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模型讨论及中国情景下的应对机制

郝健宇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200062）

摘 要:目前对集体行动的界定一般指群体成员为改善群体现状而发动和参与的行动，是一种共同情绪或目标影响下的个体行为。本文针对集体行动的心理特征、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集体行动模型总结和思考，包括双路径模型、社会认同模型，之后根据这两个模型的不完善之处而对模型加以修饰，接着根据上述思路思考并查找文献提供证据，提出了因素结构模型，最后参考病毒扩散模型加入了SIR模型的介绍与讨论。与此同时，探讨了模型如要适用于中国情景需要怎样的修改和进一步研究，并提出了信任感这个变量，运用案例论述了其重要性。最后一部分在之前相关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细化讨论了中国情境下集体行动的成因，并根据中国情景下的集体行动特点和成因，综合之前的集体行动模型，运用案例分析对应对集体行动的机制提出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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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集体行动 双重路径 社会认同模型 SIR模型 信任感

1集体行动的界定

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又有学者称其为集群行动，最早由Ross于1908年提出。由于其是历史上、社会上经常发生的行动，所以长期以来都是社会学、政治学的重要课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其并没有进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很长时间，所以待研究的内容还相当丰富。

集体行动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就是指各种形式的由一定群体参与的社会冲突的共同属性，是从突发的事件到正式的政治性社会运动的连续流。而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学者Ross认为，集体行动是一个群体面对一定情况和冲突时，体现群体态度的各种形式的行动。后续的学者们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不断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认为集体行动是某种既定条件下，聚集在一起的个人的自觉的消失，并且思想和感情全部凝聚到一个方向，显现出不同于组成群体的个人的一些心理特点的组织化群体的一切行动。

与此同时，不同学科对于集体行动的定义也体现了研究集体行动的多维视角，相互借鉴也许能采撷到不一样的灵感。例如社会学家在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时，一般使用collectivebehavior来进行界定。他们关注的是行动发生时的特征、情景和社会因素。如Popenoe(1971)就认为，集体行动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心理学家们则更关注行为的过程及其内部心理特征。如Moghaddam(1990)等认为，集群行动主要包括两个特征：1)以集体行动的姿态出现；2)行为的目标旨在提升所属群体的利益。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集群行动既包括高地位群体对低地位群体的帮助行为(Thomas&McGarty，2009)，也包括低地位群体的“反抗”行为。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绝大多数研究者将研究范围默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提升群体不利处境的集体行动(vanZomeren，Spears，&Leach，2008)。因此，目前对于集体行动的一般定义就是：群体成员为改善群体现状而发动和参与的行动，是一种共同情绪或目标影响下的个体行为。比如请愿、罢工、示威等。与之前讲到的集体行动最广义定义不同，社会心理学家补充到，如果对抗性的集体行动不能得到有效化解，有可能发展为行动目标更为明确、组织性更高的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s)和社会革命。这三类集体行动都是体制外的政治行为，但在目标的明确性和行动的组织性方面有层次差异。

2集体行动的心理特征及因素分析

2.1集体行动的心理特征

就集体行动的心理特征来说，可以从个人和群体两个维度来探讨。

2.1.1集体行动个人心理特征

一般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可能会有行为正义、合理主义心理，即认为原本的群体劣势是由于一些不公平、不合法的机制和手段造成的，集体行动的目的在于扳回所属群体的劣势，恢复不健全不合理不公平的机制和手段；报复社会心理，即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具体的目的，而是由于种种可能产生的仇恨，一般来说是长期的群体劣势地位和蔑视（contempt，有一种心理距离感以及缺乏和解的意图）造成的(Tausch&Spears,2011)，其目的在于用极端手段抒发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劣势的不满情绪；浑水摸鱼心理，即参与者其实并没有在心理上认同一个群体，却参与了集体行动，其目的在于浑水摸鱼，趁集体行动之机，达成自己获利或抒发某种情绪的目的；自我表现心理，可以说参与者有表现欲或者英雄情结，他们渴望表现自己，承担一定责任，希望自己在群体中能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的人一般会成为集体行动中的积极份子；除了上述的几种主要心理，一般的集体行动参与者还会有追求刺激的心理和好奇心理、匿名及责任分散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张道军，2011）。

上述的个体心理，在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心理，也可以是不同的心理特征的组合，而这些特征的属性也和参与者的属性有关，例如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一般来说，上面的集体行动心理特征中，除了浑水摸鱼，基本都是直接利益相关者所具有的心理特征。而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一般具有浑水摸鱼心理、好奇心理、从众心理、隔岸观火心理（张道军，2011）。

2.1.2集体行动群体心理特征

集体行动的群体心理特征，一般来说是把不同的集体行动参与群体进行分类之后的心理特征总结。我国学者将集体行动参与者分为三类：领导组织者、骨干分子、附合围观者。集体行动的领导组织者一般对集体行动的目的具有自觉意识，而且有着强有力的能力来主导事件的发展，有着组织心理和提高威望的心理。他们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渴望扩大行动的范围和影响力，以便获得社会支持达成集体行动的目的。集体行动的骨干分子具有较强的行为正义、合理主义心理和自我表现心理，他们有着较强的群体认同感和责任感，也渴望着扩大集体行动的范围和影响力。而附和围观者并不是如名字一般只是围观者，其实有的附和围观者也是集体认同度很高的成员，他们有的是直接利益相关者，有的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一般出于跟随领导者和骨干一同改变群体劣势的心理而参与集体行动，可能具有利益认同心理和同情心理，而有的附和围观者则仅仅是纯粹的好奇心理或者被煽动而从众（黄立辉，2010）。

2.2集体行动因素分析

了解了集体行动的心理特征后，集体行动的心理特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以及这些心理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就成了学者们发问的方向。也就说集体行动的发生原因、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进过长期的研究，研究者总结了一些因素，包括相对剥夺感、群体认同、群体情绪、群体效能、社会认同、多元价值、社会信任危机、盲目从众等众多因素，笔者在这里总结讨论一些广受认可和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自行对这些因素进行分类。

2.2.1集体行动的动力因素

（1）不公平感——相对剥夺

群体之间相互对比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是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因和决定性因素。Stoffer等人最早发现现实中个体的生活和工作满意感并非依赖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周围的人作为参照标准进行评价的。比较的结果若是自己处于较低地位，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的核心社会心理过程就是社会比较(Zhang，Wang，&Chen，2011)。Walker和Smith(2002)将相对剥夺定义为：与参照群体(referencegroup)相比，个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参照群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根据参照群体的不同水平，相对剥夺可分为个体相对剥夺(individualrelativedeprivation；IRD)和群体相对剥夺(grouprelativedeprivation；GRD)(Runciman,1966)。前者所作的是人际比较，后者所作的是群际比较。一旦个体感知到相对剥夺,就会由此引发一系列情绪及行为反应如沮丧，压力，并可能导致向更高社会地位群体的流动等个体行为。大量研究表明，与个体相对剥夺相比，群体相对剥夺更易导致集体行动。一些研究表明群体相对剥夺与集体行动之间的相关仅在中度水平(VanZomeren，Postmes，&Spears，2008)。

尽管如此，处于社会劣势的社会群体成员，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不断被削弱其群体力量和利益，这种现实的状况使他们感到极大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如果持续长久，追求公平和利益的本能会驱使群体采取一定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就是集体行动，可以被看作是弱势群体针对相对剥夺感的直接反抗和心理调试。而之前所述有研究者认为相对剥夺感与集体行动之间为中度相关，很有可能是相对剥夺感的前因变量没有控制好。比如具有不同前因变量指标的相对剥夺感，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属性，而在某几种前因变量指标类型的相对剥夺感中，可能就会有一些类型的相对剥夺感与集体行动之间有高相关。有关这一点还需要未来的研究来证实。

目前为止，一般认为群体的相对剥夺主要有四个前因变量：正当性（Legitimacy）、可行性（Feasibility）、责任性（Responsibility）、群体支持（GroupSupport）。正当性是指对于与参照群体相比而发现的群体间差异，劣势群体是否认为这种差异是合理的；可行性是指劣势群体成员对本群体在将来弱势得到改善的可能性的评估，包括群体间地位差异的稳定性、群体边界的渗透性、群体效能，如果群体间差异稳定且弱势群体在将来不大可能得到改善，则相对剥夺感就会比较高；责任性指弱势群体对自己弱势状况的归因，如果群体将其归因到群体外部，则增加人们对事件理解的确定性，高确定性情境下的外部责任归因，会使成员更明显地感知到群体相对剥夺，从而将沮丧转化为愤怒；群体支持指当群体成员面对不利局面时，如能有来自群体内的支持，就会降低其相对剥夺感。

（2）社会认同感与多元的价值观

社会认同感是个体意识到其属于社会群体及对这个社会的情感和价值取向，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倾向，它体现了社会成员对其所生活的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认同感是维护社会稳定非常有力的力量。我们从历史上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如果文化上的认同度极高，主流价值观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众人都有同一个目标，那么整个社会是极其稳定的，而且不会有社会某个群体的集体行动，只会有整个国家或社会的集体行动，这使得该国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极其有力量。只要整个社会的社会认同感保持较高水平，那么社会成员就会自觉保持社会身份和群体社会地位，由此形成了维稳的内在强大动力。这种动力远远比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强大，如法律控制、道德控制、舆论控制等，其兼具长效性和有效性。所以社会认同感的降低或缺失，会导致社会稳定性的降低并致使集体行动的高频发生（金伟，2011）。

而价值观的多元性与社会认同感极其相关，因为倘若没有一个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就不会有社会成员的高社会认同感。社会中流行的价值观越多元，就会造成社会稳定性越降低，进而可能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张可创，2009）。例如一个社会的知识份子可能是追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但强大的宗教主义者会反对这种做法。所以无论是否施行同性恋婚姻法，都会造成某个群体的不满，并激发他们的集体行动，例如形成委员会、进行观点宣传、上街游行、静坐抗议等。与之相反，当一个社会有一个主流的强力价值观深印入大众心中时，则对社会的稳定起着正面的作用。例如当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全民排除万难，不论有多少工人失业、多少公司破产，也没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或者某个阶层的集体行动，相反每个人都将自己家中珍藏的黄金无偿献出给国家救急。一般来说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具有社会主流强力价值观，而个人主义国家则往往相反，如希腊金融危机时社会福利的减少造成了大规模的长期罢工。

2.2.2集体行动的预测因素

现实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成员也只有小部分参与集群行动，绝大多数尽管伴随着愤怒、不满及沮丧等消极情绪，但仍然会选择沉默和忍受(Wright&Tropp，2002)。所以研究者认为，群体相对剥夺感是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因和本源动力，但这并不足以让人们产生集体行动，还有很多因素在相对剥夺感和集体行动之间起着传递信息和调试集体状态的功能，或者与相对剥夺感并列。

（1）群体认同感

群体认同感源自社会认同感，与上面社会认同感的概念相对应，群体认同感指群体成员在归属感和价值观上对一个群体的重合度，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标识着群体成员对所属群体的情感和价值认可程度。对于集体行动，如果从群体层面上看，就是两个或多个群体间的冲突，而在冲突中起着核心变量作用的就是群体认同。现在一般认为，群体认同度越高，自我概念中的社会属性就会越高，从而使个体将群体目标内化成个人目标，而达成了个人目标与群体目标的统一，利于集体行动的发生。对于群体认同和相对剥夺的关系，社会认同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SIT）认为，随着相对剥夺感的各个前因变量指标向着相对剥夺感提升的方向飙升时，会增加成员对与群体的认同感，进而激发集体行动。同时也有研究表明，一旦群体认同感凸显，弱势群体成员将更倾向于做群际比较，使得成员的个体相对剥夺感下降，群体相对剥夺感上升(Ellemers，2002)。所以依据这两种研究结果，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影响是双向的。而在群体认同中，有学者还将其分为了政治化的群体认同（politicizedidentity）和非政治化的群体认同（non-politicizedidentity），有关这一点将会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讲到。

（2）群体情绪

人们在进行群际比较并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之后，会在情绪上产生波动。一般来说，产生的都是负面情绪，例如愤怒、悲伤、无助等。Chaiken(2008)的元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信念和刻板印象，负面情绪是对消极行为的一个更直接的预测变量，也就是说，在不公平认知和集体行动之间，情绪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而根据对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EmotionsTheory,IET）的分析，可以发现群体情绪与个体情绪最大的不同在于，群体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群体认同度。当群体认同感较高时，会使得群体成员对同一事件的情绪高度一致，并在互相的影响下提高彼此的情绪程度。有关各种情绪与集体行动关系的思考，也将在第三部分讨论。

（3）群体效能

在集体行动中，除了群体情绪的作用和影响，还有群体效能不能忽视。研究者们认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集体行动能够解决问题和扳回群体劣势是集体行动是否发生的重要预测因素。也就是说，当群体的群体效能感较高时，人们更倾向于参与集体行动。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MobilizationTheory,RMT）认为群体成员所能动用的资源是集体行动能否发生的关键性因素，而群体效能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就是群体成员对本群体所能动用的资源的主观认识。早先研究认为群体认同感能够提高群体效能感（Klandermans,1997；VanZomerenetal.,2008），而近期研究则认为群体效能感的提高可以增强群体认同感(VanZomeren,Leach,&Spears,2010)。

3集体行动理论模型及讨论

在上面的第二部分，我们讨论了集体行动的心理特征，并由心理特征引发出对于集体行动的因素分析。那么，是否能基于上述的讨论，整合出一个完整的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呢？研究者们在研究中不断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模型，包括双路径模型和社会认同模型。笔者将在这个部分对两个模型进行总结，并依据自己的观点和文献的支持对模型深入讨论。之后还会根据笔者自己的讨论和文献的支持尝试根据自己的观点改进模型并提出新模型，在这之后会介绍另一个模型——SIR模型。

3.1双路径模型

3.1.1双路径模型总结

研究者提出集体行动的双路径模型，既情绪聚焦应对路径（emotion-focusedcopingwithcollectivedisadvantage）和利益聚焦应对路径(problem-focusedcopingwithcollectivedisadvantage)（VanZomeren&Spears，2004）。他们认为我们在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群体劣势时，就有上述的两种解决模式。所谓情绪聚焦应对路径就是指群体的集体行动受情绪驱动，可能由于长期的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导致弱势群体产生了很强烈的负面情绪，他们从而采取一定的集体行动来发泄情绪和表达不满，也就是人们在面对不公平时，让自己的情绪与当前的环境相匹配符合的处理。一般来说，能激起集体行动的、急需发泄的负面情绪，是愤怒，所以常用愤怒来作为情绪聚焦应对路径的实例进行分析。而利益聚焦应对路径则是针对由利益和效能驱动的集体行动，即人们参与集体行动并不是为了表达不满和发泄情绪，而是在行动很可能有效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扳回群体劣势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在这个路径中，群体效能是核心因素（VanZomeren&Spears，2008）。

在对这个模型的研究中，VanZomeren和Spears探究了影响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的因素，发现社会精神支持与群体愤怒相关，偏高的社会精神支持能够增加群体的愤怒感。而社会实际支持则与群体效能相关。关于这一点，可以将他们分别看作不公平感（实际为情感性不公，后面会讲到）的前因变量、群体效能的前因变量，所以不必单独列出。

3.1.2双路径模型讨论

双路径模型是研究集体行动领域的标志性成就，而且为许多实证研究证实其确实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集体行动。笔者认为，双路径模型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它将整个面对群体劣势的过程都浓缩在了模型中。例如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将相对剥夺放在集体行动最开始的地方，非常合理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且在相对剥夺之后将两种路径分开使得我们认识到，有些集体行动是为了改变群体弱势，他们注重利益，如果行动无效，弱势群体就会放弃行动；而在另一些情景中弱势群体则不是特别注重结果，仅仅是因为有负面情绪需要发泄，表达对所属群体处于弱势的不满。因而有研究表明，在这个路径中的集体行动参与者如在行动前发泄自己的情绪，则会降低其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趋势（Simon&Stefan,2009）。但模型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劣势。双路径模型将人们面对群体劣势的集体行动路径人为地分成了两个路径，但实际上，集体行动同时受到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的影响（VanZomeren&Spears，2008），并不是简单的二择一。

在双路径模型的诠释过程中，关于群体情绪，研究者仅仅讨论了群体愤怒一种群体情绪，而没有讨论其他，原因可能是例如悲伤、无助等情绪一般不会引发集体行动。但也许有其他情绪会影响到情绪聚焦。例如悲愤，悲愤在情绪上有两种成分——悲伤和愤怒，一般来说，愤怒正如模型中讨论的那样，会增加行动参与者的冲动程度，减少聚焦利益和效能的程度，而专注在表达不满上。但是悲伤又会降低个体的唤醒水平、冲动程度，让个体转而聚焦在群体效能上。所以这种情绪会处于两个路径中的哪一个呢？笔者认为其不属于任何一个路径，而是悲伤让个体注重效能感，以扳回群体弱势或者报复为目的，而愤怒在此时就不再让其冲动，却会让其由于愤怒在内心留下的痕迹而变得坚韧，使其不达目的不罢休，坚持和利益聚焦联系在一起，会产生不属于上述任何一个路径的行动模式。这里笔者想应当可以对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

双路径模型着重讨论在相对剥夺感之后的聚焦模式，也就是说群体效能感和群体愤怒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但其实从相对剥夺感的四个前因变量来看，相对剥夺感的程度可以跳过两个路径直接影响到集体行动倾向（VanZomeren&Spears，2008）。如果劣势群体认为群体的弱势没有正当性同时群体间的地位差异很稳定而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但群体边界的渗透性很好，群体的弱势归因为内部归因，则之后就不会存在双路径的选择以及群体效能、群体愤怒对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的讨论。

3.2社会认同模型

在之后对双路径模型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群体认同感对双路径的选择有明显的影响，认为高群体认同感的群体倾向于情绪聚焦应对路径，而低群体认同感的群体则倾向于利益聚焦应对路径（VanZomeren&Spears，2008）。而对群体认同的研究以及对其他文献进行元分析之后，VanZomeren和Spears于2008年提出了社会认同模型。

3.2.1社会认同模型总结

上文第二部分讨论了集体行动的预测因素，而这三个预测因素就是社会认同模型的核心因素。

在这一模型中，相对剥夺、群体认同、群体效能都能预测集体行动，填补了刚刚提到的关于双路径模型中没有相对剥夺直接影响集体行动的通路，并且增加了这个部分开头呈现的研究结果，即群体认同感对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群体愤怒在相对剥夺概念框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影响。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研究者发现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可以分为情感不公（affectiveinjustice）和非情感不公（non-affectiveinjustice），认同感也可分为政治化群体认同（politicizedidentity）和非政治化群体认同（non-politicizedidentity），并且对群体弱势也做了分类：结构性弱势（Structuraldisadvantage），偶然性弱势（Incidentaldisadvantage）。结果发现情感性不公更能预测集体行动，政治化认同更能驱使人们参与集体行动，而不公平和效能感更能预测偶然性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认同感能同时预测偶然性弱势群体和结构性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VanZomeren&Spears，2008）。而道德信念被证明和不公平、群体效能具有高相关，应该加入到模型中（VanZomeren&Spears，2010）。

3.2.2社会认同模型讨论

正如上文所述，社会认同模型克服了一些已有的不足，但是笔者将要讨论一些社会认同模型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不足。VanZomeren和Spears在2010发表文章认为道德信念应当加入社会认同模型中去，放在三个核心因素的左侧作为重要的前因变量。但在社会认同模型中，不公平这个因素是包含了情感不公和非情感不公的，研究在加入道德信念的因素后，却舍去了非情感不公的因素，但非情感不公的预测能力是显著的（VanZomeren&Spears，2008），如果要加入道德信念而舍去非情感不公，可以说得不偿失。道德信念的概念被定义为对于道德问题的强大且绝对的态度，他们不能容忍任何的对于原则的例外。可见其与不公平感并不一样，例如一个国家批准了同性恋婚姻法，大批宗教份子游行示威，就是由于道德信念的作用，而不是被剥夺感。所以在将其加入模型时，不应该舍去非情感不公，而应该标明道德信念对情感性不公的影响。

社会认同模型中仅表明群体认同对不公平和群体效能的影响，但没有考虑他们之间的双向影响。研究表明，群体效能与群体认同是双向影响的，某一因素的增加都可以带来另一因素的增加（VanZomeren,Leach,&Spears,2010）（Klandermans,1997；VanZomerenetal.,2008）。而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感的关系中，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情感性不公提升时，会增加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而有研究表明群体认同感的提升可以增加情感性不公（VanZomeren&Spears，2008）。

同时，研究者其实已将不公平分为了情感性不公和非情感性不公，情感性不公的概念就使得社会认同模型几乎包含了双路径模型的观点，但原模型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情感聚焦应对路径，所以基于上述三点，笔者认为社会认同模型可以改为以下模式：

一项研究将集体行动这个变量进行细化，分为了：规则内行动（normativeaction）与规则外行动（nonnormativeaction），并将群体情绪分为愤怒（anger）和蔑视(contempt)两类，最后发现愤怒与规则内行动正相关，与规则外行动无关，蔑视与规则外行动正相关；效能感与规则内行动正相关，与规则外行动负相关（Tausch&Spears，2011）。这样细化的研究笔者认为正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基于已有的模型，将其中的因素细化，既达到从质到量的变化，也在细化的研究中可能发现原来模型的不足之处。这项研究的结果还没有超出社会认同模型的范围，只是将个别因素间的关系细化进行深入探究，所以不再赘述。

3.3因素结构模型

这个模型是笔者对集体行动模型进行思考后查阅文献而做出的。在上文中讨论的两个模型，基本都是根据第二部分对各个因素的提取和分析为前提建立的。笔者认为双路径模型可以看作集体行动的状态模型，而社会认同模型可以看作集体行动的预测模型，因此而出现了一个问题，集体行动发生之后呢？依靠怎样的机制来组织和维持？而且社会认同模型修改之后认同感的地位没有原来突出。同时应该看到，上述两个模型都是在西方视角下总结出来的，不具有全球性，也许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不小心忽略了一些因素。所以笔者想有没有可能做出一个针对集体行动的综合性模型呢？下面就此展开讨论。

对阈值模型（thresholdmodels）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集体行动产生之后，社会支持依然起着相当的作用，而社会精神支持在此时作用已然没有之前那样有效：可以激发群体愤怒而导致集体行动。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行动支持——群体的扩充和拥有共同目的群体的诞生（Granovetter,1978）。所以在集体行动发生之后，如果不断有志同道合者加入群体或者有其他与本群体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出现，会在极大程度上维持集体行动的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巴黎和会中国受辱，大学生愤而游行，之后各地大学生和农工商的声援与支持对北京学生的集体行动起到了极大的维持作用。

高群体认同感会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而集体行动发生之后，则需要另一套系统来维持和继续增加群体认同感，这就是群体规则。Tunner和Killian(1972)提出了集群行动的速生规范概念。在他们看来，集体因平时遵循的一些社会规范在集体行动情境下不再适用，群体会自发形成适应当前情境的新规范。群体规则是维系群体的支柱、统一认识的标尺、引导行动的指南（崔丽娟，2008），所以群体规则可以保证群体里的个体认同群体目标，规范集体行动，保证集体行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杜绝了不到位的退缩行为和过于过界的激进行为（Ackerman，2003）。

口号和谣言的作用非常巨大，口号能够增进集体的统一性和团结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群体效能感。例如军队里的口号和军歌。在古代没有那么多媒体和意识控制软硬件的情况下，当秦国军队按着相同的节奏敲着盾牌，喊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时（诗经·秦风·无衣），其作用不言而喻。谣言是群体成员对不确定的事件做出的解释。随着谣言的传播，人群中逐渐形成共同利益，使得原本松散的群体变得更加有力。群体的同质性既可以作为谣言的前因变量，又可以作为其结果变量,两者相互促进(Rosnow，1980)。

去个体化一般指集群成员自我意识的丧失，使个体身份解体、自我调控能力下降的现象。随着个体意识的降低，个体隐匿在群体中，暴露出很多平时被压抑的行为（Festinger，1952），这时低自我觉察降低会导致自制力下降、情绪反应增加、群体团结性增加、范规范行为爆发（Rogers，1982）。

笔者将上述四点统合为集体行动的维持因素，主要作用于集体行动发生之后。加上第二部分所述的动力因素和预测因素，三组因素就包含了集体行动孕育时期（根本原因）、发生时期（发生条件、预测因素）和成长时期（维持行动）。据此提出因素结构模型。可以发现，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即属于动力因素，又属于预测因素，对于集体行动而言意义非凡。关于因素结构模型的维持因素结构，还需要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并对大量文献进行元分析才可以改进，因为这是笔者根据自己的逻辑思维推断后寻找文献进行验证后构建出来的，有可能因素总结的层面不够高，将一些因素的前因变量写在了结构中。例如前面说到了不公平感的四个前因变量，不公平感就是一个总结的层面很高的因素。

同时这个模型是在西方的模型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思考得到的，对于中国的适用性还需要验证。笔者认为，如要将该模型使用到中国，则需要加入信任感这个变量，即弱势群体对政府一类的强势群体的信任度。例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谣言传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大多数民众参与集体行动也是由不信任感造成的（周忠伟，2008）。不信任感由强势群体平时的作为不以弱势群体为受益者而造成，正是感到自己长期被强势者耍弄，弱势者才会不信任他们，所以在中国情景下，被剥夺感与不信任感是相辅相生的。笔者认为如要在中国情景下使用此模型，应当在动力因素结构中加入信任感。如图所示：

道德信念和信任感之间连上了虚线，所以关于两者之间是否有关系以及两者关系是什么还需要实证研究加以探索。

3.4SIR模型

佘廉、沈照磊认为，集体行动的过程由萌芽到发展、爆发最后衰退，很像传染病，因此将传染病学中的SIR模型引入集体行动领域进行探讨。SIR由三个单词首字母组成：易感者（Susceptibles）、感染者（Infectives）、移出者（Recovered）。此模型主要针对非常规性质的突发事件或谣言起重要作用的集体行动，如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中抢购食盐的狂潮。这种类型的集体行动相对自发而组织性低下，因而也脆弱无比。

根据波普勒的研究，认为集体行动有四种模式：模仿理论——面临突发事件时多数人会失去理智而出现“还原现象”；感染理论——集体行动是情绪感染的结果，突发事件让一些人的无意识人格占据主导地位并使心理预期朝着特定方向发展；信息传播理论——集体行动是非组织行为，在谣言和流言的作用下让群体产生相同情绪；紧急规范理论——面临突发事件人们会通过互动产生临时规范。而这四种模式中，流言和谣言起着中介作用和传染作用。据此提出集体行动的SIR模型：

某地区总人口数为N(t)不变，保持常数N；易感者比例s(t)；已感染者比例i(t)；免疫者比例r(t)；每日感染率为λ；日治愈率为μ；传染期接触数为σ。假设治愈率由正式扩散的信息来决定μ=v\x（v为政府对信息的传导系数，系数越高，传到信息越多；x为公众对信息的吸收能力）。设初始时刻的易感染者人群比例s0(s0>0),已感染者人群比例i0(i0>0),免疫者人群比例分别为r0=0,于是SIR基础模型用微分方程组表示如下(非常规突发事件下的集体行动SIR模型):

SIR模型是一个数学模型，它最大的作用是计算和分析突发事件下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和消亡，并根据计算的结果提出应对这种类型的集体行动应当采取的对策。此内容将在后一个部分中讲到。

4中国情境下集体行动应对机制

上面讨论了很多模型的内容，而模型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个部分将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进行分析。

4.1集体行动成因分析

虽然前面说了很多集体行动的产生原因，但是那个是在进行元分析和因素提取之后一个高层面总结的。所以这里将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细化集体行动成因。

宏观来说，中国经济改革之后取得了重大飞跃，但是我国基尼系数在0.45左右，也就是说贫富差距非常大。贫富差距如此巨大，想要保持社会稳定非常困难，且由于我国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很多人的经历来源并不是诚实劳动所得，甚至是违法所得。所以造成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较高，对群体差异的正当性评价偏低，且目前群体边界的渗透性越来越低，使想要挤入统治阶级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我国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没有一个良好、安全的途径，就信访制度来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途径。而且由于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外国倒共势力的意识干扰，造成了价值观的多元和社会认同感的波动。这个过程如果能建立良好的主流国家层面价值观，那么价值观的多元不会有多大影响，关键在于我国目前的政治思想和意识斗争做得不够完善，加上之前我国特殊时期的影响和目前发展时期金钱主义的社会风气，更加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

微观来说，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各种原因不重视民众利益，发展策略混乱不稳定，甚至还有违纪违法行为，造成官民之间的信任急剧下降。而现有的司法制度也难以成为化解冲突的最后防线，排除司法屈从权力的情况后，依然后很多判决而政府不执行判决等事情发生。这使得弱势群体很难通过正常途径达到保护利益和诉求利益的目的。而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也缺乏足够的为人民表达利益诉求的能力，权钱集团垄断了媒体和话语权也同样堵住了弱势群体的申诉途径。这也是无正常申诉途径和不良群际交流两种因素的共同体。

而且目前有一些政府机构缺乏应对集体行动的经验，即使政府做的是对的，面对民众之间流传的谣言和游行的群众也不知该如何面对，甚至有时会采取错误的应对方法。而民众参与集体行动时，有时不辨青红皂白轻易相信了谣言，而且在群体中个体的匿名性与责任感的丧失、法不责众心理等特点会让民众可能轻易采取过激行为。正如上文中对去个体化氛围的讨论一样。

4.2集体行动的案例分析——贵州瓮安事件

瓮安事件的详细过程在这里不再详叙。在瓮安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上面所述集体行动的成因的身影。死者家属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要求政府重新验尸，法医重新验尸之后，政府人员并没有很正式很和善地以良好态度回复家属，仅仅是口头通知了家属验尸结果，造成家属怀疑政府未重新验尸或谎报验尸结果。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和强势群体垄断社会资源、官员平时作为不被群众信任造成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进而产生对验尸结果的怀疑。之后关于死者朋友与官员有亲缘关系的谣言，使得很多群众盲目相信，跟随少数人群开始集体行动。这便是一些民众不分青红皂白轻易相信谣言的体现。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民众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相信了谣言，排除了文化程度不足，原因无非是长期受到相对剥夺感的压抑，使民众感到对官员没有制约力，一些官员和商人组成利益团体使用非法途径获得金钱，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剥夺了平民的利益，但民众没有有效的途径保护自己，所以造成了民众对官员的仇视和不信任，继而轻易相信了谣言。而在谣言流传之后，政府方面没有很好的以官方名义进行事实宣传，反而对谣言简单加以制止，并没有正式、正面地对民众进行谣言攻破战役，反而简单粗暴地派出警力进行镇压。这就是政府缺少处理集体行动的经验的体现。

4.3集体行动应对机制——从因素结构模型和SIR模型角度分析

在中国，不信任感在集体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可以加入中国特色集体行动模型的变量。由于平时一些官员的作为没有把群众放在重要位置，而是为了个人政绩、财富制定不良政策、进行非法敛财，导致了群众有强烈的被剥夺感，而官员的一些作为也违反了一般道德信念，这使得大众对他们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而加上一些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价值观的多元和社会认同感的缺失，营造了集体行动发生的优渥土壤。所以应对集体行动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减少相对剥夺，增加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感，完善法律法规。具体内容如下：

就目前的现实而言，应当加强文化建设，在多元价值观中建立一个主流的倾向于国家的价值观，如现在的“中国梦”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一旦有了大多数人都赞同的价值观，那么社会认同感也会随之建立。其次，降低相对剥夺感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开放上升通道，即增加群际渗透性，使得社会阶层间人员的流动更加活跃，给弱势群体成员成为强势群体成员的机会。与此同时要完善法律和制度，减少由非法和非劳动途径获得财富的可能性，以此增加群体间差异的正当性和群际差异归因的内向倾向，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信任感的建立只能通过制度来保证，开放对官员的舆论监督和民众利益与政绩挂钩的通道以及良好的政府公关工作是增加信任感的重要途径。研究显示，增加弱势群体发泄不满的渠道可以有效降低集体行动倾向，如针对政府高官的政治笑话（Simon&Stefan，2009）。而增加民众利益诉求和社会意见的表达渠道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这些策略的使用是从集体行动的动力因素结构中着手的，下面将从维持因素结构分析

在瓮安事件中，少数人是造势者，他们利用当事人的遭遇传播谣言，组织一些人、煽动很多人进行集体行动。不断加入行动队伍的人们就是社会实际支持，而谣言则起着发酵的作用，将政府和大众对立起来，强化平民的群体概念，从而营造了一个去个体化的氛围。根据SIR模型的计算，谣言从3个人开始，每个人只传播给5个人，3天后谣言波及范围就是9807052人（佘廉&沈照磊，2011），所以可见其爆发效果是如何地惊人。所以政府面对集体行动，要减少传播率λ。具体方案就是要及时公开真实信息。像瓮安事件中，如果政府及早公开真实信息，事态就不会变得那么严重。而公开真实信息有效的前提是政府有公信力和权威性，这是一件长期工作，上述关于信任感的论述可以在此作为参考。减少传播率的同时，要提高免疫率μ，免疫率的提高会增加谣言传播的难度，所以政府要提高传导系数v，使用最快捷的媒体方式公布真实信息，而对真实信息的发布要遵循科学性和重视度原则，即真实合理有效并对集体行动有相当重视度（主要针对受灾情况）。最后，要提高免疫能力r，如果大众的初始免疫能力强，就会识别谣言，所以一方面在事件开始时公布科学、真实信息，还需在平时培养民众的科学思维和逻辑能力。在瓮安事件中，对λ、μ、r的操纵不仅能控制维持因素结构中的“口号与谣言”因素，还能有效减少“社会实际支持”因素。

针对造势者营造的去个体化氛围，应当采取分化瓦解消除从众心理的方法（黄立辉，2010）。政府在宣传、应对集体行动时应当区分当事人、造势者、支持者和旁观者，安抚当事人，监视警告造势者，并对支持者和旁观者用情和理进行恰当引导，并将这些政府的策略和态度向民众表明。

5不足与展望

关于因素结构模型，笔者认为其改进的方向与社会认同模型一致，要将各个因素细化量化类别化进行微观研究，以获得宏观模型下的微观结构，并可能发现宏观结构的不合理之处而改进宏观模型。例如对不公平感类别化为情感性不公和非情感性不公，就提供了改进社会认同模型的契机，并在不公平感的模块下微观研究不公平感，进一步增加对集体行动的了解。

同时，笔者认为该模型如要适用在中国视野中，则需要在模型中加入信任感这个因素，即弱势群体对政府等强势群体或机构的信任度。中国情景下的很多集体行动其根本原因和发酵条件都是信任感的缺失。关于这一点在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述，但笔者认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支持和改进该因素在模型中的作用与位置，特别是其与其他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与影响方向应当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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