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传统的失落与回归——教与化的内在张力

付长珍

内容摘要 教化传统曾长期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既关联着个体德性的成长、人格的发育，也是维系共同体和谐发展的价值纽带和精神家园。反观当下的中国，教化的化育功能已被不同程度地遮蔽或遗忘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与化的割裂与疏离。“教化”失落的现实境遇勾连着国民精神世界的迷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塑，呼唤教化传统的回归，故而有必要从思想史的维度，重新省思中国文化中的教化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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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文化成 核心价值观 教化

作 者 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副主编。（上海 200062）

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核心价值与文化观念”、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2PJC028)、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3ZS035)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与制度层面，还必须落实在百姓的日用常行中。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首先必须依托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且不断地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契合于世道人心，从而发生精神引领作用。“教化”传统曾长期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使得人在“教”与“化”的过程中，逐渐从一个前文明的状态向更高的文明状态迈进，换言之，“教化”是人之成人的重要环节和途径，也是共同体和谐发展的价值纽带和精神家园。反观当下，“教化”的上述功能已严重丧失，“教化”失落的现实境遇勾连着国民精神世界的迷茫。因此，重新省思中国文化中的教化传统，使其更好地完成与现代生活的对接与转化，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何为教化之“化”

教化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着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悠久的人文传统。从内涵上说，教化具有双重意蕴。从个体的角度讲，个体的心灵情感由于得到了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引导和塑造，潜移默化，习以成性，徙恶牵善而不自知。在希腊文中，教化( Paideia)即意味着“教并使习于所教”，习于一事而形成习惯，就会凝结为道德品质。在德语中，教化(Bildung) 一词则指示着“他们对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和个人自我修养的能力有着共同的信仰，认为个人可以修养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得到克服而与同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达到崇高人性的塑造成型。

从共同体的角度讲，“明人伦，兴教化”，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以良好的人伦秩序来规范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人的精神家园。伽达默尔对此亦有关注，他在谈到教化的时候，重视人在伦理实践过程中，将个体自身的直接性、本能性上升到普遍性。个体的精神如何成为一个普遍化的要求并产生普遍的作用，属于实践层面的问题。每个人要在社会中立足都需要一个自我认可的共同体，这使得教化不仅关涉个体的教化，而且涉及共同体的教化。事实上，个体的教化虽然是教化的重要落脚点，但并不是全部的旨归所在。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作为个体的人必须依托于一个能够帮助他实现价值目标且值得信任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成为了个体的依托。个体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得以被教化，其原因就在于人在具有个性的同时还有共通性、普遍性的东西，这是共同体实现教化的本体和人性的依据。个体对共同体怀有向心力和认同感，也可以帮助共同体更好地完成教化的功能。作为共同体的伦理秩序，教化就是让个体在成人的同时，也能将精神的普遍性推向更广的社会领域。

与儒家主张“诚则能化”不同，道家强调“得道白化”。老子提出“万物自化”、“我无为而民自化”，主张万物自我化育，自生自长。庄子在继承老子“白化”思想的基础上，创设“造化”、“物化”、“不化”等概念，并将“化”贯通天道与人道，从自然哲学层面扩展到政治伦理层面，“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庄子，天道》。“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庄子·知北游》）化表示变，不化意味着常，以不化应化，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

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语境，“化”的多重意蕴集中体现在人文化成的价值理想中。“人文化成”出自《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止为中和，成为“人文化成”的内在尺度。文以人为本，人以文为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种文质统一的价值理想，既提醒着个体的精神自觉，又使人知所依归，翕然成化。人性臻于善，文化臻于美，成为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精神旨趣。在古代中国“政教一体”的治理模式中，“政”的本质首先不在治理，而在教化。“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分能以能行？日：义”（《荀子·王制》），荀子强调通过人文教化的方式使人承认有“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白己的第二天性，得道自化，即所谓成人。《汉书-刑法志》云：“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以仁爱为共同体的基础，“政者，正也”，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化民成俗，造就一个正义的共同体。

伦理关系场域中的教化

历史地看，正是通过礼乐教化使儒家价值观念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中扎了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个体精神生活和共同体的社会生活中传承发展，形成了一个活的传统。“《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隋书·经籍志一》）礼乐诗书之教，是人道与教化的统一，是道德与审美的融合。诗书礼乐的作用正在于教化正俗，教化的本质正在于引导、涵养人性与醇厚美好风俗，从而使人们形成普遍的价值理想以达到天下大化。

着眼于儒学的视域，教化最少包括以下四个因素，即人、礼、乐和学，其中礼是内容，乐是手段，学是桥梁，人是主导和目的。不难看出，最为核心的因素是人，而学将人、礼、乐三者连接起来。教化最终是为了让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一成人的过程关涉“人禽之辨”和“凡圣之别”两个层面，首先是教化中的人不断摆脱自然动物性，从前文明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文明状态的人；其次是进一步变成一个区别于普通人的人，即士、君子、圣人等，从而成就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

“学”作为教化中的关键因素，在人的知行过程中贯穿，在与教的互动中习得教化的内容，从而促使人得以成人。就“教化”的目的来看，教化涉及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理论教化主要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的学习和传播，实践教化则是将所习的内容践履于现实生活，“学”在这里将上述两个层面连接起来。在传统社会中，人一方面被外在的礼乐制度所化，另一方面则在日用人伦中受到他人的影响，被他者的言行所化。通过教化，既实现了个体对本已认可的价值进一步确认和坚定，同时不断剔除一些负面价值意识的影响，逐步树立起正确、健康、积极的价值理念。“教化”在日用常行之中的实现，内外交融，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方为化境。

在教化过程中，“思”亦起着重要作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无法分离，故而“思”一方面是主体之思，另一方面展现为主体运用“思”展开“学”的过程。人心、人性是教化得以展开的基础，它为教化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而“学”则是教化得以展开的实践过程，要将这样的可能性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思”的作用必不可少，它作为一种认知能力内化在“学”的过程中。

“教化”的运作及实现，不仅涉及教化自身的内容和形式，而且与教化的主体（包括教化的施动者和受动者）与实际的生活情境密切相关。正是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中，人展开了自身的“在”世过程。如果忽视这一重要面向，则容易导致对“教化”的理解流于抽象的思辨，从而缺失其蕴含的丰富实践意蕴。注重“教化”与主体的密切关联，可以使对“教化”的理解落实到主体的德性培养和德行完善上，使得其回归更加契合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更加切合社会生活和共同体的需要。

“教化”的展开需依托于教化的受动者，以及进一步传播教化结果的施动者。这一点可以已所提及的“礼”、“孝悌”、“乐”和“教化”的关系上体现出来，“礼”作为教化的内容最终是为了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从而使人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孝悌”则是让人在家庭关系的处理过程中成为一个伦理意义上的人；“乐”作为教化的重要手段，之所以能成功发挥作用，是因为其植根于人之本心、本性。同时，“教化”与“思”密不可分，人通过在“世”之“思”对教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过滤、选择和接受，如此，教化不仅具有修养论上的道德意义，即与“人应陔如何行动”有关，而且与“人应该如何生活”相联系，具有了生存论上的伦理意义。

那么，外在的礼乐制度是如何通过“教化”进入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化”可以理解为对人之心性的改造过程，无论是通过白我的反省还是外在礼乐制度的影响，最终都是为了感化人心，改善人性，后者属于广义的教化过程。这样的过程是通过培养道德感来完成的，无论是内在的反省还是外在的引导，最终都是为了唤起人们的道德心，引领人们的道德情感找到归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化”其实是帮助人们完成一个自内而内（自我反省）和由外而内的道德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化”由外及里，受动者则以里迎外，从而完成个体德性的完善和教化功能的实现。

就人本身来说，无论是怎样特殊的个体，在人心、人性上皆有共通之处。植根于这样的共通性，人们总是能够通过他者的行为和言论，感受到道德教化的力量。比如，一个人遵礼而行，虽不言不语，但是其一言一行已彰显了礼的内涵和力量。就“礼”本身而言，其内容同样植根于人的这种共通性，并因此而得以实现其化育力量的传播。如《礼记》中对于祭祀和行孝道的具体规定，就是基于人对于祖先和父母的共通性情感的基础上的，正因为这样的共通性，虽然人各不同，但都能够用关于“祭祀”和“行孝”的礼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如果说前者涉及“知”的共通性，那么后者则关乎“行”的共通性，这使得“教化”得以在“知”“行”两个层面展开并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个体行为因为符合于“礼”的规定，因而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并非脱离实际生活而流于抽象思辨，它同时具有有效性。它因普遍性而容易为人接受和传播，既实现其化育的功能，又彰显着规约的效力。

关于教化的实现路径，荀子通过推崇“礼”在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完成了其对道德教化机制问题的构想。具而言之，教化过程需要“礼”的引导和规范，这一过程与“礼”相涉的同时亦与人心、人性产生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这一过程的实现以“人”为主体依托，与前面所提及“知”“行”维度密切关联。“人”身处在“礼”所营造的外在环境中受其影响，将这些外在的规范、条文转化为自我的实际言行。一开始可能是“勉而行之”，但通过坚持不懈，循序渐进的实践过程，逐渐完成了由刻意效仿到自然贯通的过程。外在的“礼”已内化为自我德性的一部分，其教化的功能也得以实现。应该看到的是，这样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实现，原因是：一方面它以人心、人性的共通性为基础，具备了内在的支撑；另一方面，又有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礼”的规范和引导，从而获得了外在的保障。可见，“教化”以“人”为主体，并进一步以人之心性的共通感为基础，内外结合最终得以完成。当我们以“人”为立足点反观上述过程时则不难发现，它不仅促进个体德性的成长、使德行不断趋向完善，而且不断促进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实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教化传统的失落与回归

教化传统曾长期孕育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可反观当下的中国，不难发现教化传统的遗忘或旁落。教化不再是在教人的同时化育人，而是以生硬的说教来灌输教化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与人的实际生活相脱节，形式的僵化和内容的疏离使得教化成为外在于人的道德胁迫，无法通过教和化，通达人的内心，成为人心之向往，并进而变成一种主动的道德诉求。也正因如此，才出现了教化的受动者对于教化予以排斥，这使得教化难以开展，从人的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消极抵抗作用。

“教化”不应是机械的传授，也不该是强行的灌输，它应是耳濡目染，化育于无形，如春雨般润物无声，我们将其称之为“濡化”。它与社会风气的熏陶相联系，在不知不觉之中完成教化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涉及行的维度。从事实层面看，外在的社会风气对人的作用远强于一般的道德说教，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对他者的影响也往往要强于刻意树立起来的道德模仿，这些都与“濡化”有关。通过“濡化”个体焕发了人性的本真，完成了价值理想的追求。如此，教化就不再是一个外在于我的强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样态，是个体自身的一种存在状态和内在诉求。这一过程的实现，既需要孟子说的向内用力——激发善端，又需要荀子说的向外用力——礼乐建设。

从教育到教化，前者内涵于后者之中，教育不过是促进教化的手段，教化才是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在教化自身的展开过程中，往往出现“有教无化”的状况，正是教化与教育相混淆的结果。与“感化”强调主体不同，“濡化”更多地强调外在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论语》中所言“里仁为美”，即关注到文明风俗对人格的塑造作用。“濡化”与“感化”非彼此分离，我们常会被一个外在的行为所感化，有所感触后就随之发生一个感同身受的过程，最后内化为自我的德性，进而展现为外在的德行。可见，“濡化”所提供的外在氛围“感化”了个体，并促使个体由外及里，完成教化过程。立足于“濡化”和“感化”的上述特点，在核心价值观的形塑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层面应更多地倡导“濡化”的作用，个体层面应更多地关注“感化”的影响。

针对当今的道德状况，尤其需要克服教与化的疏离状态，强调化之于教的某种优先性，则有利于促进个性的成长，让每一个体都能追求各自的个性完善。密尔说：“人之所以成为高贵而美丽的沉思对象，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将个体自身独特的东西敉平为一，而是因为它在不伤害他人权利和利益的条件下唤起并培育个体所独有的东西……一个人的个性越是发展，这个人就变得对自己越有价值，从而也能够对他人越有价值。”因此，为了使人更具有美德，施教主体所能做的不应只是理性的说教和劝勉，而是要努力找到激发人们道德情感的方式。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童心。这份童心只是同应于故事，而不是理性论证。孔子格外重视诗和乐的化育功能，在弦歌诵读声中与弟子切磋、“言志”，这种春风化雨般的教育，是一种德性自由的表现。关于如何达成自由的德性，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创造性地提出了“德性自证”的概念。他认为，德性的自证首要的是真诚，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儒家和道家所贡献的重要思想。儒道两家都认为真正的德性出自真诚，而最后要复归于真诚。要保持真诚就要警惕各种异化现象，反对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从真诚出发，拒斥异化，警惕虚伪，加以解蔽、去私，提高学养，与人为善，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活动中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坚定的操守，也就是凝道成德、显性弘道的过程。……德性之智就是在德性的自证中体认了道（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这种自证是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即主体在返观中自知其明觉的理性，同时有自主而坚定的意志，而且还因情感的升华而有自得的情操。这样便有了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真正的教化就是要培养人们对真善美的永恒之爱，这是一个过程，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当理想变成信念，人就会有一种自得之感，信念使人乐于从事，形成习惯，一贯地坚持理想、信念，习之既久，成为自然，成为自由的德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到，无沦是国家社会的治理，还是伦理个体的成人，最终是要“由教而化”，“化”应为其落脚点。灵性的道德生命的发育成长，不仅根自心灵内部信仰的支撑，而且仰赖政治伦理规范的护航。荀子即同时关注到心性基础和制度保障两个方面。既强调“化性起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人性能够通过人文化成（伪）而完善；又强调礼法并举，“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教化的展开，一方面要依靠制度规范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要与民生的改善相结合，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才使得教化既有心性论的根基，又有现实制度的保障，这样的教化才能够言之有力，行之有效，从而范导社会的公序良俗。

教化的失落已成现实，教化的回归还任重道远。当下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需要强化对精神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的引领，培育国民对主流价值和共同信念的归属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钙质，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对于教化的理解，同样需要我们不断唤醒和省思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从道德理想主义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从本体论、生存论和社会实践的意义上来思考和重构教化传统，发挥以文化人的教化功能，使教化真正成为生活的形式，成为形塑中华民族价值世界和精神家园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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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Mill John Stuart. On Liber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127-128.

[2][3]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4、45-46．

编辑 阮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