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及其需求分析

周川

摘要：近二十多年来，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被译介到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来，并在实践中得到较快的发展。但是，院校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范式，更是现代高校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手段。院校研究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高校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目前，中国高校管理制度的“行政化倾向”，抑制了对院校研究的有效需求。院校研究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质性发展，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深层次上的改革。

关键词：院校研究；实践需求；高校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2-0001-04

收稿日期：2014-12-15

作者简介：周川（1957-），男，江苏南通人，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苏州，215123。

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是以科学的方式对单个高等院校的研究，更确切的说，是高等院校以科学的方式对自身的研究。它于20世纪中叶发端于美欧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院校研究”被译介、引入到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中来，二十多年间走过了一条比较独特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院校研究”在我国的译介过程

“院校研究”在我国的译介，20多年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是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界对“院校研究”的“感知阶段”。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高等教育研究者对“院校研究”偶有零星的介绍。80年代后期，一批高等教育青年学者在编撰《高等教育辞典》时，将“院校研究”作为一个词条收入其中，由于当时主要的参考资料都来自于美国，因此辞典也就将“院校研究”解释为一个美国现象：“美国高等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以本校活动为主要对象，以提高本校管理水平及竞争能力为宗旨的咨询性、政策性研究。”［1］

90年代初，时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从事院校研究的程星博士回国访问，现身说法美国的院校研究，并撰成专文予以推介。他将“Institutional Research”直译为“机构研究”，从研究对象上将“Institutional Research”与国内的“高等教育研究”作了区分，明确前者是“以个别学院、大学或大学系统为其研究对象”的研究。［2］也是在他的促成下，时任美国院校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主席的玛福（John A.Muffo）教授于1993年秋来华访问，到厦门大学等校就院校研究问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3］

1992年春胡振敏刊发专文，阐释“院校研究”的含义，介绍美国和欧洲院校研究的起源和发展状况。［4］ 1995年程星等人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系统回顾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历程，赞同采用“院校研究”这一译名［5］。“院校研究”一词，随后被国内的学者普遍接受和使用。

第二个阶段是在21世纪初的四、五年间，国内学者对于“院校研究”的译介和探讨渐入热潮。2002年3月，刘献君等人发表论文，论述院校研究的功能以及在我国推行院校研究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6］ 2003年，赵炬明连载两文评述美国院校研究发展历程并阐释院校研究在现代大学管理中独特的作用［7］，周川等人发表文章论述院校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领域”的主要特征和功能［8］；稍后刘献君、周川等再度发表论文探讨院校研究的方法与特征问题［9］。同年底，由程星等人主编的《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一书出版，该书论述了院校研究的性质、功用以及院校研究的资源和方法。［10］ 2004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蔡国春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院校研究的性质与功能及其借鉴》答辩通过，成为我国第一篇关于“院校研究”问题的博士论文。

经过学者们的译介和探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界对于“院校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院校研究是什么、院校研究有什么用、如何进行院校研究、由谁来做院校研究等等，有了比较理性的认知，因此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之为对“院校研究”的“认知阶段”。

在学者们的译介和探讨推动下，“院校研究”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高等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筹）于2004年10月在武汉成立（后定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11］ 自此，我国对“院校研究”的引进开始步入到一个尝试“行知”的阶段：一些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开始在“院校研究”的理念引领下尝试进行实际的院校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关于“院校研究”的译介和研讨也逐渐向更深更广的层面拓展，比较重要的论著有：刘献君的《院校研究》，蔡国春的《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模式研究与借鉴》，程星等人主编的《美国院校研究实例》，等等。

二、院校研究在我国的实际推行

虽然“院校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比较系统地译介进入我国，但类似于“院校研究”的“高校自我研究”活动，其实早在此前就已经在我国一些高校出现了，只不过早期的这些“高校自我研究”活动，不是自觉地在“院校研究”的理念引领下进行的，而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土生土长的。20世纪70年代末，“十年动乱”劫后余生的中国高等教育，痛定思痛，“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高等教育”的呼声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高校几乎是在很短的时期内，纷纷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室）一类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虽然都以“探索高等教育规律，指导高等教育实践”为宗旨，但具体到他们的实际工作职能看，其实都是应本校的需要在进行本校自身问题的研究，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院校研究”。之所以“类似”，是因为这些研究虽然以研究本校实际问题为对象，但研究基本还谈不上采用科学的方式，也普遍缺少研究的独立性，因此早期的这些高校自我研究只能说是一种“准院校研究”。

世纪之交，高等教育如何进入21世纪，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兴奋点，随之整个高等教育领域自上而下掀起了一个“规划运动”，从国家层面到高校层面，开始制订各自的“发展规划”、“战略规划”。在此推动之下，绝大多数高校都成立了发展规划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名称很不一样，但他们的基本职能大体相同：专门从事本校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订。由于这个“规划运动”的推动，一些高校的“院校研究”职能得以提升，因为在“院校研究”的多样职能中，“战略规划”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高级的研究职能。

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成立后，在“院校研究分会”的积极推动下，一些高等院校开始设立院校研究所（室）或院校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具体名称也略有不同，有称“院校研究所”的，也有称“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的，还有的大学称之为“大学发展研究院”的，这些机构冠之以“院校研究”（本校研究）之名，其主要职责当然是进行院校研究，至少表明它们追求的愿景是院校研究。另一方面，由于“院校研究”理念的不断推广，许多高校原有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发展规划研究所（室）等机构，也形成了比较明确的院校研究意识，开始在“院校研究”理念的引领下转变原先对本校的“自我研究”方式，开始朝着“院校研究”的范式转型。这些研究机构，不管具体名称是什么，但都实际在从事院校研究，或者是以“院校研究”为取向的“本校自我研究”，随之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不少都被本校所采用或认可，产生了实际的效应。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杨颉等人关于本校“院系中长期评估指标体系与实施程序”的研制，中国海洋大学宋文红关于本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组织模式”的设计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刘献君关于本校“实施教师聘任制”的调查研究，［12］等等，都堪称我国的“院校研究案例”。

当然，中国高校的院校研究，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在中国高等教育特殊的体制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虽然发展速度比较快，声势也比较大，但其“初级阶段”的特征，其性质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基本都缺少专业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些研究机构，在校内大多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单位，而是行政序列中的一个部门；大多数研究者在身份上也不是独立的专业人员，而是行政性的人员。因此，他们所承担的本校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按照行政规则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受到行政的干预比较明显，因而研究结论往往也就缺少了客观性、真实性。有些院校研究机构，名为“院校研究”或“高教研究”，而实际上相当于学校领导的秘书班子或写作班子，名为“研究”，实为“代笔”而已。

二是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欠科学。院校研究不同于一般“工作研究”的特点，在于注重采用科学的方式，尤其注重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综观我国目前的院校研究，真正能以“科学方式”去做的，还很少见；绝大多数的研究，还是经验性的、感想性的。对于那些明显预设“框框”和“口径”的研究，本来就不需要“科学的方式”（它在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另当别论；即便是那些没有预设“框框”和“口径”的研究，也会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如研究者本人研究能力的限制，数据获得及其处理技术的限制，而少见采用科学的方式，这些“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仍以经验性、主观性的成分为多，因而这些研究充其量只能说是“准院校研究”。

三、我国院校研究的实践需求分析

院校研究作为高校的“自我研究”，都是“学校行为”，是学校自己认为有需要才设置的。如今美国的绝大多数高校，都普遍地设立了院校研究的机构，少则有二、三名全职研究人员，多则全职研究人员竟达十余人（还不包括助理人员），可以说院校研究已经成为美国高校管理中一种普遍的制度设计。另外，在欧洲、日本，乃至非洲的许多高校中，院校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多的得以开展。院校研究之所以如此蓬勃发展，完全是因为有“研究”的需求。

这种需求，首先来自于高校办学活动的复杂性。二战以后，高校办学活动的复杂性日益增加，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职能越来越多样，内部的事务越来越庞杂，学生、教师、职员等各类群体的诉求也越来越高涨；另一方面是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高校办学活动对社会、对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明显，高校与其办学环境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高校相互之间对社会、市场资源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办学，高校的领导者、管理者如履薄冰，仅凭个人的经验已经很难去把握这种复杂性，因而他就需要借助于一个探路的“手杖”，院校研究首先正是应这个“手杖”的需求而出现的。

对院校研究的需求，也来自于对高校广泛的、制度化的社会问责。高校从“社会边缘”走入“社会中心”的代价之一，便是被广泛的社会问责所包围。议会、政府、资助者、专业协会、学生家长、公众、媒体，还有那些“令人生厌”的“大学排名榜”，都是问责高校的重要力量。毕业生质量如何？生源质量如何？钱是怎么用的？办学效益如何？公平公正是如何保障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地在拷问着高校。为了拿出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证据，如实回应形形色色的社会问责，学校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日常性地进行本校运行状态的研究，收集整理学校运行状态数据，针对问题，分析原因和对策，院校研究正好可以承担此用。

院校研究的需求，更直接来自于高校领导者的自知之明。日益增加的办学复杂性，还有重重包围着高校的社会问责，这些都是客观的需求，这些客观需求能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需求，还取决于高校领导者的主观因素，取决于他的自知之明：自己的个人能力和经验都必定是有限的；再怎么三头六臂、智慧超群，仅凭个人一己之力，都难以把握和应对这种复杂性，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只有当高校的领导者形成了这样一种自知之明，他才能真切地感觉到需要借助于一个“手杖”或者一个“外脑”来协助自己，那时，他才有可能将外部的需求转化为内在的需求，才舍得在捉襟见肘的学校经费中划出一块来，设立机构招募人员，开展院校研究。

3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规模超常规扩张，内外部关系也日益复杂，管理的复杂性同样与日增加。从这个大背景来看，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好学校，院校研究的客观需求也是日渐迫切的。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中，20多年来我国的院校研究得以迅速地引进与推展。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特有的一些痼疾，加之条件的限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对院校研究的客观需求，院校研究在其本真的意义上切实开展其实还比较难。

首先从管理体制方面看，我国高校办学的环境看起来也很复杂，但其实比较简单，在高校、政府、社会的三角关系中，政府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控制着高校的运转。虽说经过多年的改革，“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有所淡化”，但仅从资源配置这一角度看， “高校与政府的资源依赖关系”却持续得以强化。［13］“资源依赖”的强化，实质还是“行政依赖”的强化，政府部门依然还是高校的上级主管，政府的“红头文件”依然还是高校运行的最主要依据。高校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主要着眼点，相当程度上不在社会和市场，甚至也不在学生和教师身上，而在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那里。高校管理缺少自主性，也缺乏科学化、民主化自主管理的基础，因而也就很难对独立、客观的院校研究有真正迫切的需求；即便需要“研究研究”，也多是需要“研究”政府的意图和上级的喜好而已。

其次，虽然对高校问题“吐槽”的人越来越多，但对高校的基本社会问责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近些年来，我国高校的办学活动开始受到更多社会阶层和公众的关注，但从效果上看，一般的社会关注和议论，似乎还没有成为改变高校办学行为的问责因素。究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公众的关注和议论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有力而稳定的制度，高校对社会公众似乎也没有法定的说明责任。更深层的原因，同样还是在于制约高校办学的主导因素，在政府而不在社会。虽然政府部门也有许多评估、检查，现在还要求一些高校每年提交“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但高校应付这些评估和检查，主要也是以行政化的方式“做材料”，而并不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

需求不足的更直接原因是，高校的一些领导者，尤其是主要领导者，专权情况比较严重，自知之明比较缺乏。权力具有壮胆的功效，高度集中而且毫无制约的权力会使掌权者胆大包天，因而司空见惯的情况是，一些高校领导在校内各种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长官意志横行，独断专行严重。决策如果正确，固然可喜；而一旦决策失误（事实证明，凭个人一己之力作出的决策，绝大多数都难免失误，至少是不周全的），则损失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些高校领导者那里，哪里还需要借助于独立、客观的院校研究！即便表面上看他有时也需要下属“研究研究”，那也只不过是以他的意志为“框框”的“注释”或“解说”罢了。这非但不是“院校研究”，也算不得“准院校研究”，只能说是“伪院校研究”了。

院校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于高校办学的实践需要。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现状看，高校管理对院校研究的实践需求还很有限，因此，院校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更实质性的发展，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更深层次的改革，取决于高校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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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星.机构研究与现代高等教育管理［J］.大学教育论坛，1992（2）：1-5.

［3］Muffo，J.A.美国院校研究概述［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4（1）：1-4.

［4］胡振敏.院校研究的起源、发展与现状［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2（2）：25.

［5］程星，周川.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苏州大学学报，1995（4）：113.

［6］刘献君，赵炬明，陈敏.加强院校研究：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J］.高等教育研究，2002（2）：54.

［7］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上、下）——美国院校研究发展述评［J］. 高等教育研究，2003（3）：35；2003（4）：59.

［8］周川，等.院校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领域［J］.高等教育研究，2003（3）：46.

［9］刘献君.院校研究的基本范式：定性模式与定量模式［J］.现代大学教育，2003（3）：7；周川.院校研究的性质与特征［J］.教育研究，2003（7）：32.

［10］程星，周川.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1.

［11］刘献君，陈敏.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325.

［12］刘献君.中国院校研究案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54-111.

［13］陈廷柱.“项目体制”与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3）：12.

（责任编辑曾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