一拨人退休才能实现。［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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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Jaschik，S. Lost Opportunity in Russia［EB/OL］.News. Inside Higher Education. (2007-01-31)［2014-02-20］.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07/01/31/russia.

（责任编辑 张 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