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初期的改革之流产——基于十月革命的特殊性

姚海

内容摘要 十月革命是在俄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一特殊性造成了苏俄以政权为核心、以高压和强制为特点的发展道路。然而，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一严重的危机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经济政策改革，但新经济政策的内容限于改变组织经济生活的原则。列宁在深入认识俄国革命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设想。由于列宁的思想没有成为党的领导层的共识，不仅改革未能深入，连新经济政策最终也被抛弃。但是，由特殊性产生的问题是无可回避的。因此，改革成为苏联发展的必然、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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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十月革命 特殊性 改革 列宁

作 者 姚海，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会长。（江苏苏州 215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11&ZD134)

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长达74年的苏维埃时代的历史起点，认识这场革命的特殊性则是理解苏联道路的逻辑起点。正是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革命之后苏维埃国家所走的道路，决定了此后苏联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执政党对十月革命特殊性的认识程度，决定了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一

十月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背景和条件的问题。十月革命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这是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明确指出的。而整个1917年革命是由长期的结构性危机、中期的形势变化以及短期的由战争引起的事态发展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发生发展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局势的影响这一因素所起的关键作用。战争激发了国内矛盾，而军事上的失败加剧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临时政府无力解决和平、土地、面包等迫切问题的情况下，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出色地利用了局势，扭转了革命的方向，最终以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

苏联时期的理论和宣传强调十月革命的普遍性、必然性，而对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则避而不谈。但在实际上，无论是二月革命还是十月革命，都是在战争造成的特殊条件下发生发展的。不承认革命的特殊性既不符合事实，也与列宁对俄国革命的看法相悖。

列宁在1917年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对俄国革命都有过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思考，他的观点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十月革命及其开辟的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后的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逐渐安定，列宁认为斯托雷平的和平革新道路是有可能成功的，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他甚至多次说过，他不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了。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列宁对俄国革命是不抱希望的。那时，列宁作为俄国政治流亡者住在苏黎世的一个鞋匠家里，过得很平静，还不得不为日常生活操心。1917年1月9日，他在向瑞士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发表演说时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决战了。当时列宁还没满47岁，这番话反映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前景持十分悲观的态度。

一个多月后，俄国发生了反对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消息传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起先是不相信的，说这可能是德国人造谣。他只是认为“目前俄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在最终确认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后，“伊里奇的梦醒了”。列宁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敏锐的政治家，他马上看出了推翻沙皇之后俄国局势的特点，意识到也许历史为他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很快形成了关于俄国革命阶段性的认识，提出布尔什维克必须利用战争造成的机会夺取政权。为了扭转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主张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框架内的合法反对派之路的倾向，列宁不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俄国的敌国德国达成协议，经德国返回俄国。

列宁的这一选择不是基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已经成熟，而是基于俄国因战争而出现的危机。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世界大战，俄国可能不会发生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但他还是试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来解释自己的选择，认为布尔什维克夺权斗争的胜利将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并确信落后的俄国能够在西方先进国家丁人阶级的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可能取得胜利的观点，是被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的。列宁即便在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仍然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俄国还不具备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的物质前提的思想。他在3月中旬启程回国前夕，同瑞士工人告别时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基于对俄国落后这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列宁在1922年底又一次明确指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

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十月革命，其历史前提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苏联时期很多关于十月革命的论著拔高革命前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程度，热衷于从具体数量上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以此证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已经成熟。但是这样的论证不能改变1917年的俄国，仍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的基本事实，不能推翻列宁关于俄国是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的论断。

如果再深入一步，十月革命不仅在经济和文化前提方面是不成熟的，而且其社会基础也是很薄弱的。

在走向十月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以其对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承诺取得了彼得格勒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的拥护。但是在外省，甚至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并未得到普遍支持。十月武装夺权行动不仅遭到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强烈反对，还遭到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等社会组织的坚决抗议。在十月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的第三天，卢那察尔斯基在给亲人的信中承认，布尔什维克遭遇“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和疯狂的愤怒”，对布尔什维克的敌视“达到了难以估量的程度”，“形势极端危险、极端严重”，“我已经不祈求命运让我再看到你们”。

十月革命后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更是直接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社会基础是有限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在首都和某些部队占有优势，但在外省，在广大农村和多数前线部队，其影响远不如社会革命党。在全俄选出的715名立宪会议代表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很明显，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场选举。虽然布尔什维克对自己得票相对较少的解释是，十月武装起义前公布的候选人名单已不能反映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但在选举结果揭晓以前，列宁刚刚说过，由苏维埃政权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是一种最先进的选举方法””叫，这使得布尔什维克对自己败选所作的辩护十分苍白。

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列宁思想的核心是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然后通过政权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目标。必须指出的是，列宁本人并不认为这是必然性支配下的过程，相反他将此视为布尔什维克党须全力争取的目标。他所抱的态度是“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直到1917年7月，列宁对下一步是什么情况还心中无数。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中借助于街头群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遭遇失败后，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持不确定的看法：“至于俄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到君主制，使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的。”可见，列宁完全没有布尔什维克必然能够掌握政权的想法。当时陪伴在列宁身边的绍特曼和季诺维也夫都证实，列宁这一时期对革命前景十分悲观，认为将会有一个长期的、深刻的反动时期，甚至曾经考虑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心转移到瑞典或挪威去。

科尔尼洛夫的军事政变及其失败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重生的机会。但直到10月，列宁要求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他还在反复强调，机会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稍纵即逝”的。这一表达意味着，列宁在十月起义前夕对俄国革命前景的基本看法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

那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列宁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俄国首先开始了革命，这“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有什么功劳，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进，相反地，正是资本主义的特别软弱和落后，以及特别逼人的军事战略形势”，才使我们走到了前面。“今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人革命都不会碰到这样的条件”。列宁认为是落后与战争的结合所造成的非常局面，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走一条超越一般规律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他在这里强调的显然是十月革命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

概括地说，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俄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抓住了战争造成的机会，在二月革命的基础上，取得了十月革命武装夺权的胜利。这是十月革命最主要的特殊性。

二

苏维埃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殊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苏联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通过政权的力量，使用高度集权的、强制性质的方式，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不得不面对临时政府未能解决的一系列紧迫和尖锐的问题。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作出的承诺，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现实完全不是一回事。临时政府未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布尔什维克也同样困难。结果，战争问题的解决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正如列宁所说，这已经是为了保住政权；土地问题是不彻底地借用了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作为权宜之计；粮食问题是采用了远比临时政府更为严厉的强制手段来应付；至于自由，在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有限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就马上取缔了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随后又用武力驱散了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

保住政权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周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采取了粮食征收制、全面国有化、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强迫劳动等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手段。而且，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夸大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作用和意义，以为通过这种强制性的军事手段，就可以使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本该逐步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反而进一步加强这种政策，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1921年早春，危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政权基础摇摇欲坠，十月革命发源地彼得格勒出现工人罢工和示威浪潮，主要产粮区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喀琅施塔得爆发兵变。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集制，“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开始了苏维埃俄国的第一次重大改革。这是危机倒逼出来的改革。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集制是迫于形势之举，然而改革有其自身的逻辑。从实行粮食税以满足农民、稳定农村开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继续退却：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实行贸易自由，对国有化的企业实行租赁制和租让制，取消对小企业的国有化，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和发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原则等。列宁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的实质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他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

但是，以行政命令、高压强制为特点的军事共产主义思维仍然影响着党的领导层。新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应对危机的措施，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的开始。虽然列宁曾指出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较长时间内的政策，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有反复的。在1922年春天，列宁就曾宣布停止退却，转入进攻。到当年11月，列宁承认一年多以前的政策“换车”是情势所迫，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步履艰难”，但他重新强调“新经济政策仍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并且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然而在党内，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权宜之计的倾向始终存在。

经济领域尚且如此，政治领域的改革更难以想象。拉狄克在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坦率地承认：现在共产党采用的是孟什维克的政策，如果让孟什维克享有自由，他们就会要求政治权力；而在农民中的“广大群众”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把自由给予社会革命党人，那将是自杀。俄共（布）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萨普隆诺夫曾给列宁写信说：“我们在经济问题上已经做出了实际让步，在政治上则不能容许这种奢侈”。内战结束后，列宁虽然一度考虑过诸如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合法化、加强法制、限制国家安全机关的权力等问题，但对于俄共（布）在政治上受到挑战的担心，最终导致了全面加强控制的政策。

俄共（布）处理1920年代初期全面危机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上做出让步，同农民妥协以挽救政权，但在政治上坚持“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对一切可能对俄共（布）绝对垄断地位构成威胁的言论、思想、人物和组织进行严厉打压。1922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有近30次会议研究了查封有反苏维埃言论的刊物、取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驱逐其代表人物等问题。6月到8月，不顾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抗议，组织了对200余名被关押的社会革命党活动家的大审判，以期彻底消除其影响。8月到12月，数百名俄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作为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分批驱逐出境。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规模饥荒之后，东正教会因积极开展募捐赈灾活动，其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为此，苏维埃政权从1922年3月开始了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列宁在给政治局委员的密信中要求，这一行动“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坚决无情地、毫不动摇地完成。我们根据这一理由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正是现在要教训教训这些人，使他们在今后几十年内连想都不敢想反抗我们”。1921～1923年间，有1万多名抵制没收教会财产的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分子”受到审判和惩罚，其中约2000人被判处死刑。

很明显，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改革是有红线的。经济上可以向农民让步，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但在政治上是进攻，是对社会力量的全面压制。

三

1922年底，列宁因第二次中风而实际退出政治活动。在脱离紧张的具体工作之后，列宁全面观察苏维埃俄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深入反思十月革命5年来走过的道路，以及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出现的情况，口授了一系列文章和信件，表达了自己对俄共（布）和苏维埃国家面临的迫切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关十月革命特殊性，以及执政党当前任务的内容。

列宁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十月革命特殊性。首先，十月革命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特征；其次，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国也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从而使得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列宁进一步阐述了他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就已发表的见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与俄国的落后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十月革命。他重新确认了自己在1917年初曾经表达过的俄国的落后使其不能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而俄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前提。但他同时强调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人民群众处于毫无出路境地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十月革命是一场“改变了通常历史顺序’的革命，即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里，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f221但列宁的思想并没有到此为止。他看到了十月革命5年之后俄国的主要经济指标仍远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事实，看到了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如果说在1917年他坚持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现在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仅仅依靠政权的力量就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基础之上。为了使俄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还必须做大量“非做不可的粗活”，必须实行“文化变革、文化革命”，而这个任务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还是物质方面都是异常困难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在认识俄国革命特殊性的基础上，列宁承认，对建设社会主义来说，仅仅有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改革还须要深入。他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一句话就说：“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做一系列的变动。”列宁当时考虑并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是：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选拔一批更接近于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党员进入中央委员会，增强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其权威，由其监督检查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的工作，最终与中央委员会一起成为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改组工农检查院，严格选拔其工作人员，减少人数，提高质量；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基本部分结合，“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清除旧制度的痕迹，监督和改善其工作，以及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调整和重组国民教育机关，按照民族平等原则组建苏联等。

列宁在他政治生命最后时刻对俄国革命的反思及形成的看法，是经过实践检验之后的思想升华，不仅对于苏维埃俄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意义。

但是也应该看到，列宁对十月革命特殊性的认识，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不成熟，从中引出的主要结论是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列宁还未及深入思考因十月革命社会基础薄弱而产生的问题，他提出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也局限于改进党内领导体制和某些行政管理制度、加强党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等，完全没有涉及当时表现得十分尖锐的政权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而且，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便是列宁提出的这些改革设想和目的，最终也未能真正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列宁的思想并没有成为党内的共识，党的领导层中鲜有像他那样去思考和理解俄国革命特殊性并从中得出相应结论的人物。列宁的观点和意见，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影响党和国家的路线政策。

四

从俄国革命特殊性及其对苏俄发展道路的影响，从列宁对俄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提出的改革设想中，可以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

一是俄国革命的特殊性造成了俄国（苏联）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十月革命是在物质文化前提不成熟、社会基础较薄弱的情况下搞起来的，十月革命开辟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点就是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出色地利用了战争造成的机会，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掌权后的经验表明，想象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对执政党的路线和政策构成了根本性的制约。在走出了夺取政权这一步之后，布尔什维克必然把加强政权、巩固政权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为此，苏维埃政权在各个领域普遍使用了高压、强制、甚至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在很多方面已经背离了最初的追求，也是不可持续的，1921年春天的严重危机以及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放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情况也是这样。

二是通常的历史顺序虽然可以改变，但是却无法超越。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改变了通常历史顺序的论断，既是对十月革命合理性的辩护，也是在世界革命无望而必须依靠自己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情况下的理论创新。但列宁很清楚，这条以政权为核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有待证明的道路，而且是必须由掌握了政权的俄共（布）自己来证明的道路。俄共（布）既然改变了通常的历史顺序，先夺取了政权，那么它必须通过工作重心的转移来填补被越过的顺序，创造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和文化前提。为了解决十月革命特殊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执政党必须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历史上的所有改革都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改革不仅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也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必要之举。

三是俄国革命跳过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而是整整一个社会历史阶段。在根本改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之时，对资本主义也须重新认识。“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而在苏维埃俄国广袤的领土上，占优势的仍是宗法制度和半野蛮状态；俄国缺少的正是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文明成果。由于这个原因，“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弃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至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虽然新经济政策改变了组织经济生活的原则，为解决社会经济前提不成熟的问题提供了条件，但是新经济政策不能解决其他一系列影响或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改革推进到更深的层次。

四是执政党是否认识革命特殊性以及认识的程度，对于能否主动改革和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具有直接影响。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列宁正是在认识到了俄国革命特殊性造成的制度方面的缺陷之后，才提出了初步的政治改革建议。而列宁之后的党的领导对此缺乏认识，使得已开始的改革也被终止。但是，由于改变了通常历史顺序而产生的问题，伴随着苏联发展道路的始终。、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仍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面临挑战。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史表明，直面这些问题，通过改革实现发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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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苑敏

致歉

因校对疏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曲春景《导演的叙事行为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一文的内容摘要中“它同样不可逾越规约道德规约”有误，应为“它同样不可逾越道德规约”，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广大读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