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散曲家“嘲讽屈原”反映出的生活态度

马梦真[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400715]

摘要：元散曲中以屈原为题材的作品约有五十首，嘲讽屈原的占了绝大多数。元散曲作家大多对屈原的政治理想持否定态度，也否定了历史上很多文人志士追求功名的行为。而他们则选择归隐村居，寻欢作乐。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颓废、悲观、消极．反而是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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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元代散曲 屈原 生活态度

一

在元散曲作者的笔下，历史上建功立业者身上的光环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副凄苦惨淡的面目。那些有志者的结局大都有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元散曲作者对他们的悲剧结局不但不同情，反而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觉得他们积极追求功名的行为不值一提，非常愚蠢可笑。

通过对中华书局1964年版隋树森《全元散曲》进行检索，并以其他书作参考，统计发现元散曲中以屈原为主的作品大约有五十首，嘲讽屈原的占就绝大多数，这位“虽九死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先哲，这位最具忧国情怀的三间大夫竟然成了元人的嘲讽对象。

白朴在【仙侣·寄生草】《饮》中写道：“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酶两个功名字，醅濞千古兴亡事，麴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文中用了“皆”“尽”二字，也就是说不只是白朴一人这么认为，而是在暗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态度倾向。而对屈原的否定更是通过对陶渊明的肯定表现得更为突出。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诗人，他把功成名立作为个人生命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志，一心想在楚国实现美政理想，使楚国强盛起来，称雄诸侯，完成统一事业。但是，污浊的现实没有给他实现价值的机会。由于小人的馋害，屈原遭流放，理想既已破灭，他觉得生存已无价值可言，最后白沉于汨罗江。屈原“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南徙，更壹志兮”的高洁操守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成为后代文人人格力量的垂范，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官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皆表达了对屈原的敬仰之情。

可是在元散曲作家笔下，屈原却成了被唾弃的对象。他们认为屈原对君王与祖国的忠贞、对理想矢志追求的行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张养浩认为，其投江殉国，简直是“胡来”的行为，只是“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还不如“向青山影里，狂歌痛饮，其乐无涯”（张养浩【中吕·普天乐】）。曾瑞写道：“有见识越大夫，无转理楚三闾，正当权肯觅个脱身术，那的是高才处。”（【中吕·快活三带朝天子】）将范蠡与屈原加以比较，范蠡功成身退，全身远祸，才是明智的选择。马致远说：“屈原清死南他惩，醉和醒争甚？”

但当我们读更多的散曲会发现，他们所嘲笑的，不仅仅是屈原，如邓玉宾【快活三】写道：“一个韩昌黎贬在水潮，一个苏东坡置在白鹤。一个柳宗元万里窜三苗，一个张九龄行西岳。”韩愈、苏轼、柳宗元、张九龄，都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有的文才盖世，有的功劳显赫，都对朝廷忠心耿耿，都渴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可是他们无一不遭遇贬谪边荒的命运。

“在散曲中，一部载着先王之道的历史，一部可资治通鉴的先圣贤良之盛迹，却被视作一种毫无价值的存在。”元散曲作家对追求功名行为的否定，也就意味着他们自己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反而是背道而驰。

二

元散曲作家隐退村居，弃绝尘寰，归隐林泉，逍遥自然，独善其身，便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张可久在【中吕·满庭芳】中云：“营营苟苟，纷纷扰扰，莫莫休休。厌红尘拂断归山袖，明月扁舟。留几册梅诗占手，盖三间茅屋遮头。还能够，牧羊儿肯留，相伴赤松游。”在他眼中，建功立业、名利富贵，都是营苟之举，应当加以摈弃。有幸入仕的张养浩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在【雁儿落带得胜令】一曲中将入仕与隐逸的两种生活加以对比：“往常时为功名惹是非，如今对山对水忘名利。往常时趁鸡声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犹然睡。往常时俯仰承权贵，如今逍遥渴故知。”无论是入仕还是没有机会人仕者，他们都选择了独善其身，远离政治官场的纷纷扰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元曲作家选择隐退村居，保全生命，他们又怎能只甘于保全生命，甘于平淡呢？他们更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对于文人骚客来说，他们的首选非饮酒莫属。据初步统计，元散曲中写到饮酒的篇章多达三分之二以上，关于“春宴”“席上”“夜宴”“饮兴”等题材的作品数量也相当可观。可见饮酒已经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方式，更成为他们精神的支点之一。元好问对酒津津乐道：“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双调·骤雨打新荷】）白朴更是以李白式的狂歌赞美诗酒的乐趣：“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樽前有限杯。回头沧海又尘飞，日月疾，白发故人稀。”（【中吕·阳春曲】）

三

元代文人的生活态度，要从元朝这个特殊的时代说起。

元代是令文人绝望的时代，蒙古贵族成为中原大地的主宰者，他们重武功而轻文治，对汉文化与汉文人有着无法消除的心理隔阂，最强大的汉民族在元代成为最下等的民族。张养浩途经骊山时，写下了【中吕·山坡羊】《骊山怀古》：“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纤，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可见，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绝望。

更可悲的是，科举制在元前期废除了八十年之久。而后期的恢复也是形同虚设。这就使众多的汉族土子失去了步入仕途的机会，大量的文人士子沦落到社会底层。不仅如此，文人由原来的四民之首沦于娼、丐之间，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尊严．成为社会的弃儿。宋谢杭《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日：‘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娟九儒卜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娟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文人儒士处于连娟妓都不如的地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社会功利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外以济民，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兼济之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孔子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孟子周旋于王公大臣之中，也是为了让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被统治者所用，实现兼济天下之志。这种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居的思想，使传统文人怀有兼济之志，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所以读书仕进是文人生命价值之所在。不幸的是，元代这种社会现状，使仕路逼仄，元散曲作家根本看不到仕进的希望。为官入仕，伸展抱负，对大多数文人来说更是一个难圆的梦。沉抑下僚，志不获展是元代文人的共同遭遇。

四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元曲作家嘲笑屈原，实际上是传统的人生之路走不通时发出的愤激之语，面对无奈的现实，他们只有另寻他处，所以他们选择归隐，选择“绿树便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竹篱茅舍”的生活；他们选择饮酒，在麻醉中寻求乐境，忘却尘世的苦闷；他们沉湎于纵欲，享受生命。

对于这种追欢逐乐的行为，我们当然应该持批判态度。但他们就真的只是在寻欢作乐，只剩下颓废了吗？李泽厚就曾指出：“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这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受、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他们隐退村居，是为了独善其身，寻求心灵上的平静；他们花天酒地，是还想让生活多些色彩，他们没有对生活绝望，他们还想找到生命的张力与活力。

所以白朴以长醉不醒的酒徒自称，糟酶功名，麴埋虹霓大志，放浪形骸，流连于白萍渡口、红蓼滩头，充当“傲煞人间万户侯”的“不识字烟波钓叟”（【双调·沉醉东风】《渔父》）；乔吉【绿玄遍·自述】宣称：“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以自信、自许、自傲的姿态，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仕途进取，表达了鄙薄功名的超脱意向。同样，张可久也认定：“人生底事辛苦？枉被儒冠误。读书，图驷马高车，但沾着者也之乎。区区牢落江湖，奔走在仕途。”因此他选择“白鹭洲边住，黄鹤矶头去，唤奚奴、鲙鲈鱼，何必谋诸妇，酒葫芦，醉模糊，也有安排我处。”（【中吕·齐天乐带红衫儿】《道情》）

《老子》曾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如元朝这样一个文人墨客无法落脚的时代，即使时代会抛弃他们，但他们却没有抛弃自己。所以，元散曲家对于个体生命分外珍惜，他们要极力实现所信奉的善待今生享受现世的人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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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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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梦真，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