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内生需求”，方能提升大学品质

董云川 罗志敏

摘要：我国大学的主体身份错位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改观的迹象，这一状况使大学成为了“被动”的存在，大学在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中的“内生需求”被各方的厚望全面替代，致使大学所能涉足的天地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是越来越宽，但其生存和发展的自主空间却愈走愈窄。为此，有必要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点由外在力量主导转移到内生力量主导上来。

关键词：大学；主体身份；内生需求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6-0014-05

收稿日期：2014-08-12

作者简介：董云川（1963-），男，云南云龙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罗志敏（1973-），男，河南潢川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从事院校内外部关系及其治理研究；昆明，650091。

钱学森的英才质疑由于附和者盛众反而让更多的人熟视无睹——其实他本不该临终前才讲出来；朱清时的现代大学之梦由于媒体的喧嚣炒作而逐步被惊醒——其实他本不该提前入梦。他们都是高人，但时差没搞对！

而大学的主体身份的迷惑却是数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真正的痛。回溯高等教育领域发展与改革的历程，不难看出，大学的主体身份是最早受到关注和诟病的，但同时也是最少得到改变的。

一、被裹挟的大学

种种迹象表明，当下的中国大学实际上是相当“被动”的大学，这种“被动”远不是学界所言及的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那么直接和简单，其体现是，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大学近年来自身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过什么，却不断地被外力改变着。学生对知识的探究（所谓课业成绩）、教师对学术的追求（所谓教研绩点）、管理人员对学校组织运转的投入（所谓管理动因）乃至学校领导层对学校发展的路径选择（所谓目标导向以及布局结构）等一系列原本属于大学组织“内生需求”的事务，却直接间接地被外部力量指挥、替代或安排了。于是乎，紧张忙碌的身影和茫然游离的眼神便成了当下大学芸芸众生的形象表征。

当下的大学却有意无意间丧失了在某种政治及经济环境中自主的意识倾向和健康有力的反应能力，既被过强的行政化思维裹挟着，也被过多的市场化功利所诱惑，从而使大学的文化主体身份淡漠、颠倒或者异化。

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政府下属“事业单位”的大学在获得种种政策待遇的同时，也种下了自主性缺乏的基因。从外在层面来讲，政府总是以大学需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更多地为国家的建设发展服务为理由，不断地以行政的手段增加对大学办学的干预广度和深度。各级领导们也常常本着“不管大学就会乱”的行事逻辑，理所当然、自以为是地指点着大学管理的各个关节。如他们把规范高校负责人的个人权力与高校的法人自主权力不加区分地加以限制，完全按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级与下级的行政思维与逻辑［1］，从大到招生计划和重点学科专业的审批、小到校内课程的开设以及教师的评聘，都要按照他们的意图来组织实施。

最近，又一次所谓的高等教育“转型战略”拉开了帷幕。其实，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乃大势所趋，这一点当然不会有人否定。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转不转型，而在于院校转型的内生需求以及自主发展的时机和方式。地方院校生于斯长于斯，春江水暖鸭先知，转不转本来都是学校自己的事。而政府却再一次把转型的目标、方式和方法、时间节点都设计好了，而且理由看上去是如此地确凿无疑且不容分说。这就不可思议了！政府一方面亮出转变职能，尊重、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却不予余力、时不时地向数千所大学直接间接地发出或东或西的改革指令。所以，就有人戏称中国只有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没有其它的大学。因为形式上多种多样的高等学校都必须遵照上级的统一部署来发展，包括校长选拔任用，学校组织机构的设置，直至科学研究的方向、人才培养的课程和教育教学的策略。正如刘道玉先生所说，给我国高等教育造成恶果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好大狂，都是行政过度干预的结果［2］。

这种超越了政府管理大学限度的行为模式，通过几十年持续不断地运作所形成的惯性，有力地渗透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并有效地深入到大学人的潜意识里，从骨髓里取代了教育主体的内生需求，使得任何一所大学在考量自身发展问题的时候不得不优先尊重来自上级的逻辑套路，继而无怨无悔地投身于资源竞争游戏之中，并从中选取外在的求生与发展路径。

也有人说，由国家直接管理大学有什么不好？国际上同样不乏卓越的案例，比如中央集权制的前苏联，还有欧洲一些国家的国家大学办学体制。但请注意：无论具有哪种制度背景的国家，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与指挥都是有边界的，一旦越界深入到院校内部的教学、科研等真正属于教育自身的领域，其办学品质必然会受到干扰！

另一方面，处在市场氛围中的大学，自从发现跟随市场得到的收益远比追求学术来得快、来得多之后，就逃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传统大学文化的守护，从半推半就到乐此不疲，再到无力自拔。追求经济利益便在大学的办学活动中转变为主旋律，盲目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举办各种短频快的培训班、学位班等成了一些大学屡试不爽的吸金招数。而诸如改善办学条件、提供社会服务等托辞反而成为大学追求经济利益的一块块遮羞布。于是，大学在从市场那里得到种种“好处”的同时，沦为了市场的“跟屁虫”。如他们以“市场需要”为理由，唯公众喜好是从，追求市场热点办学，使劲招收学生，临时拼凑课程，这使一些大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变得像一个“把学生安排出去”的职业介绍场所或一个迎合企业的“订单”生产厂商，或是颁发甚至是贩卖文凭和证件的街铺，这就使得一些本来肩负人文使命的大学无所适从，也使得一些想要追求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统一的学科沦落为“养家糊口的学问”，由此让媚俗、浮躁、功利、浅薄、焦虑等情结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中占据了上风。

董云川罗志敏：尊重“内生需求”，方能提升大学品质

行政和市场两方面力量使大学像长期吸食大麻的瘾君子一样，乐在其中，但从灵魂到肌体都深受其害，这使我国大学生存价值的权重逻辑顺序也不得不发生了变化，在交出了原则和信念的同时也在损耗着自我生命的活力，在渐失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这一本体价值的过程中被规制进入了被动的生存发展路径之中。当前，我们身处其间的大学业已成为一个“不得已的存在”。进一步解析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学往往是一个“仿真的存在”、一个“平淡的存在”、一个“无特点的存在”和一个“近视的存在”。

作为“仿真的存在”，是指当今世界大学通行的各种概念、称谓在中国的大学中都一一对应，样样俱全。比如说学科、专业、课程、学术、院系、博士、教授、院长这样一系列的符号，既是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符号，也是我们天天耳濡目染的符号，但即便如此，这一切似乎还是无法与时代接轨、与国际接轨。作为“平谈的存在”，大学的运行表现得极其充分自然，多数量少质量、有指标无个性、有奖状无品质、有著作无思想。中国大学在忽左忽右的竞争中整体的学科水平步入了“高原”期，原创的思想和突破性的成就难以显现。作为“无特点的存在”，在“国际化、一流”等政策导引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贪看天上月，反失掌上珠”，一方面遥望欧美的现代大学标准，另一方面守着宝贝讨饭吃，彻底放松了对东方传统智慧、包括地方文化精粹的继承和发掘。作为“近视的存在”，大学中不乏“识时务”的人群，“高雅”的学人们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或者避免自身利益受损而一拥而上，纷纷争做时代的“俊杰”。于是，本来宁静而深刻的大学校园充盈着立竿见影和粗浅的文化氛围。极目所至，坐享现成、坐山观虎的人何其多！自以为是、莫名亢奋、集体无意识蔚然成风！

我们不禁要问：大学原本需要什么？教育原本需要什么？学术原本需要什么？一言以蔽之，亚马逊河领域的热带雨林是自主生成的，应该不会是外力规划建设的成果！

二、“被动”大学中的人们

当外部力量成为左右大学办学趋向的主体动因之后，大学校园内少不了一派忙忙碌碌。校园众生也就很难静下心来，专心学术。大学由此成了一个很紧张、很硬的存在。这就如同台湾著名文史学家王泛森教授所谈到的那样，“现在的大学变成了最紧张的地方，太硬了，而且越来越硬。”［3］

对大学的各级各类管理干部而言，注意力无不被吸引到对上级政府部门意志的响应上，为获得能够使学校“跨越式发展”的资源，比如升格晋级、办学资质、院校排名、学位点申报、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等等，而穿梭往来于各种中国式“公关”活动中，此起彼伏。大学也就与其它社会组织一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官场、市场与名利场，变成了盲目扩张的流水线和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沦落为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

在校内，不间断地开展着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评审和裁决活动，包括上重点、定职称、搏基地、争项目、评优秀等等。借用民主之名，这些评审和裁决，往往形式上合法合规，程序也绝对做到公正，却独独忽视了对学术自由的敬畏和保护，大学教师的自主权就这样被稀释了，结果是有棱有角的大师越来越少，而毛光水滑的教授越来越多。教师们的注意力则普遍被吸引到争取项目、发表论文上，不是忙着搞关系发论文，就是忙着跑项目、争课题、上工程、排名次，顺便有个一官半职则更好。大学教师的精力几乎都耗在各种频繁而无用的考核、评估、课题、奖励等材料表格的填报中，而费力搞来各种项目课题的负责人们除了科研本身之外，更操心的事情是如何合理合法地花掉课题费用而不违规，为此，同样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伤筋费神。接下来，作为院校运转中心主轴的课堂教学和师生互动则流变为一个简单的“经过”，能应付则应付，育人天职由于工作量无法标记而被广泛搁置，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为“高攀”，科研离开教学照样通行无阻。对此，有学者形象地描述道［4］：

今日大学的那些所谓的“科研达人”更多是“课题达人”、“论文达人”，为了制造更多的学术产值，他们在科研之外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多于科研本身，所以他们做出的科研只能“糊弄”评价机制，却征服不了学生的心。……与此同时，他们被一套统一的体制磨掉了自我，活得复杂和功利，往往言行脱节，满足于个人的安逸和平庸忙碌的生活，该说话的时候不敢说话，该承担责任的不敢承担责任。

官学关系的混淆更是我国大学生态的奇观之一。一些具足资历的专家学者，大多承担“双肩挑”之职，这些人在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实验设备、评优获奖等方面显然独占鳌头，但又由于庞杂事务的牵扯而必然影响到专业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导致其所获得的各种项目资源只能以“承包”或“发包”的方式转移给属下或者学生来完成。与此同时，那些专职行政管理人员却由于大量的所谓专家、教授挤占了行政职务，其上升空间受到挤压而影响了其工作积极性。于是，就有不少行政管理人员也忙着拿学位、写文章、评职称，为的是将来也能以专家、教授的身份谋取更宽的发展出路。

对于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以及“教育资源链关注的末梢”的大学生们，无论是平时的学习，还是选课、上课以及课程考试，他们的发展意愿早已被教育生态所侵染和误导，其内生需求和主体性更不可能被重视，大多被现实压力和各种抱怨包裹着，如课程、论文、英语及计算机等级考试、考研、找工作等等，“面向未来”的教育敌不过脚下必须逾越的一道道应急程序。他们被提前推入赤裸裸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中，被挤压和驯服，用自己的青春热情和创造力来交换生存哲学。没有被当作一个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5］。这种被动的状况往往使他们缺少独立的思想，也缺少主动应对竞争的精神和能力，更不习惯于在课堂等场合担当主动的角色。在一次由我国举办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论坛上，德国一位大学副校长就炮轰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生太被动、父母太娇惯，教授讲课照本宣科几十年。”［6］他还就此补充道：“学生没有锻炼的机会去解决问题，他们学到的只是重复特别的解决方法，（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角色。”［6］

大学生本该是最富批判意识的群体、处在最具理想主义精神的年轮。而一旦他们在这种紧张而被动的生态中失去了独立精神，就成了大学流水线上的产品，大学也就被沮丧地认为是短暂的虚荣心被满足之后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据《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6］有人就此描述道［7］：

他们大都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以考分机器的面目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要走的是一个程序，一个只想采撷果实——毕业证的行为艺术。……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在功利性的目标前，变得如此卑微。可悲的或许是，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求知的冲动，因为他们早就没有了那种本能。

事实如此，我们不禁要再次发问：校长原本应该追求什么？学者原本应该追求什么？学生原本应该追求什么？时光流转，大学校长们所看重的、教授们所看重的、学生们所看重的事物重心已经变了，大家一门心思像激流的漩涡般热衷于“教育的现象”而远离了“教育的真相”。

三、尊重大学发展的内生需求

以上所述，意在点破中国大学发展主要源于外部的“强制性”推动以及内部“应景式”的变迁格局。这种发展模式偏重“输血”而忽视“造血”，始终采用机械的、标准的方法来展开与约束高等教育的发展运动，因此造成一所所“被动”的大学。这种“被动”且“应景”的作为方式使得大学所能涉足的天地外表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宽，但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实际上却愈变愈窄，最后不得不沦为行政与市场的附庸。要颠覆这种宿命，大学就必须像以往国家转变生产经营方式那样去转变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点由外在力量主导转移到内生力量主导上来，使大学彰显其作为一个文化组织的高度专业性和独立品质，继而通过这种品质的外化获得社会发展的助力和旺盛的生命，最后成为“主动”的大学。

所谓内生力量，源自生物学观点，后来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则是指内部生成的力量，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因，也是事物内部生长的动力机制。对人来讲，要激活这种内生力量，首先需要激发他的内生需求。因为，内生需求决定了人的社会意识，也规定着人的自我实现的理想理路。如果把大学看成是领导人、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相关人员的集合，那么要建立大学发展的动力机制，前提条件就在于激活大学内部相关利益者的内生需求。这种内生需求不仅是一种愿望、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发展的能力，更是一种自我导向的（self?oriented） 的发展过程。德国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的群体动力理论就认为，人的心理和行为决定于内在的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与此相对应，作为相关人员集合的大学的发展或变革也就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外部压力情境”，二是“内部激励情境”。前者决定发展或变革的方向，后者则决定在这个方向上的力度。外部压力情境与内部激励情境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推动行为活动的内生动力。［8］从高等教育治理的角度来讲，要努力通过建立有利于大学自主发展的机制来激发大学人的内生需求，从而趋向互动性、自觉性的发展方式。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在外部热闹非凡、而在办学品质方面的成效难以显现，人才培养模式及质量屡遭各界诟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种能推动大学自身良性发展的持续性内生力量，缺乏一种将政府意愿转化为高校内部行为主体需求的有效机制，于是，所谓“提升大学教育品质”这类诉求也就只能停留在政府的文件和会议精神之中，却难以有效转化为大学人自己的愿景。

这种能促进内生力量的有效发展机制更接近于管理学领域所指的“自组织机制”。即一个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然是与其周边社会生态要素博弈共生的结果，其主体是自身发展需求，其客体是关联环境与生态要素，内生需求是自主发展的前提条件。就大学而言，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部机构及机构间的关系，还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乃至于专业开设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关系，都是需要根据时空变化不断改良调试的——这一切无疑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绝非外部力量可以瞎指挥！

因此，理性的教育管理政策务必尊重大学内在的、成员内生的发展需求，通过激发大学人内在的动力机制，让学校成员的内隐概念、心智模式和自我惯习发生渐进变化，从而推动学校的发展进步。对政府来讲，要把注意力和重心转向优化高等教育的外在发展生态且大幅度减少对大学内部事务、特别是教学科研活动的干预。然而，角色意识的转变，以及对“权力控制的哲学”、“规定性的哲学”的摒弃谈何容易，对于习惯于指挥大学的行政机关来说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政府功能也必须从大学的设计者、制造者或直接管理者向促进者、培育者和协调者转换。至于国家权力作用于大学的边界，则是大学自主权作用的前沿。这也就是说，大学虽然可能会受到国家或区域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其生存与发展活动的逻辑必然应该是自主性、自发性以及自为性的结合。如果说大学是一个知识生产、文化传播的机构，那么政府和社会至多只能对大学分配知识的范围和应用知识的方式进行干预，而生产什么知识、如何生产知识绝非政府操心之事。

大学的自主权本来属于大学自身而非简单地祈求政府“下放”。政府除了保证教育投入、纠正和查处学校违法乱纪行为之外，举凡招生、就业、学科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人事聘任和任免、学生管理、国际合作等事务都应该由学校自主决定，或者由大学依法组成的专业组织协商议定。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局面根本不可能依靠步调一致的指挥来实现，类似“规划教材”、“精品课程”、“专业目录”等做法本来就值得怀疑。要让大学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能够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及其与特定社会需求的有机融合性来开办专业、选择学术探究方向和路径，设计组合教学内容、开发“校本教材”、举办“校本师资培训”，使每所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办学实体和主体，成为“更好的自己”。为此，摒弃垄断性、强制性管理观念以及集体会战、工程思维的管理模式就成为政府首当其冲的要务，要转而着眼于内部激励因素和变革动力源，以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为载体，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发现新的、潜在的获利机会和兴奋点，从而逐步突破现有模式赖以延续的利益格局和路径依赖；要通过重塑高校社会利益关系，构建趋向于激发各方内在需求的自主机制，并通过反思、对话、体验等途径，形成一种自律式的、自发自为的专业发展轨迹和生活方式。如学者对于学术目标和路径的选择，学生对于成长兴趣和发展需要的选择，办学者对于有效发展方向的操控和调整，以逐步实现现代大学“教的自由”与“学的自由”。进一步说，如若能够基于精神自由、学术兴趣、好奇探究等大学的核心元素，营造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与氛围，把教师的手脚从各种项目申报与工程“会战”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激发他们的自主发展意识，增强他们自主改进与发展的信心、动力和能力，并使他们的个人兴趣与爱好得到张扬，大学品质才会有所依托。

与此同时，现阶段政府还应该在培育教育中介组织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建设在大学与政府、市场之间形成一个有效“隔离带”。政府要把教育中介组织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社会自治的重要力量，明确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同时赋予公众对高等教育公共治理的参与权、选择权和决策权，激励和监管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行使公共教育的权利，并建立公益委托制度，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高等教育事务通过购买服务以及放权委托等方式转由社会组织担当。

综上所述，变被动为主动恰恰是改革的正确路径。一直以来，中国大学从宏观生存环境到微观的教育科研活动，被领导、被指挥、被规划、被安排的状况到了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改良的时候了！高等教育品质的提升有赖于政府对大学内生发展需求的尊重，而大学同时也需要本着自己的独特功能、目的和相对存在的价值，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坚定地在与政府、市场之间筑起一道“精神防护之墙”。惟其如此，我国大学才能焕发起内部的生机勃勃，而不再陶醉于外部的熙熙攘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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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道玉.教育界有六条“恶法”［EB/OL］.新浪网.（2011-08-16）［2014-08-12］.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8-16/165923000365_5.shtml.

［3］王泛森.大学“太紧张”，产不出独创性学问［N］.文汇报，2013-07-11（6）.

［4］宋德发，李奕.老北大名师的教育育人——以《负喧琐话》和《负喧续话》为考察中心［J］．现代大学教育，2014（2）：35.

［5］许知远.中国教育的溃败：精神与价值贫困的年代［EB/OL］.新浪网.（2014-06-21）［2014-07-02］.http：//sina.com.cn/s/blog_6139640b0100j40z.html.

［6］王进雨.德专家炮轰中国学生太被动［N］.法制晚报，2011-10-14（11）.

［7］老愚.教育绝境［EB/OL］.FT中文网.（2009-07-04）［2014-07-01］.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7228.

［8］韦成龙，等.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问题刍议［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2（4）：25.

（责任编辑 张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