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金卫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从1931年9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基于自身的远东战略利益，其对华政策先后经历了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1931—1938）、援华制日（1938—1941）、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1941—1945）三个演变阶段。

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阶段（1931—1938）

1931年9月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破坏了仇国公约》所规定的“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原则。美国当时坚持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采取谨慎中立政策，这一政策持续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一面依赖国联主持公道，一面向美国通报情况，要求其援引1928年与法国发起签署的《非战公约》制止日本侵略。但美国政府却“不想急于作出明确的结论，或者说不想采取一定的立场”[1]。9月24日，史汀生国务卿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布同文照会，要求双方保持克制，避免新的敌对行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实现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要求。对日本公然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却未置一词。至1932年1月7日，日军占领锦州，整个辽西全部沦陷，史汀生才向中、日发布第二份同文照会，宣布不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可能有损美国或其在华侨民的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和协定”。表达了对美国在华条约权益的关切，而对中日双方仍保持谨慎中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中国开始全民族抗战。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笼统地宣称： “世界上任何严重敌对行动，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力或义务”，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美国国务院在对中日战争发表意见时，也声称中日双方应对战争负“共同责任”。其谨慎中立的态度客观上对日本的侵略形同偏袒。

9月28日，在国民政府外交努力下，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对于日本飞机在中国不设防之城市从事空中轰炸一事，予以紧急之考虑，并严正地予以谴责”。10月5日，罗斯福总统也发表演说，主张“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致努力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要像“防疫隔离”一样隔离侵略者，阻止“无法无天的流行症”蔓延，保障国际社会健康。这是美国第一次就中国问题明确表态。蒋介石10月7日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今美总统已发表其伟论，对于人权与和平均有阐明，足令我人确信，凡坚持正义者，必可如愿以偿。”但在国会孤立主义势力压力下，罗斯福的立场很快后退。他在12日表示，美国要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同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签字国合作” 。强调会议的讨论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即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充当领导，因而也没有一个国家处在担惊受怕或被奚落嘲弄的地位。”结果布鲁塞尔会议未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

美国之所以对日本侵华保持谨慎中立，一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经济重振乏力，罗斯福的执政重点在国内，任何卷入国际政治纷争的行动都会招致国会孤立主义势力攻击；二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历来是要求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却不承担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是这个传统的典型反映。

援华制日阶段（1938~1941）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企图通过政治诱降迅速结束中国战事。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宣称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直接否定“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此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援华制日阶段，具体表现在对国民政府逐步加大援助，对日本则不断施加政治、经济压力。

在向日本施加压力方面，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使日本“同以往供给自己军需品的主要国家美国之间的通商已变为不稳” ；12月，美国扩大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禁止将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铝、镁、钼和生产航空汽油的一切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运往或转让日本）；1940年3月，美国政府在汪伪政权宣告成立的当天率先发表声明不予承认，斥责日本用武力在中国扶持傀儡政权，强调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7月，宣布对日本实行重要原料、军需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制；9月，宣布禁止向日本提供废钢铁。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1941年初表示愿与美国改善关系，日美双方从当年2月至11月开始谈判。

在逐步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方面，1938年12月至1940年10月，美国先后向国民政府提供三笔共计7000万美元贷款；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签署《基本关系条约》，美国宣布向国民政府提供1亿美元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机；1941年2月，罗斯福派特使居里访华了解抗战情况，居里高度评价中国在物资奇缺条件下所取得的抗战成绩，认为： “美国现今在中国享有的重大影响不仅可以用来在狭义上促进美国的利益，而且……可以用来指导中国在战后时期发展为一个大国。”4月15日，罗斯福签发行政命令，允许美国军人辞职参加陈纳德筹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5月6日，美国宣布“租借法”适用于中国， “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的要旨在于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改进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4倍光景，即从1941年5月的4000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15000吨”；7月底，美国向中国派遣以马格鲁德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开始“形成与日本相抗衡的AECD（美英中荷）阵线”；9月底，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华有飞行员100名，地勤人员181名，负责驾驶和维修100架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的P40型飞机；10月10日，美国又向国民政府支付5000万美元贷款……

促使美国援华制日的主要动因在于：欧洲战争、苏德战争的相继爆发和德、意、日军事同盟的形成，直接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既有秩序，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严重受损。罗斯福在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信中即写道： “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都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欧洲和远东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各条战线都要考虑到。” 在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的形势下，加强援助中国牵制日本，通过谈判推迟对日开战是美国的必然选择。而中国各界对美日谈判保持高度警惕，则迫使美国不得不放弃牺牲中国利益避免与日本战争的企图。

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阶段（1941—1945）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随即进入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的阶段。

美国与中国的结盟分为军事、政治两个层面。军事上，中美对日、德、意宣战后，立即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就盟军间的协同作战紧急磋商。与此同时，美、英也在华盛顿召开代号为“阿卡迪亚”的最高会议，除成立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以协商、确定盟国的战略、军事行动和后勤等问题外，还决定成立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由蒋介石任统帅，并成立中、美、英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政治上， “阿卡迪亚”会议确认了美国国务院准备的《联合国家宣言》，由美、英、苏、中领衔，26国签署，于1942年元旦发表。基本精神是：签字国赞同1941年8月14日美英所订《大西洋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 “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3月6日，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美军事合作进入实施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一面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一面从全球角度谋划战后世界格局。罗斯福总统设计的战后世界秩序是：大国体制下的集体安全，美国占优势的势力范围，非殖民化的全球开放。美国将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在每个环节都很重要。集体安全环节上，中国应与美、英、苏共同承担维持国际和平职责，成为战后世界“四个警察”之一；势力范围环节上，战后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将告终结，美国不仅能扩大在华势力，而且可利用中国抵御苏联扩张；全球开放环节上，英、法、荷战后应对不了民族独立浪潮，中国站在美国一边，将有助于美国打开英、法、荷在亚洲势力范围的门户。因此， “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这就有必要“使中国成为大国” （China be a great power）。

1942年1月至1943年11月，美国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作了一系列安排。首先是安排中国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使中国跻身四强；其次是为增强蒋介石的地位，于3月31日与中国签订了5亿美元无任何附带条件的贷款协定；第三是与英国一起废除在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条约，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第四是说服苏联接受中国于10月29日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奠定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最后是在美、英、中三国元首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与之商讨了范围广泛的战后远东问题，使蒋介石心存感激，形成了国民政府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尽管美国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给了中国极大的援助，战争结束时“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却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战场原来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被作为抵御日本的国防第一线和反攻日本的基地，开罗会议后美军开始实行跳岛战术，改从中太平洋向日本进攻，苏联又在德黑兰会议透露欧战结束后将对日出兵，致使中国战场的地位大大下降。二是英国和苏联只是在美国的坚持下才勉强同意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苏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以中国的领土权益作为对日作战条件，促使美国将战后在远东合作的重心转向苏联，中国的权益和大国形象严重受损。三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国共的对立是最大分裂因素。美国基于军事需要曾要求蒋介石实行民主改革，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但蒋介石坚持一党独裁统治，对美国的要求置之不理、阳奉阴违，迫使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改派驯服的魏德迈和赫尔利，最终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滑向扶蒋反共的歧途，从而注定了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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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满洲事变．东京：朝日新闻社，1962: 347．

[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2, the Far East Volume III,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8.

[3]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10．

[4][13]朱贵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2、296.

[5]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6][8]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50-155、163．

[7]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4: 100.

[9]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06-407.

[10]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25．

[1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IV，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95.

[12]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28.

[14]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60．

[15]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62．

[16]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342-343.

[17] Sumner Welle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 Harper&Brothers, 1951: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