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大学之蔽回归大学之本——读梅贻琦《大学一解》

段慧兰

摘要：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站在中西比较、古今融通的高度，借助儒家《大学》这一经典，阐明了大学的宗旨在于“明明德”和“新民”，清晰而深刻回答了大学为何、大学何为的问题。当下大学认识与实践之蔽，表现在价值论误区、工具论误区、技术论误区以及非理性误区，严重制约大学健康发展。大学因人而存在，因高深知识而存在。在以传授和创造高深知识为人才培养主要途径的大学，需充分重视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授受与创造的环境、授受与创造的制度这三大要素。解除大学之蔽，需走出大学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大学的终极目的，将知识的承载者与创造者作为大学的第一资源，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空气，用科学理性的大学制度规约和管理学校。

关键词：梅贻琦；大学；大学之蔽；大学之本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5-0069-05

大学产生于西方，已有近千年历史。大学为何、大学何为，探究这一本源性、基础性问题者不可胜数，但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地方，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1］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说：“如果有人要我用简洁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大学是什么’，那么我借用一句古老的话来表述，‘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2］美国教育家博耶（Eenerst L.Boyer）在《大学生活》中论述，一个新式的大学必须是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里，责任和品德为社区里的每个人所接纳，共同的价值也为社区里的每一个人所分享。［3］美国的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则认为，“对于大学而言，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的主要职责——培养学者，保持学习和调研的传统”。［4］22对大学本质和功能的不同认知，导致不同的大学定位、办学理念、办学模式、教育方式方法等。正确的认知对于大学的发展是福音，谬误或偏狭的认知则可能是灾难。荀子在《解蔽篇》中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5］对于大学的认知，断不能“蔽于一曲”，“闇于大理”。

1914年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梅贻琦先生，成功出掌清华大学并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校格。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欧美著名大学发来贺电说“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6］，即是对其治校成就的高度评价。“近一个世纪前的民国大学，作为东西方文化良性融合的结晶体，最大可敬之处是对舶自西方的现代大学基本品格的尊重”［7］，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长期间，秉持“兼容会通”的办学理念，既注重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重视吸收西方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并身体力行，使清华大学在十年之间声名鹊起，学术大师辈出，这种风范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先生的核心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于《大学一解》。此文是梅先生在主持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工作期间，由他本人拟纲，由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执笔的。在大学乱象丛生、遭遇异化危机的今天，研读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仍有茅塞顿开之感，深感探究大学之本、解除大学之蔽的必要，也从中发现了一些探本解蔽的路径。

一、梅贻琦心中的大学

梅贻琦先生认为，制度与精神是大学教育的两个不同方面。大学自诞生以来，制度屡经嬗变，不断完善，然精神恒久，古今中外相通。大学的最大目的就是传道育人。他说，“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8］1大学传什么道呢，传的是个体和群体“安所、遂生之道”，通俗而言，就是如何使个体生命和群体生活安然顺遂，进而彼此和谐、互相促进、共同繁荣。这就是先生眼里的本真的大学，充满了人文关怀、生命意识和中国传统和谐共生的人文理想。实际上，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相通的。

梅贻琦先生站在中西比较、古今融通的高度，借助儒家《大学》这一经典，阐明了大学的宗旨在于“明明德”和“新民”，［9］前者有益于个体的发展，后者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梅贻琦提出，“明明德”就是要健全完善的人格，这种人格是“一人整个之人格”而非“人格之片段”；［8］2既包括知识的学习，也包括情感的培育和意志的磨炼。在学生求知方面，他指出大学“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8］2，强调了学生“好奇心和求益心”的重要性，反对一味灌输，认为只要学生具备了对知识的好奇心和进取心，就具备了学习的动能，具备了“自动之功”，也必能收到“日新之效”。在学生情感和意志的培养上，先生强调重视教师的身教和学生的自我修养。就教师的身教而言，治学精神和思想方法特别重要，治学讲究严谨，思想方法避免偏蔽，要达到这点，必须“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8］3。他提出了关于构建师生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大鱼前导，小鱼尾随。”［8］4教师以身立范，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和熏陶。在学生自我修养上，先生指出了时间、空间、交友的重要性，直陈学校课程多、课业重，教育社会化、集体化，师友古人联系不足的缺失。大学环境应该是宽松自由的，大学要实现其目的，必须有一个符合大学本体发展需要的环境。先生反对学校把学生宿舍弄得像营房，认为那样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在梅贻琦看来，大学“新民”功能的发挥，“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8］7这里，他分析了通识教育和专识教育的利弊，认为“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8］7主张大学重点应在于通识教育，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8］7他以独特的人文情怀，指出“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8］8“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问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8］9此番恳切之言，对当下大学教育仍有启发作用。

大学培养人才的职能为人所熟知、所重视，但大学的道德文化功能常为人所忽视。梅贻琦先生指出，大学作为教化之重镇，国家文化之中心，“大学机构新民之途，一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二为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8］10大学是文明教化之地，理应为社会风气的形成树立表率。“没有伟大的学校，也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10］，实际上，一所大学的风气，对于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风气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作为社会精英密集之地的大学，理应担负起“文化启蒙和文化创新”［11］的使命，为社会文化的创造和新文化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如何实现大学新民之效呢？在文章中，梅贻琦先生大力倡导学术自由，认为“大学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学生之学成与参加事业而始见也……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8］11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言知有博约之原则，言情有裁节之原则，言志有持养之原则，但这些还只是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即“明明德”而言，“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8］11他提出大学应“无所不思，无所不言。”［8］11在先生眼里，新民之大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大学教育，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制，大学所期望获得的成就，亦不可能是计日而待之近功。因此，大学的“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大学的“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8］11梅先生言道：“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8］11大学在“心智领域的超越、学术领域的超越和思想领域的超越”，是人类最重要的“引领性的超越”［12］270。梅贻琦先生所强调的大学新民之效，乃源于大学的“超越特性”［12］272，且不能不有赖于大学的思想与学术自由。

《大学一解》篇幅不长，但内容宏富，涵括了大学教育的一系列本源性问题，包括大学的性质、目的、功能、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师生关系、教育环境、教育与人生、教育与社会等，清晰而深刻回答了大学为何、大学何为的问题，其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对于今天的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仍具有明目解蔽、振聋发聩的效用。

二、当下大学认识与实践之蔽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以学者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批判了他所处时代大学的种种弊端，分析了大学于明明德和新民“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现象与原因。读来真有一种“物已非，人犹在”之感，仿佛说的就是今天，对今日之大学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大学发展至今，空前繁荣，堪称“人类的一项伟大的创造”［13］，然不少大学在发展中已逐渐偏离大学本体，背离大学本真，丧失大学精神，实堪忧心。理性反思当下大学认识与实践之蔽，主要表现于以下四个误区。

（一）价值论误区

大学教育重价值追求，但对价值的认识趋于偏狭，存在重“外在价值”轻“内在价值”、［14］重结果的价值轻过程的价值、重物质价值轻精神价值的偏向。就学生而言，重视能证明身份、可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一纸文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分；就老师而言，重视职称和待遇、名誉和地位。价值取向的偏离导致教育方向的偏离，使大学走上一条扭曲大学本体的路径。于是，在大学里，重知识传授和单向灌输，不重情感、意志的培养和学生自主性的发挥；重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轻人文科学知识；重专识轻通识；师生关系成为一种“奏技者”和“看客”之间的关系。大学固然可以带来物质上的价值，但大学的根本是人，大学关注的应然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若论价值，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大学的终极价值所在。

（二）工具论误区

工具论误区表现在把大学作为工具，作为实现预定目标的手段。把大学作为政治的工具导致大学行政化，作为经济的工具导致大学产业化。大学行政化已备受学界和社会诟病。官本位盛行，大学管理者官员化，大学管理行政化，学术资源向行政资源聚集，学术腐败等，使大学由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异化为行政机构。教育产业化的潮流冲击校园，导致许多大学把经济效益作为办学的重要指标，甚至因此影响到学校的长远发展，校园市场气息弥漫，师生关系异化成一种商业关系，学生对老师甚至以“老板”相称。大学被工具化是大学最大的身份迷失，导致教育目的模糊，学校风气败坏，不但不能发挥倡导和树立良好风气的作用，还使大学不断庸俗化。今日大学之美誉度与公信力在逐渐下降，人们心目中的大学已不再是“真善美的保护人”［15］143，不再是“社会的良心”［15］146。

（三）技术论误区

大学组织自有其自身特性，大学教育自有其特殊规律，“大学治理的合法性、合理性基础本来在大学自身”，［12］545但不少管理者习惯用技术手段对待和管理大学，最明显的就是工程化和标准化。实施各种工程，出台各种标准，对大学进行各种各样的评估和考核，使大学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准备和接受评估考核上，难免导致大学教学上的形式主义，也影响到大学个性和自主性的充分发挥。甚至有学者质疑大学教育是不是成了“应评教育”［16］。时下的大学仍然需要面对外界的诸多干预，大学内生性的发展动力长期受到抑制，难以真正实现自主办学。

（四）非理性误区

人类的理性行为往往与非理性行为相伴而来。在大学发展上，非理性行为导致大学的非正常发展。比如，在大学办学规模上，盲目贪大求全，以为规模越大越好，造成规模的扩张与大学的实际办学能力不相适应，以致重陷“西方大众高等教育的困境”，呈现出“一种非理性教育形态”［17］，带来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在学科与专业设置上，以为越全越好，逐渐失去大学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在设施建设上，以为大楼越新越好，不注重大学的人文底蕴的培育和大学精神的传承。西方大学所具有的学科、专业、学位等，我们的大学也均具有，但大学繁荣的表象还是无法遮蔽大学内涵缺失的现实。

三、回归大学之本

追索大学的原生状态和历史存在，让我们认识到，大学因人而存在，因高深知识而存在，“因培养学生而存在”［18］。在以传授和创造高深知识为人才培养主要途径的大学，需充分重视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授受与创造的环境、授受与创造的制度这三大要素，否则，大学将难以发展知识，发展人本身，难以成为人类精神成长的家园。

（一） 尊重爱护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

“求知是人的本性”［19］。当900多年前，数百名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以外地方的人远离故土，来到博洛尼亚（Bologna）时，他们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求知的需要。博洛尼亚成为一个求知者的聚集地，这是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是人们对知识的需要造就了大学。为了满足人自身发展的这种需要，传授和创造知识成为大学的第一要务。梅贻琦先生认为，知识应该包括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人文知识；就人格的全面发展而言，应该包括知、情、意的全面发展。知识作为一个整体，各方面都是有机联系的，某一方面的缺失都可能导致知识结构的不合理、人格的不完善。蔡元培先生也曾说，“那时候我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20］依两位先生的观点，知识的授受无疑当以通识为上。这种通识教育具有“自由特征”，“可以保护和提升人的求知天性，并通过培养整全的人而提供去外在意义的功能”。［21］

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和服务社会职能，皆是由大学培养人才的职能派生或衍生出来的。因为教师要通过传授知识培养人，就必须不断创新和繁荣学术，否则就无新的知识可传。相应地，大学很好地实现了人才培养的职能，服务社会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缘于此，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作为大学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应该受到最大的爱护与尊重。“大学是一个大写的‘学’字”，“人为学者先”［22］。“大学的好坏是由大学里的人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大学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23］这里的“大学人”，就是大学里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他们应是“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24］，是能有效运用“善知”与“真知”［25］的人，也是能将“求学”与“做人”“融通合一”［26］的人。

（二）优化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环境

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环境包括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空间、讲堂、论坛、图书馆、实验室等，也包括软环境如风气、氛围等。梅贻琦先生虽然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精辟之论，但他也很重视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环境。他说，新文化因素之孕育凭借“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8］11。在这篇精短文章中，几处论及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环境，包括良好的师生关系、非营房的居住环境、自由的学术空气。特别是自由的学术空气，是古今优秀大学的共性所在。故蔡元培先生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美国的布鲁姆（Allan Bloom）也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有另一种气氛……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27］

（三）完善知识授受与创造的制度

制度是大学组织化、机构化的必要条件。没有成体系、成规范的制度，知识授受与创造处于松散、自在状态，就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正如哈斯金斯所言，“制度才是大学传统最直接的表现。”［4］21梅贻琦“所谓的‘大学之道’，在形而上的层面是大学精神，在操作性的层面就是大学制度”。［28］在制度建设中，一方面，大学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由需要减少来自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知识有效地授受与创造，在大学内部还需充分考虑如何保障教师的“学术自主权”和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如果传授知识的教师缺乏“教学自主权与科研自主权”［29］，接受知识的学生缺乏选择专业和课程的自由，就会严重制约知识的授受与创造，就会看不到充满生命气息的有诗意的教育教学，大学也就难以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大学。

结语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末尾说：“今日之大学教育，于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于新民一方面亦然……”，要解决这一问题，须“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8］11-12。大学认识和实践之蔽，制约大学健康发展。解除大学之蔽，需走出大学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回归大学之本，还原大学本真，并努力实践之，要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大学的终极目的，将知识承载者与创造者作为大学的第一资源，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空气，用科学理性的大学制度规约和管理学校，使大学真正肩负起育人责任、“知识责任”与“社会道德责任”。［30］诚如是，则大学之兴可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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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