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场外理论与文学性——答张江先生

王 宁

内容摘要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是进入本世纪才有的，而是早在上世纪后半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衰落之后，解构主义异军突起，从而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为文化理论的浮出地表奠定了基础。之后崛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文化研究以及生态批评等，无一不以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分析讨论的对象，用以发展自己的理论话语，但隐匿在这些批评理论话语中的仍然是文学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各种理论批评话语中，文学性仍然几乎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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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场外理论强制阐释文学性 阐述焦虑

作 者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200240)

张江先生： 谢谢发来大作，收到后我立即拜读了您对场外理论的进一步讨论。您的这篇文章虽然依然探讨场外理论问题，但是已经集中于探讨其文学性和文学化，并且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您的态度。我尤其欣赏您对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在运用场外理论的同时，依然保持其理论的文学性的评价。我也基本赞同您的观点，但是我还想就这一点作一些补充和发挥，权且充作对您文章的回应吧。

首先谈谈我对您的文章要点的理解。正如您在文章中所言，场外理论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但必须有一个界限，也即第一，理论的应用要指向文学并归属文学；第二，理论的成果必须落脚于文学并为文学服务；第三，理论的方式应该是文学的方式。这与我在前文中所倡导的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基本一致，我同时也认为，研究文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样就不致于陷入形式主义的藩篱。但是另一方面，过于偏离文学这个本，就会成为其他学科的研究了，正如您所指出的，对于这一点弗莱把握得比较好。我们都知道，人们常常把弗莱的文学研究方法归为神话—原型批评，实际上这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他在出版了《批评的解剖》之后，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与新批评的精英意识的对立，但他的那种近乎结构主义的方法却对后来的批评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弗莱同时在三个领域里有着独特的建树：文学的原型批评，文化宗教研究，以及加拿大文学研究。他的《批评的解剖》出版之后，逐步走出了早先的形式主义领地，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因此弗莱也同时被认为是一个文化批评家和思想家。但是，即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对文学理论的建构。他很少像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学者那样，在分析文学现象时强调历史的作用，但正如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弗莱的历史观是一种“文化史”观，文学则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他后来走向文化批评时，依然不时地发表专门研究文学的论文。怀特的这一观点在当今西方的不少文学理论家和研究者中产生了共鸣，而且，从近十多年来的历届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年会的议题来看，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各民族的文学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文化研究并非一定要与文学研究形成一种对立，这二者是可以沟通和对话进而共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些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中，弗莱是极少数有着远见卓识的先行者之一，正是他率先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从而为文学的超学科比较研究铺平了道路。

弗莱的另一研究方向也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借鉴。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位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他谢绝了数十所英美著名大学的聘请，始终在加拿大从事文学和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并为加拿大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即使在欧洲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他仍试图把属于非经典的加拿大文学也包括进文学研究的范围，这一点自然也预示着他对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经典的形成和重构理论所作出的贡献，而这些后来也成为那些文化研究学者们所热烈讨论的问题。与英国理论家利维斯一样，弗莱始终恪守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观念，但这一点却被当今的文化研究实践者全然忽视了。因而弗莱及其理论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时被认为“过时”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在我看来，弗莱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他通过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可能性交融和互动奠定了基础。

我在讨论弗莱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成就时，曾强调过这一点：弗莱生前始终自我认同为一位加拿大的或北美的文学批评家，代表着加拿大文学和文化学术界在国际上发言。这一立场自始至终体现在他所写下的关于加拿大文学的若干文字中，尤其见于他为卡尔·F·克林科等主编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学史》的两个“结语”中。这两篇结语突出了弗莱把加拿大文学当作“英联邦文学”的一部分所作的研究。我以为，这对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有深切启发，中国学者立足本国的土壤，并时刻关注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从而努力使中国文学也像一度处于边缘的加拿大文学那样，真正走向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尽管弗莱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形式主义成规的发难和以原型批评家的身份异军突起，但我们并不难发现，他的批评思想仍与新批评的教义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因此在北美批评理论界，他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新批评的最后一位重要理论家和结构主义的第一位颇有成就的批评家。但作为文学上的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一位过渡性人物，弗莱从未全然介入新批评的精英文学传统。他一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三个文学研究领域里辛勤笔耕——英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他的主要成就和名气则在于原型批评理论和实践，因此在雷内，韦勒克看来，这一批评理论曾在1960年代和马克思主义及精神分析学共同起过“三足鼎立”的作用，仍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弗莱的这种方法的特征体现在打破文学本身的狭窄领域，将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从而预示了当代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

您在文中还提到詹姆逊对文学的征用，这一点我也有些同感。我和詹姆逊自上世纪80年代在深圳认识以来，一直有着比较多的接触。他和弗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从不满足于仅仅被看作是一位文学理论家，而愿意人们将他视为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他长期以来担任杜克大学威廉·莱恩法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而且他教授的课程主要是现代主义文学，而他在学术研究上得以成名的则主要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在他著述的全盛时期，他更是关注纯理论和哲学问题，并用自己的理论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西方文学作品加以阐释，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的有效性。由于詹姆逊在西方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的巨大影响，他的著述更多地被文学研究者所引用。同时，也由于詹姆逊与中国文学批评界和人文学界的密切关系，他对现代性的描述和批判在中国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和争议。我这里仅举一例。他的专著《单一的现代性：论当下的本体论》2002年出版前后，他应邀来中国访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次演讲。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专著中，詹姆逊试图建构和批判一种主要存在于西方语境中的单一的现代性，但在论述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又消解了这种宏大的叙事，从而使得这部专著同时具有建构性和解构性。在詹姆逊看来，存在着四种关于现代性的论点：(1)不能不进行分期的东西；(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述范畴；(3)并非要通过主体性来对之进行单方面的叙述（论点：主体性是不可再现的），只有现代性的不同情形才得以叙述；(4)任何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如果不涉及后现代与现代的断裂之假设，都是没有意义的。

詹姆逊于2002年7月来为他的新著推广并详细阐述他的上述四个论点，确实曾在一部分中国批评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平心而论，批评者多半出于对他的观点的误解，并没有认真研读他的著作。实际上，根据我的理解以及长期和他本人的接触与学术交流，他并不想扩展现代性的用法，而倒恰恰是为了使之限于“其审美范畴，或使之适应，这必然将其定位在当前工作一种经验，而不管它的历史源头如何”。这样，他干脆将其视为一种在后现代时代更新的“叙述范畴”，而非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因为一种范畴并非一定得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意思。它也可以用来描述或叙述一种文学或文化或意识形态现象或概念，也可以用来描述一种审美经验，等等。同样，他也强调指出，“只有现代性的不同情形才得以叙述”，这便意味着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历史现象，而更是一个与当下密切相关的现实。现代性绝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到不同的建构或重构。这一点的意义就体现在这一概念或范畴的开放性特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当今时代存在着不同情形或不同形式的现代性。既然我们所处的时代打上了各种后现代征状，那么现代性在今天的语境下就应该与后现代性密切相关。

所以，他便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第四个论点：任何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如果不涉及后现代与现代的断裂之假设，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来，现代性就如同一个涵盖了各种文化理论思潮的超越时空的硕大无垠的保护伞，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是这一保护伞下的两个研究课题。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詹姆逊在建构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时一贯所持的“总体主义”立场，也即当代的各种理论思潮流派都被他统一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理论之下加以观照，这样从表面看来，其中的各种差异和分歧确实被掩盖了。他的《政治无意识》也是如此，他关注并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理论问题，文学只是用来佐证的材料。在他那部更为雄心勃勃的著作《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这种建构元理论的雄心就更是暴露无遗了。单从这部大部头著作的几个部分的题目就可见出端倪：除了“导论”外，第一部分为“文化”；第二部分为“意识形态”；第三部分为“视觉”；第四部分为“建筑”；第五部分为“句子”；第六部分为“空间”；第七部分为“理论”；第八部分为“经济学”；第九部分为“电影”，然后加上一个长达120页的“结论”。单从这些“非文学”的标题人们就不难看出，詹姆逊根本不满足于自己的“文学理论家”头衔，他更希望扮演一位影响更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的角色。当然，在他的著作中，正如您也看到的，仍不时地穿插有对文学作品的独到分析，因此他的学术影响更多的仍在文学理论界。当然，詹姆逊的广博的多学科和多语言知识，使他有资格这样讨论纯理论问题，而一般的非文学研究者在自己的著述中讨论文学，就会明显地出现漏洞和牵强附会之处。

另一位文学理论家卡勒则始终把自己当作是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以卡勒为代表的注重审美和形式主义的文论在经过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洗礼后再度步人前台，带有鲜明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倾向，大有与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来逐步演变为“文化诗学”）、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十分鲜明的理论方向平分秋色的态势。他于2011年应我邀请在中国多所高校所作的演讲就命题为“今日的文学理论”，其中列出的六个发展方向公然排斥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论。当然，看了卡勒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这六个方向的描述后，人们也许会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否已经过时？后殖民理论是否已经衰落？女性主义文论是否也已陷入了困境？新历史主义文论还有无发展的空间？审美的回归将取代意识形态批评吗？这显然是卡勒等人的一厢情愿，但至少代表了当今相当一部分西方文学理论家，对文化研究大行其道冲击了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拨。

当然，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性现象和来自文化研究的冲击，除了卡勒以外，不少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表达了极大的不满甚至不安。对于这一现象，卡勒等一批学者多年前也已经注意到了：尤其是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学者们的研究除了跨文化、跨文明语境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外，还涉及文学以外的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医学等话语，这确实令那些恪守传统的精英文学立场的学者所不容。在这方面，哈罗德·布鲁姆可算作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1999年和我的一次访谈中，布鲁姆甚至公开宣称， “理沦已经死亡，而文学却仍然存在，并且有着很大的市场。现在的所谓的‘理论家’写出的文章只是在很小的圈子内流行，常常是我引用你，你引用我，缺少基本的读者群”，因而是一种小众的话语或理论的自恋。布鲁姆在访谈中对米勒的文学分析大加赞赏，却对詹姆逊的纯理论推演不以为然。他的这番言辞虽然不无偏激，但仔细想来仍不无一定的道理：过分地将理论的作用夸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来自文学和文化实践的理论充其量只可用来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除此而外也就力不从心了。对于这一点，布鲁姆和卡勒都十分清楚，因而他们很少逾越文学和文化的疆界，将研究的触角伸向更为广大的社会政治领域。

确实，诚如布鲁姆等人所注意到的，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新一代学人中颇为风行。以比较文学为例，在当今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沦界的青年学者中，以影视和大众文化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者，不仅在西方学界不足为奇，就是在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也开始出现。这样一来，确实使得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大有以文化来吞没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之趋势，对此卡勒曾大声疾呼“把文学当作其他话语中的一种似乎是有效的和值得称道的策略”。与布鲁姆的偏激所不同的是，卡勒对这些现象虽不苟同，但也深表理解，并试图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进行协调。他一方面承认文化研究之于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力图在这两者间找到可以沟通和对话的契合点。几年前，卡勒将自己所发表的论文编辑成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最后定名为《理论中的文学性》，大有与您文童的标题“场外理论的文学化”异曲同工之处。他还将他早年发表的那篇《比较文学：最后的一搏》也稍加修改收入其中，旨在说明即使在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年代，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仍有其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点也正是卡勒与他的许多文学研究同行所不同的。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是进入本世纪才有的，而是早在上世纪后半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衰落之后，解构主义异军突起，从而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为文化理论的浮出地表奠定了基础。之后崛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文化研究以及生态批评等，无一不以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分析讨论的对象用以发展自己的理论话语，但隐匿在这些批评理论话语中的仍然是文学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各种理论批评话语中，文学性仍然几乎无处不在。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2014年12月于北京、上海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