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文化研究”之研究——兼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学构建问题

史华楠

摘要：我国大学文化研究，经历了“校园文化”、“大学校园文化”和“大学文化”三种不同概念语境的学术探索阶段，表现出由从属研究向独立研究转变的学科发展特征，逐步确立了大学文化研究在高等教育领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一门学科创建和发展的认识成果而言，近30年大学文化研究有着较多的范式运用和学术建树。在多元文化冲击和国家战略调整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大学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发展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中国特色、研究范式、价值取向等深层次理论问题。把握现代大学的文化本质，立足高等教育发展主题，形成价值与实证相统一的研究范式，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学，应是当前大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大学文化研究；阶段划分；学术建树；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5-0001-08

一、大学文化研究的缘起及“大学文化”的不同界定

作为文化术语和教育术语的“大学文化”，用以对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学文化进行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起初，我国学者仅以非常广义的“校园文化”概念来讨论大学文化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之后人们在对“大学文化”建设问题持续研究时，越发觉得“校园文化”一词在概念选择上的模糊和泛化。20世纪末期，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国家将加快大学内涵建设、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增强大学软实力作为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选择。但此时受世界范围内文化危机的影响，我国大学的品味出现下降，大学精神逐渐失落。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真理的强烈向往，驱使有关研究者下决心对我国大学教育的理念和使命，特别是对现代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进而对大学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开展深入研究。于是，“大学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下位概念应运而生，同时“大学文化研究”作为文化研究分支学科的地位也逐步显现。一开始，仅是几位学者涉足大学文化问题，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其中，从而使“大学文化研究”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引发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如今大学文化研究接近成为显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人们对大学文化功能和内容的认识也逐步明晰，但围绕“大学文化”概念的界定则争论不休。

英国人类学家威廉斯（R.H.Williams）在对文化进行几十年潜心研究后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英语中有两三个最为难解的词，culture就是其中一个”［1］。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2］23：

“大学文化”概念既有“虚”的一面，也有“实”的一面。“虚”是因为它“游离”于大学办学理念、发展战略、规章制度及方方面面的具体学校事务中，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更难量化。“实”是因为它“扎根”于观念和行为的范畴里，在大学日常管理、教学、科研和服务等方面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多年来，许多学者不遗余力地探寻大学文化的真谛，试图给“大学文化”概念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对大学文化的理解上，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存续发展、提升水平的根本和基础，“铸造大学文化就是铸造大学的灵魂”［3］7。

据笔者考察，自上世纪末“大学文化”概念开始引用以来，不同的学者或教育专家根据不同的审视角度和理论认知对“大学文化”概念的界定和阐释各有其表，给出的定义不下20种，归结起来不外乎“五说”。

一是“大学个性说”。这是从文化对大学发展的独特作用来理解大学文化的。顾明远教授认为：“大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是研究文化、创造知识、创造文化的场所。如果一所大学没有文化的底蕴，是创造不出新的文化来的”［4］，“铸造大学的灵魂，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所在”［5］。袁贵仁教授指出：“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6］。赵沁平教授指出：“有个性的大学文化才是有活力的大学文化”［7］。王冀生教授认为：“每个大学的历史传统、环境的方面差异造成丰富多彩的大学文化”，“文化个性是大学核心竞争力”，“大学文化的个性决定了‘世界一流大学没有唯一标准’”［8］。他在《现代大学文化学》一书中反复阐明这些观点，后来在《大学文化哲学》及相关论文中对大学文化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完善：“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二者既有深刻联系又有质的区别”，“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大学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人文关怀和追求真理是大学应当坚守的‘永恒之魂’”［9］。

二是“文化方式说”。这是从大学教育中文化方式的不同表现来界定大学文化的。申作青教授认为：大学文化是“通过大学人长期的工作、学习、生活而形成的思想理念和行动方式”［10］。青年学者傅林认为：大学文化是大学人经年累月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它通过大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表现出来，是体现在大学制度、大学与社会关系、大学人的信仰系统、大学人的道德准则、大学人的行为规范、大学的风尚等当中的意义符号、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11］。戴建兵、余闲虎等研究者认为，大学文化就是大学的校园文化，“是依附在大学这一特定载体上的社会文化”［12］；所谓大学的校园文化，是指“附着于学校这个载体，并通过学校来反映和传播的各种文化现象，它反映和包含了学校的历史传统、校风校纪、个性特征、校园环境、学术水平、校容校貌、教学和管理制度、全校师生普遍遵循和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等”［13］。

三是“教育生态说”。这是从教育本位和文化的无穷能量来阐释大学文化的。我国教育界长期坚持的一个观点是，“办大学就是办一种氛围”［14］，“大学文化乃是培养人的沃土”［15］89。上世纪90年代涂又光教授提出了著名的“泡菜理论”（即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而受到教育界赞赏。有学者认为大学文化好比泡菜汤，它影响和决定了浸泡其中的学生的精神风貌和行为风格，因此“大学的教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16］。房喻教授对大学文化的定义是“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经过全体师生员工的长期不懈努力和培育，已经融入到学校的精神传统、办学理念、人文价值以及形象识别系统中，以育人为本质属性的各级文化形态”［17］。徐显明教授指出，一所大学就像“百花园”式的生态系统，大学文化就是大学这个“发酵池”中的“酵母”，“每一个人进到大学后会受到大学熏陶，而受到熏陶的主要因素就是大学文化”［18］。韩延明教授认为：“大学文化的实质问题就是‘大学人’的问题，大学文化实质上即是‘大学人化’，是大学人自己本质力量外化与对象化的创造结晶”，“大学文化使每一位大学人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推动力，激发个体和群体无穷的能量”［15］89。蔡劲松教授解释说，大学文化的“化”，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大学文化育人的本质使然和出发点与归宿，是文化育人过程中大学发展和大学人发展的有机统一”［19］。

四是“精神环境说”。这是从大学理念、人文传统、价值追求的精神力量来分析大学文化的。一些学者认为，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物质和高深学问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杨福家教授说过：“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20］。邬大光教授认为：“对于大学的发展和变革，既需要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坚持者，也需要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创新者”［21］。牛宏泰教授将大学文化简要定义为“大学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产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象征，是一所大学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22］。黄百炼教授认为：大学文化是对大学本质、大学功能和大学发展规律的理解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大学文化集中体现在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23］。顾秉林教授更直接地指出：“从狭义上讲，大学文化主要是指大学精神，强调大学师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24］。青年学者薛绍聪在研究了西方大学文化的特征后认为：大学文化在内聚和融合了一定的精神文化特质以后，便具有了整体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特定的大学文化模式”［25］189。

五是“综合形态说”。这是从文化的内涵和载体具有的复杂性来定义大学文化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既然“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26］，那么大学文化就应该是大学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赵存生教授指出：“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历届师生的传承和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精神成果和蕴含这种精神成果的物质成果的总和”［27］。眭依凡教授认为，大学文化是“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居中，环境文化处外的”，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文化同心圆”［28］。孙雷教授阐述说：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在大学里的一切活动方式、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是在大学长期办学的基础上，所积累、传承和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29］。对于大学文化形态的内涵，有划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和产品文化的［30］；也有划分为精神文化、物质和环境文化的［31］；也有划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的［32］。

以上关于“大学文化”概念的诸多阐释，有的是从教育文化学的角度总结梳理，有的是从大学文化的基本属性或基本职能来认识，有的则从文化分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鸣现象，在一门新兴学科形成初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从这些界定中不难看出，学者们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它们并不矛盾，都从各自的角度，不同程度地阐述了大学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一门学科创建初期的认识成果而言，都有着独到的理论价值和学术贡献。可以想见，随着人们学术视野的拓宽和理论探索的深化，这种讨论还将持续下去；随着大学文化研究焦点的越发明确，大学文化概念界定还会凝聚新的共识，一个能揭示大学本质、涵盖文化特质、切合学科性质的“大学文化”概念最终会形成。

二、大学文化研究的进程及其学术建树

如何评价我国大学文化研究的历程和建树，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近年已有研究者对我国近30年来大学文化研究的进展做了一些梳理，但这些工作仅是学术性的活动扫描和成果清点，并未从学科建构角度去检视问题和揭示规律。笔者认为，我国大学文化研究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范式，并明显表现出由从属研究向独立研究转变的学科发展特征，从而逐步确立了大学文化研究在高等教育领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一）“校园文化”概念涵盖下的大学文化研究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受世界学术发展新潮流的影响，我国中断几十年的文化研究重新崛起，但人们在对待文化的心态和取向上所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是“反思”［33］前言。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大量尖锐复杂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促使大学企图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寻求答案，其中包含着对西方文明进行深入探索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反思，人们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化问题，亟待学术界回应和解答。在这种文化研究趋势面前，“校园文化”概念开始被引入学术领域，引起教育界的兴趣和关注，并朝着孕育一门学科的方向发展。以高占祥的《论校园文化》（1990）、侯长林的《校园文化略论》（1991）、史华楠等的《校园文化学》（1993）、杨怀中等的《象牙塔之谜 ：校园文化概论》（1993）、张官禄的《校园文化论》（1994）以及王干、徐素明、宣勇、黄庆会等研究者发表在教育专刊和大学学报上的数篇论文，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校园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但是，这一时期由于观念认识上的局限，人们将研究兴趣聚焦于颇具新鲜的“校园文化”概念的科学界定和内涵发掘上，着力于一般意义校园文化学的理论思考和体系架构上，而鲜有学者以“大学校园文化”单独立题研究，更缺乏对大学校园文化的目的、功用、理念等进行专门研究。同时，学者们在校园文化论述中，要么以大学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蓝本，“在论述时一般以大学为主，适当照顾到中小学及其他学校”［34］，要么在论述的内容覆盖中仅仅兼及大学校园文化，使得大学文化问题连续十年无法脱离“校园文化”的樊篱。这一阶段，“大学文化”的概念在我国尚未出现，学界仅将“大学文化”纳入“校园文化”范畴来讨论问题，从而出现“大学文化”被“校园文化”所涵盖和淹没的特点。

（二）“大学校园文化”概念语境中的大学文化研究阶段

从1989到1998年之间，是中国的“多种价值的骚动阶段”［33］4，文化出现个体化倾向。“每个人、每种思想、每种活法都在这历史瞬间转换的舞台上，匆匆往来尔后又迅速替换消逝”［33］5。这一时代背景对我国文化思潮和文化研究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驱使学术活动由低迷、低俗转向古典、高雅，通过学术回归对文化传统和多重语境下的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检视。文化寻根和学术回归的综合效应，便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到跨世纪临界阶段我国大学文化研究出现新热潮的重要激因。这一时期，已有学者在相关论文中涉及到大学的文化创造和导向功能，也有学者主张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对大学进行研究，但他们使用的概念一般为“大学校园文化”。笔者注意到，首先以“大学校园文化”概念入题研究“大学文化”的论文是陈小波的《大学校园文化的概念和特色》［35］和吴昌珍、李化树的《大学校园文化若干问题探讨》［36］。之后许多学者接受并使用“大学校园文化”的概念，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入到大学校园文化的价值分析、实践探索和管理策略。期间先后出版的较有质量的著作不下10部，一大批以大学校园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见诸各种期刊，多校博硕士学位论文也饶有兴趣将选题指向了大学校园文化，数量之庞大，选题之丰富，成为难得一见的学术风景。这标志着大学校园文化不再是“校园文化”的从属概念和学术附庸，而成为学科内涵和研究边界比较清晰的校园文化研究分支。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文化研究开始从一般意义的校园文化研究逐步向“大学校园文化”和“大学文化”研究过渡的重要转折点。

（三）“大学文化”概念独立后的大学文化研究阶段

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世纪性的时空转换和文化转向中，世界进一步转向全球性的“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受这一文化潮流的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进行着跨世纪的交互整合，从而对大学文化的研究和建设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提高质量、追赶一流以及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挑战，大学在教育和管理上积弊严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之风弥漫。2000年前后，中山大学等高校组织师生开展“大学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问题的大讨论，使大学文化的概念进一步传播。2002年4月王冀生教授的《现代大学文化学》出版，“填补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空白”［3］7。王冀生对大学文化的重要性有独到的见解，当时我国大多数大学都在追求办成一流大学，但在追求一流的时候，很少听到大学校长提到要建立卓越的大学文化，为此他在书中明确回答了“卓越的大学文化”与“一流大学”的关系问题。同年9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引起各方关注，这也标志着“大学文化”概念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年的这两个事件之后，大学文化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参与大学文化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从此“关于大学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话语平台”［37］79。笔者通过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得知，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线索近2400条，仅期刊论文就超过1500篇。另外，笔者得到的与“大学文化研究”的有关著作不下30部，其中如《当代大学文化论》（申作青，2006）、《世纪回眸：中国大学文化研究》（傅林，2009）、《大学文化：理论建构与系统设计》（蔡劲松，2009）、《大学文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吴勇，2010）、《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文化透视》（孙雷，2010）、《大学文化自觉管理的向度、模型与方略》（丁钢，2011）、《社会主义文化与大学文化建设》（赖廷谦，2011）、《大学文化研究》（戴建兵、蔡辰梅，2012）、《大学文化哲学》（王冀生，2012）、《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研究》(杨河，2013)，等等。可见，我国学界在大学文化研究上已经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学科意义上的大学文化研究构架和理论体系呼之欲出。

考察近30年我国大学文化研究进程，客观评价21世纪以来大学文化研究的认识成果和学术建树，笔者认为有四点值得肯定：

第一，校园文化、大学校园文化与大学文化的边界基本廓清，大学文化研究开始“独立门户”。通过逐步明晰大学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大学文化的分类与功能等等之后，人们不断深化了对大学文化的认识。大学文化研究范畴已经由泛概念、宽口径逐步有了学科定位和学术指向。

第二，大学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由浅入深，大学文化学的体系框架从雏形走向成熟。有关学者已提炼出大学文化研究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且对大学文化本体及意义的研究跳出了浅表的、描述的分析，大学文化研究逐步由单一、空泛、零散进入到系统、深入和贴近高等教育实际，对大学文化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从文化表象深入到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高等教育的规律。另外，在现代大学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大学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大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联系、大学文化的借鉴改造和创新、大学文化的制度设计和建设策略、中国大学文化与西方大学文化的比较分析等等方面，无不闪烁着研究者的理性光芒。

第三，研究领域和视角不断丰富，拓展了大学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一是消化吸收了一批国外大学文化的理念和精髓［25］190，文化研究方法论在大学文化研究中被重视和应用［38］，大学文化研究出现了文化哲学、教育哲学、教育学和教育实践范式［39］以及客观主义、解释主义等等范式［40］；二是从组织文化理论［41］12-19、社会学［42］、传播学等视角开展大学文化的理论研究和体系探究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三是从过去简单的理论旅行式的借鉴研究进入本土化的实证研究，随着一些大学文化建设的实体化、载体化、外显化，出现了一批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实践个案研究。

第四，老中青学者结合、充满生机活力的研究队伍逐步形成。进入新世纪后的大学文化研究，逐步改变了只有几名教育专家和文化学者独领风骚的格局。2002年“大学文化研究和发展中心”启动了包含13个子课题的“大学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研究”；2003年胡显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大学文化研究”（包含四大部分）正式开题；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也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这些重要学术事件，标志着大学文化研究的组织形式已由单兵作战上升为团队攻关。从那以后，一批青年学者纷纷加入其中，并在老一代学者奖掖下成长起来，而今在大学文化研究中崭露头角、成果丰硕。

三、大学文化研究学科化构建的几个问题

21世纪初期，“多元化”无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43］又是当下我国文化建设的总基调。在多元文化冲击和国家战略调整的宏观背景下，当前大学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发展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中国特色、研究范式、价值取向等深层次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去明晰和解决，大学文化研究初现繁荣的局面里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成分，在此基础上要取得更多的真正能够指导大学文化实践的理论成果就变得比较困难。面对这种现状，如何把握现代大学的文化本质，立足高等教育发展主题，形成价值与实证相统一的研究范式，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学，应是当前大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学为旨归，完善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构

根据著名组织文化专家萨克曼（S.A.Sackmann）的研究，文化内容可划分成三个维度：整体的维度、变量的维度和认知或概念的维度［41］17。所谓整体维度(Holistic Dimension)，是将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或组织的生活方式来研究；所谓变量维度(Variabl Dimension)，是指文化有可触摸、可看见、可听见的具体表征；所谓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就是一个组织的团体精神和价值取向。这一理论，对于大学文化研究的学科构建很有启发，可以帮助我们阐述大学文化的性质和功能，深化对大学文化内在结构的理解。有学者认为，我国大学文化研究“尚不够系统，也没有提到‘学’的高度”［44］18，“现有的关于‘大学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化研究’的本意”［2］23。人们习惯于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大学文化，将“大学文化研究”解读为“大学文化的研究”。产生这一结论和发生学科之争的一个例证是，在公开出版的若干冠名为“学”的大学文化研究专著中，尚看不到大学文化学的理论架构和学科体系。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说，目前一些以“学”冠名的专著，实为“学术研究”而不是“学科构建”，由此有人对我国大学文化学已经形成的质疑就不足为怪了。其实，学科构建与学术研究不是一回事，但两者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学术自身的规律决定学科的内容和规律，学术研究的进展决定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学术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和导向的，只要有问题的地方，就会有学术问题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是：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的学科体制。对照学科的界定和形成的规律，作为我国大学文化学的基本条件大都具备，目前关键是缺乏体现本土化与学科化的理论提升和体系设计。这样一来，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为特征的文化学领域的研究，必然会因为学科体系的不成熟，无法发挥大学文化对大学发展的理论优势和引领指导。因此，在大学文化研究的学科化进程中，一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学科建设理论，二要将研究视角投入中国的教育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具有文化研究高度的、系统全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学理论体系。

（二）以批判、灵活、综合、开放为基点，确立大学文化学独特研究范式

按照美国科学史家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给出的定义，凡是科学家在某一科学研究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基本观点，便是这门科学的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45］。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搜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近年我国大学文化研究者也在尝试使用范式概念，力图形成新分析工具。纵观30年历程，我国大学文化研究是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存在着成长的烦恼，研究中尚缺乏方法论的指导。正如有学者所评述的那样，“不少作者把对大学文化的分析研究归结为提出几个特征，总结几条规律，界定几个范畴，梳理几条观点，澄清几个看法，而不是深入探讨大学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及其表现方式”［44］19。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大学文化现象和规律进行深入探讨的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既有学术深度又有理论视野的研究成果。从学科特性看，大学文化研究属于融知识性、理论性、实践性和参与性为一体的学术创新活动，必须扎根于本国文化土壤和大学教育实践，其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应具有自身学科的独特范式。文化研究与其他研究相比的最大不同，在于“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并不仅是批判性地分析社会的文化状况及其背后的压迫性机制，它还有另一个至少同等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促进社会和一般文化状况的良性改革”［46］。有学者指出，当代的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实现着三个转变：“研究重心从先验的抽象实体转向现实的生活实践”、“研究的目的从单纯的文化认识转向文化的应用”、“研究视野从地域性文化转向全球性文化”［47］。检视当前我国大学文化研究，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批判性”、“灵活性”、“综合性”和“开放性”，在众多著述中难得一见像张楚廷教授那样用“哲学性格”来论证大学文化特质的学术成果［48］。在今天的“全球化”、“泛文化”时代，学术活动的国家界和学科界均已打破，大学文化研究“更应该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契入点，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作出深刻理解和剖析的研究”［37］80，形成价值与实证相统一的独特研究范式。大学文化研究的活力就在于实现研究视角的多元转换，运用多学科、综合性、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回应大学文化理论构建中涉及的核心问题。这正是大学文化研究创新和确立研究范式最重要的资源和路径。

（三）以扩展大学文化的现实意义为取向，提升理论研究的价值引导

从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角度来看，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未获解决，导致大学文化研究学科构建的根本性理论存在着缺陷。尽管我国大学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但其研究实际上仍然处于严重滞后于现实要求的状态，由此产生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两个倾向：“虚无论”和“速成论”［49］。应该看到，“文化进步的过程是对过去、现在、未来文化选择的过程”［50］。文化本身具有实践性，它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并最终体现和实现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文化又是开放的，文化兼容是文化生存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和创建一流大学的现实需要，众多国内学者还未从更多崭新角度进行主动思考和理论探索。这既表现在大学文化研究作为文化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没有为当今已经兴起的大学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和大学文化管理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学科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表现在对大学发展的一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上没有提供可信、可靠、可用的策略，特别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学问题上“王顾左右而言他”。进入21世纪以来，培育大学文化特色，消解大学发展的困境，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学校特点的大学文化，成为我国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的重要课题［51］。诸如“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本质规律是什么”，“大学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机制和路径是什么”，“如何实现大学文化理论研究与大学文化实践活动的互动统一”，“如何解决后现代社会进程中大学文化的颠覆和重建问题”，“如何认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大学文化的价值与地位”，“如何认识和对待大学文化中的亚文化现象”，“如何确立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的主题和对策”，等等。显然，目前的大学文化研究状况与大学文化研究应当肩负的使命相比仍有差距，这就迫使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以扩展大学文化的现实意义为取向，把大学文化研究提升到文化研究的理论高度，同时立足国情校情对我国大学文化开展发展性、开拓性和提升性的理论研究。大学文化研究者应有责任和义务将构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学作为学术追求，充分认识大学文化研究基本问题的存在，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谋划我国大学文化研究和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学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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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