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与共同价值观教育：政治学的视角

　　【内容提要】冷战后，国际冲突仍然不断，文明冲突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了人类社会的和平，促进不同文明与文化间的对话成为必然的要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寻求不同文化、不同信仰间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是达成文明与文化对话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伦理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一些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和推动了旨在达成文明与文化间理解的寻求共同价值观的行动，并通过教育传播共同价值观的理念。共同价值观具有明显的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和社会冲突的现实取向，而不是学理上的构建。尽管文明冲突论存在争论，但寻求共同价值观以达成文化间理解的行动应该得到肯定；同时，也须认识到，共同价值观也存在局限，冲突的根源可能并不一定简单的就是文化差别，意识形态的和利益的冲突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关 键 词】文明冲突/文明与文化对话/共同价值观/全球伦理/共同价值观教育

　　【作者简介】秦行音(1967-)，女，汉族，山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UNESCO INRULED)专家，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价值观教育和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等。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4-0021-08

　　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仍然频繁不断。同时，与不断增加的世界性移民相伴，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社会内部的冲突也不断增多。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极大反响。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多极化和多样化的时代，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的移民不断增加的时期，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不断的冲突的现实下，以及人们对和平与和谐的期望的推动下，促进不同文化、不同信仰间的对话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寻求各文化与各信仰间的理解与沟通成为世界性的行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政府间机构和组织、非政府组织、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共同倡导和推动了以达成文化间理解为目标的文明间对话的行动，寻求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成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共同价值观教育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行动。

　　一、文明冲突论、文明对话与共同价值观

　　冷战时期，以美国领导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与以前苏联及其领导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等全方面的对抗。20世纪80年代末，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础的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所企盼的和平并未如期所至。世界各地的冲突仍然不断，如中东地区、东欧等地的冲突；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性的移民不断增加，新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威胁着公民社会的和谐。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亨廷顿，1996）[1]。对文明的区分和解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一般认为，当代主要的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而宗教和价值观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核心。在概念上，文明与文化是同义词。“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具有互换性（利洛夫，2004）[2]7。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都包含“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Bozeman.Civilizations Under Stress)”[1]。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便引起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普遍关注和争论。发生在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随后发生在巴厘岛、伦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世界各地的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等，都与宗教和文化密切相关，这也使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得以被认可和迅速传播。尽管如此，一些学者还是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利洛夫(2004)认为：世界上的文化或文明存在差异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成为冲突或对抗的根据或借口[2]5。我国学者汤一介(2004)指出：文明冲突论是片面的，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中同样可以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并能为“文明的共存”提供有价值的资源[3]。阿里夫·德里克(2007)也认为：文明冲突论将会对人们产生误导，全球化过程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全球现代性的困境[4]。

　　尽管文明冲突论存在争论，但推进文明间的对话则取得了一致。在推进世界和平的旗帜下，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欧基金会、全球伦理基金会等在内的一些政府间机构和组织、非政府组织、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开始推动不同文化间和信仰间的对话，以达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的人民的理解与宽容。价值观是文明与文化的核心组成。因此，寻求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民在价值观上的认同就成为了文化间与信仰间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广泛承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的人民在价值观的认同上存在差异的同时，依然存在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这正是共同价值观被提出的缘起。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以及国际移民不断增多，各国社会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亚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多样的宗教和文化；在欧美，宗教多元性的趋势更为复杂，不同信仰的群体间的隔离不断增大。多元文化的社会正面临不断地挑战：排外和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威胁着社会融合与各文化背景人民的和睦相处；这种排外和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常常基于信仰或者文化。为了促进多元文化社会的融合，寻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的人民在价值观上的认同也成为必然的要求，以推进公民社会的和平。

　　　二、寻求共同价值观——推动文明间理解和对话的国际行动

　　为了达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的人民间的理解与宽容，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欧基金会、全球伦理等在内的一些政府间机构和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开始推动寻求各文化背景、各信仰间共同认可的共同价值观。

　　（一）国际组织的倡导和推动的文明间对话及全球伦理和共同价值观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国际机构扮演着强大的角色，多达二百余个国际组织对各种全球性的问题开展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组织是一种官僚机构，享有理性与合法的权威，并也从道德立场、专业知识和成员国国家委派的任务中获得权威；这种权威使得它们能够利用话语资源和制度资源，影响国家这一行为体尊重它们的判断；并充当传教士的角色、传播特定的思想理念和规范（迈克尔·巴尼特等）[5]。在推动文明对话、寻求文化间共同认可的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联合国(UN)及其旗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地区性的机构，如欧亚基金会(ASEF)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促进国际理解和文明与文化间对话——联合国旗下的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联合国旗下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在尊重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创设文明、文化和人民之间对话的条件，拥有193个会员国和7个准会员。“文明间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是其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关于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and Peace and Education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的文件，明确提出：“要尊重所有人；他们的文化、文明、价值观、生活方式”；“教育应促进各国、各民族或种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的理解、宽容与友谊，并进一步促进和平”[6]。为了提高教育的有效性，要求成员国就促进国际理解、合作、和平正义的发展等问题形成自己的国家政策。

　　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主持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的报告中强调了寻求一套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必要性；提出了形成全球伦理所必需的要素：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原则、公共责任观以及追求实证的风气等；并进一步指出了形成全球伦理的核心原则：

　　·人权与责任；

　　·民主与公民社会；

　　·维护少数人的权利；

　　·承诺和平解决冲突和公平谈判；

　　·代际之间的平等[7]。

　　成立于1995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国际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网络(Asia-Pacific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Values Education, APNIEVE)旨在推动亚太地区的团结、和平、民主和可持续发展，一直致力于消除各种歧视、保护人权和民主、平衡的人类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和当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融合。在《学会共同生活》(1998)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四个核心价值观与相应价值观的体系，其中，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体系中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是其他的价值观产生的基础[8]：

　　·和平——爱、同情、和谐、容忍、关心和共享、互相依存、同情、虔诚、感恩；

　　·民主——尊重法律和秩序、自由和责任、平等、自律、主动的和有责任的公民、开放、批判性思维、团结；

　　·人权——真理、平等和正义、尊重他人、正直、负有责任、诚实、接纳、欣赏多样性、自由和责任、合作；

　　·可持续发展——效率、勤奋、指向未来、关心环境、保护资源、创造力、节约、简单和人类生态。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启动了“普遍伦理计划”。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又在北京召开了关于“从中国传统看普遍伦理”的北京地区专家学术会议。2001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各文化间的对话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年末，一个由20位专家组成的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跨越界限(Crossing the Divide)》，为发展新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就是在同一年，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这在一方面证实着“文明冲突论”的预见性；也在另一方面说明“文明与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05年，在西班牙和土耳其政府的倡议下，“文明联盟”(Alliance of Civilization, AoC)在联合国的赞助下成立。“文明联盟”与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及其他私人机构合作，致力于推进文化间的对话，消除文化隔离的紧张，主要在四个领域工作：青年、媒体、教育和移民。

　　2.地区性机构促进文明对话的努力——以基于亚洲和欧洲的两个国际组织的文明对话活动为例

　　地区性的国际机构是促进地区内的文明对话的重要推动力，亚洲和欧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冷战后，通过对话来促进亚洲与欧洲合作与发展成为亚欧两大洲各国的共同愿望。

　　1)亚欧会议(ASEM)旗帜下的文明对话与寻求共同价值观的活动

　　亚欧会议(Asia-Europe Meeting)成立于1996年，是在渴望亚洲和欧洲两大洲的合作与发展的愿望的背景下出现的，目前亚欧会议已经拥有43个成员国。文明与文化对话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对话与合作领域，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寻求和促进达成超越文化与信仰的共同价值观体系。2004年10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上，亚洲13国和欧洲25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就“信息技术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文化”议题交换了看法并进行了讨论，发表了《亚欧会议为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与文明对话宣言(Dialogue among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for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种族主义以及种族和宗教不容忍现象蔓延、贫富差距扩大，已构成对国际社会的紧迫威胁”，重申“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人类社会创新、灵感和进步的源泉以及经济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倡“一种不同文化间和平、容忍与和睦相处的文化”[9]。中国是主要的倡导者。

　　“会谈山”(Talks on the Hill)是“文化与文明对话”下的一项重要活动，“对话”为各国学者和相关人士提供了一个关于政策和“第二轨道外交对话”的头脑风暴式的讨论机会，以促进和提高亚洲和欧洲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会谈山”的寓意是从一个高度去观察现存的问题，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式。“第十六届会谈山(16th ASEF Talks on the Hill)”（西班牙巴塞罗那，2009.11）的主题是：“存在共同的价值观吗？——不同文化、不同信仰间的对话”，来自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十五位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参加了这次对话，和平、尊重、自由、同情、真理是被最多提及的价值观。

　　2)东西对话(East-West Dialogue)

　　“东西对话(East-West Dialogue)”是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和“联合国文明联盟(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的框架下，以促进东、西方文化对话为目标而进行的，是由西班牙亚洲之家(CASAASIA)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亚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共同组织的定期活动。“东西对话”的一个重点是将来自于东方与西方的不同文化的年轻人带到一起，让东西方的年轻人和政治家、学者一起讨论。“东西对话”从2004年开始，每年召集包括各国前政要、政策制定者、著名学者、主要非政府组织以及东西方社团组织等的代表一起探讨特定的议题，研讨当下最重要的国际、地区及地方的挑战性问题，探讨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及可能的行动性政策。对话的目的在于促进东西方各国的交流与理解，促进多样化背景下的国际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并进一步通过对话建立合作的渠道。其中一个目标是在西方的跨文化交流中、在实际行动中，在利害攸关的挑战中给亚洲更大的发言权。“东西对话”一直在努力让“对话”成为跨文化交流、和平共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六届东西对话(The Sixth edition EASTWEST DIALOGUE)”（西班牙巴塞罗那，2009）的主题是：“移民和人口多样化：新机遇，新挑战”。“多样性与社会凝聚力”、“共同价值观教育”等问题。我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对话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和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对和平与和谐世界的理解与积极合作的姿态。

　　（二）全球伦理与共同价值观——宗教界的努力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重要特征[1]。从世界来看，宗教在人类的信念系统中仍将保持其重要的位置；宗教复兴是人类对20世纪后半叶席卷全球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个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缺失而做出的反应[10]。宗教领袖们在寻求旨在达成文化间理解的共同价值观上的作用是很显然的。这里仅就孔汉思倡导的全球伦理进行介绍和分析。

　　1.全球伦理(Global Ethic)及其提出的共同价值观

　　全球伦理(Global Ethic)思想最早由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孔汉思(Hans Kung)在1989年提出，指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人们所共同承认的一系列共同的道德价值观(Common Moral Values)，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构成了人类的伦理。孔汉思于1928年出生于瑞士，是一个多产的神学和哲学教授，从1960年到1996年退休，一直是德国图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ubingen)的教授；1962年至1965年，他是梵第冈第二次公会的顾问；1979年，因为反对“教皇永无谬误”而被梵第冈取消教职。根据孔汉思(2000)全球伦理思想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我们的后代能够幸福地生活，一个充满社会、生态和道德问题的全球化的世界需要道德价值的全球化，即全球伦理；世界是一个人类的大家庭，有共同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标准；全球伦理的概念不仅指向于有不同信仰的人，也强调那些非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将这些基本的伦理原则内化，并且成为个人行为的准则和指南[11]。

　　孔汉思认为：经济和信息全球化对于许多地区和国家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相反的两股力量——一方面是试图把人们带到一起；另一方面却是强调各个民族或宗教集团特点和利益的分裂的力量。全球伦理认为所有的宗教和信念系统都承认人类共同认可的最基本的原则，也即共同的价值观[1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Treat Others As You Would Like to Be Treated)；

　　·每一个人都必须被人道地对待(Every Human Being Must Be Treated Humanely)；

　　·尊重生命(Have Respect for Life)；

　　·诚实和公正地行事(Deal Honestly and Fairly)；

　　·真实地讲话和行事，不能说谎(Speak and Act Truthfully, Do not Lie)。

　　·在性方面不能不道德(Do not Commit Sexual Immorality)。

　　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认为是最根本的“金规则”。

　　2.全球伦理寻求共同价值观的行动

　　1993年，在芝加哥，来自于不同宗教信仰团体的代表就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共同道德价值观和伦理标准第一次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全球伦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全球伦理宣言》声称，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也就没有和平；没有对宗教基础的研究也就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因此，签署这个《宣言》的代表们将从以下四个方向进行努力[13]：

　　·致力于非暴力和尊重生命的文化；

　　·致力于团结和公正的经济秩序的文化；

　　·致力于容忍和真实的文化；

　　·致力于男性和女性平等权利与合作的文化。

　　1995年，全球伦理基金会(Global Ethic Foundation)成立，其宗旨是：进行和鼓励文化间和信仰间的国际研究、激励和实施文化间和宗教间的关于全球伦理的教育，支持和鼓励不同文化和信仰间的接触和交流。

　　（三）对全球伦理和共同价值观的回应与争论

　　无论是联合国旗下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全球伦理，还是孔汉思提出的全球伦理及共同价值观思想，尽管价值观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价值观也存在多样性，全球伦理及共同道德价值观(Common Moral Values)的思想还是得到了共鸣。耶鲁大学的贝尔教授(Bell W)在其《寻求美好未来的人类共同价值观(Humanity's Common Values Seeking a Positive Future)》一文中指出了全球化的弊端，回应了全球伦理，同时也提出了一套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的内容[10]：

　　·个人责任；

　　·以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他人；

　　·尊重生命；

　　·经济和社会正义；

　　·诚实；

　　·中道；

　　·自由（以不伤害他人的方式表达）；

　　·容忍多样性。

　　对24位不同文化中的道德思想上的领袖的访谈揭示了八个能够引导一个充满麻烦的世界克服动荡的未来的共同的价值：爱、真实、公正、自由、团结、容忍、责任、尊重生命等；这些价值是融化隔阂、超越种族的被所有人类都共同承认的[14]。

　　我国学术界对全球伦理与共同价值观也进行了介绍，并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哲学界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对全球伦理的思想作了介绍，使用的词或是“普世伦理”、或是“普遍伦理”、或是“全球伦理”。从字面上的意思看，“全球伦理”更符合英文的“Global Ethic”的原意；而“普世伦理”、或“普遍伦理”则是从对“全球伦理”的内容的理解的角度而被赋予的汉语的意思。《全球伦理宣言》也被翻译成中文[15]。学者们从“普世伦理”提出的社会文化背景、建立“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等方面在理论上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2001年，“中国传统伦理及世界伦理”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孔汉思亲临并作报告，掀起了一轮新的研究“全球伦理”的潮流。

　　万俊人教授是较早对全球伦理思想进行东西方比较研究的学者[16]。2001年他出版了《寻求普世伦理》一书，系统地介绍了“普世伦理”的概念、建构背景和可能性条件，从信念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国传统伦理可以成为一种“普世伦理”的资源；阐述了建立“普世伦理”的基本理念系统——现代性道德本身——人权、伦理正义和自由、平等、宽容，以及“普世伦理”与现代教育的关系[17]。谢地坤指出：道德伦理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普世伦理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道德规范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18]。

　　三、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国际合作行动

　　教育具有教化民众的功能。通过教育促进文化间的理解与对话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共同价值观教育是重要的核心行动。“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ave Together)与“教育全球伦理项目”是两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国际合作行动项目。

　　（一）“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文化，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学会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被认为是21世纪学习的四大支柱之一。《学会和平与和谐地共同生活：亚太地区为了和平、人权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教育》(1998)在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价值观体系的同时，设计了面向教师的培训模块：包括和平、民主、人权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核心价值观与相应的价值观的体系的详细教学设计，以切实地帮助教师和培训者对学生进行期望的价值观教育。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09)参与的、由“儿童伦理教育信仰间委员会(Interfaith Council on Ethics Education for Children)”等机构共同组织编写的《学会共同生活：文化间和信仰间伦理教育项目(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An Intercultural and Interfaith Programme for Ethics Education)》也以生动的方式设计了对儿童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活动课程[19]。

　　（二）全球伦理基金会的“教育全球伦理项目”

　　孔汉思领导的全球伦理基金会支持了一系列在教育中传播全球伦理思想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在德语国家，如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开展。“教育全球伦理项目”包括四个纬度：

　　·文化间和宗教间的教育(Intercultural and Inter-religious Education)：不是从介绍各宗教的宗教教义和礼仪开始，而是从基本的伦理价值观开始，对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进行介绍。对共享的价值观和标准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们认识到：宗教间的关系不是差别、不理解和冲突；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们都对未来的人类生活负有责任；人们是可以达成对一些基本的价值观的认同的。

　　·和平教育(Peace Education)：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社会和世界。

　　·价值观教育(Value Education)：价值观教育应该是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

　　·全球学习(Global Learning)：具有世界的和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邻居团结的思想(worldmindness)。

　　本项目首先开展了一项基于学校的草根活动：向包括中小学和大学教师征集全球伦理原则下的课堂活动方案。这个活动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产生了多样的教室里的活动方案、包括纸质的和CD在内的教学材料。项目还对教师进行了培训：在一个培训期内，首先由全球伦理基金会的专家向教师进行关于全球伦理的思想的介绍；然后，教师呈现一些学校和教室里的经验，指导教师们根据全球伦理的原则设计自己的课堂教学项目和活动。大多数参加培训的教师是教授宗教教育和伦理的，也包括教授政治、哲学、社会研究和公民教育的教师。

　　　四、对共同价值观及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分析和评价

　　（一）共同价值观的涵义

　　从以上对共同价值观思想的起源以及相应的结合教育实践的行动的介绍，可以看出：共同价值观思想的提出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共同价值观是在全球化的国际冲突的背景下，

　　促进文明与文化间对话而自然产生的。价值观是文明和文化的核心，文明和文化间的对话必然要求寻求各文化共同认可的价值观。

　　·明显地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和社会冲突的现实取向，而非学术取向的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构建。尽管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都提出了一个全球伦理与共同价值观的体系，也各自具有自己的一些哲学基础，但都并未构成共同价值观的严格的学理体系。因此，在具体的内涵上，道德意义上的个人伦理价值观、政治意义上的社会性的价值观等常常混在一起。

　　·是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时代朝向全球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努力与行动。在行动方式上，强调文化与信仰间的对话，通过对话促进理解，目的在于建设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同时，认识到各国社会多元文化的特点，通过共同价值观教育促进各国公民社会的融合。

　　·在具体的内涵上，共同价值观应该包括哪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重要性位置等并无统一的达成。但是，和平、友爱、平等、同情、尊重、自由、正义等都是最常被各文化和各信仰的人们所提及的；可以相信在这点上，各文化和各信仰下的人们是可以达成共同承认的价值观的。

　　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共同价值观是期望超越文化与信仰的价值观体系，是国际社会的合作努力，既包括对各国政府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政府间的国际性组织和地区性的组织，也包括其他非政府组织。其核心是：共同价值观是人类社会所共同承认的价值观，无论民族、也无论有无宗教信仰和持有何种政治观点。但是，是否能够达成统一的共同价值观，一直存在争论。

　　（二）对全球伦理和共同价值观的争论反映出东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

　　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全球伦理和孔汉思提出的全球伦理及共同价值观思想都是基于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我国学者对全球伦理及共同价值观理念的介绍和评价就格外反映出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一方面，我国学者提出儒家文化对全球伦理和共同价值观的可能贡献（万俊人，2001；唐凯麟，2000等）[20]：中国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中道”等价值观在实质上与西方所倡导的全球伦理与共同价值观有相通之处，可以贡献于构建各文明与文化共享的价值观体系；同时也是寻求文明与文化间对话的共同价值观的丰富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了全球伦理的局限；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否靠“普遍伦理”就能解决，“普遍伦理”如何可能[21]?全球伦理及共同价值观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强势。

　　（三）共同价值观及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局限性

　　共同价值观的提出的重要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仍然不断出现的冲突的现实，并充分认识到了全球化时代由于文化和信仰的差别所导致的冲突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致力于寻求各文化背景下人民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以达成文明与文化间的理解。可以承认，共同价值观及共同价值观教育是促进文明与文化对话的积极和可贵的探索和努力。尽管对共同价值观内涵的解释是存在的文化差异的，很难完全一致，但这种努力是应该得到鼓励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可以通过正规教育系统、非正规教育系统、媒体、社区教育等途径进行，在事实上，这种步伐已经开始。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国际冲突，还是社会冲突，文化差别并不能构成实质上的原因。经常地，是政治意识的差别、政治和社会的以及经济上的利益冲突、不公正等导致冲突。因此，共同价值观的理念和行动是存在局限的。解决国际冲突、寻求文化与文明间的理解，仅有共同价值观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研究与行动、合作、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对话。

　　【参考文献】

　　[1]赛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2]亚历山大·利洛夫.文明的对话：世界地缘政治大趋势[M].马细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7-15.

　　[4]阿里夫·德里克.文明对话与当代全球关系：困境与希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5):17-22.

　　[5]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2004原版）[M].薄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1.

　　[6]UNESCO. 1974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and Peace and Education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Conference at its eighteenth session [EB/OL]. http://www. unesco. org/education/nfsunesco/pdf/Peace_e. pdf.

　　[7]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M].张玉国，译.广州：UNESCO Publishing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4-12.

　　[8]UNESCO-APNIEVE.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in Peace and Harmony, Values Education for Peace,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Asia-Pacific Region [M]. Bangkok: UNESCO Principal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8.

　　[9]ASEM. The Hanoi Declaration adopted at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on Dialogue among Cultures and Civilisations for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B/OL]. http://www.unesco.org/dialogue/hanoi/hanoi_declaration.pdf.

　　[10]Bell W. Humanity's Common Values Seeking a Positive Future[J]. The Futurist, Sep/Oct 2004(5):30-34.

　　[11]Hans Kung.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The Quest for Global Ethic[J]. Global Dialogue, Winter 2000(1):120-125.

　　[12]Hans Kung. The Global Ethic Concept its Relevance for Today[R]. paper presented in the Workshop of Teaching Common Values in Formal Education, Kuala Lumpur: The Global Ethnic Foundation et al., 2005.

　　[13]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 [M]. Chicago, 1993.

　　[14]Kidder R. Universal Human Values-Finding an Ethical Common[J]. The Futurist, Jul/Aug 1994 (4):8-13.

　　[15]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6]万俊人.普世伦理及其方法问题[J].哲学研究，1998(10):43-50.

　　[17]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8]谢地坤.道德的底限与普世伦理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4(1):74-79.

　　[19]Interfaith Council on Ethic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Global Network of Religions for Children & Arigatou Foundation.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An Intercultural and Interfaith Programme for Ethics Education Interfaith Council on Ethic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M]. Geneva: Interfaith Council on Ethic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20]唐凯麟.论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对普遍伦理的历史反思[J].求索，2000(1):71-76.

　　[21]赵景来.关于“普遍伦理”若干问题的研究综述[J].中国社会科学，2000(3):9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