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花大力气研究劳动观念问题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今年“五一”前夕，设在华师大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基地（文化观念与核心价值）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关于劳动、劳动观念和社会公正的论坛。希望能够推进劳动和劳动观念的讨论和研究。

怎么会想到做这件事呢？这要从我们对于核心价值问题的研究说起。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公正”或者说“公平正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一段时期里，我们期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有力地论证“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可缺少的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把“公正”这一价值目标正式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十分高兴，同时也期望将“公正”问题继续深入地做下去。如何做下去？经过一段时期的讨论，我们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正观的内涵是离不开劳动观念的。前些年，“公平正义”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的时候，除了司法公正之外，普遍关注的是“共同富裕”或者说“共同致富”的问题。这一问题，最直接的是一个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但是往深处追究，就会发现所谓的收入分配或财富分配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关系问题，以及企业内部的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问题，而在社会生活中最具体鲜活的体现就是劳动者的处境、地位、权利的实现程度。可见，劳动和劳动观念的问题是“公平正义”或日“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最近这两三年，社会对“公平正义”问题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反腐败上来了。这确实非常重要。“腐败”无疑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障碍。但是，“腐败”通过权力寻租攫取的财富，最终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从这一角度来看，“腐败”本质上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夺。况且腐败的盛行在观念上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上弥漫着一股蔑视劳动，妄想一夜暴富的风气，人们不再相信勤劳可以致富。这反过来又成为腐败盛行的观念基础。与此同时，发端于贪官污吏的享乐、奢侈之风又日益浸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消费奢侈品的冠军，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腐败。所以，对于社会上劳动观念出现的问题，不能等闲视之，需要经过深入的研究来加以解决。

之所以需要做深入的研究，是因为劳动、劳动观念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或许有人认为，劳动观念，不就是要全体社会成员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和劳动者吗？对于一个经历过几十年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这是常识，只要认真地持久地展开宣传教育就可以了。但此说能否成立呢？其实不然。

我和老同学、老同事朱贻庭都是年届八十的老人。一起谈论劳动观念的时候，常常回忆起，我们从青少年时期就接受的劳动教育的启蒙，所经历的艰苦劳动的锻炼，所亲历的六七十年沧桑的变化，共同的感受是，劳动观念非常复杂，绝不是重复宣传“热爱劳动、尊重劳动”所能解决的。

一

就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这一点来说，1949年之后，我们在初中时就受到劳动观念的教育。最初是从全社会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始的。有一段时期，全社会都在普及社会发展史，从劳动在由猿到人中的作用，劳动创造财富，一直到劳动创造世界。这种宣传教育与当时的各项政策是同步的，工人新村的建造，劳动者待遇的提高，劳动模范的评选带来的劳动者社会地位和声誉的提高等，都在这一时期发生。而后来的政策演进又使人感受到，这种劳动观念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实际上是“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舆论准备。而其最集中、最有权威性的体现就是1954年的宪法。从根本大法上把“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定为公民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此后，劳动观念被不断强化。到了1950年代的后期，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成为教育方针，学生们都下乡、下厂劳动。我们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到大兴县农村劳动了一年，到长辛店著名的“二七”机车厂劳动了三个月。1960年代劳动的地位是越提越高了，到“四清”的时候干部（广义的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提到了极端的高度，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是防止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的“极端重大的问题”。认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解决”。当时还流行一个公式：“懒、馋、贪、占、变。”一切坏事似乎都是由脱离劳动，也就是由“懒”而来。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文革”，不仅干部知识分子都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还出现了“我们都有两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

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经历过艰苦的劳动锻炼，“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有很强的劳动观念，形成了劳动习惯，也懂得劳动者的艰辛。但是也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时期的劳动观念，显然带有极大的片面性。片面地强调体力劳动而否定脑力劳动，包括精神生产和经营管理。好像脑力劳动者是靠体力劳动者养活的，而且本身又没有有用的知识，即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脑力劳动者习得、创造的知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结果带来的就是普及于社会的“知识无用论”和“读书无用论”。更有甚者，似乎越是使用粗重、落后的生产工具的体力劳动就越重要、越光荣，越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如此贬低知识、贬低智力劳动，无视知识和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

可见，厘清“劳动”的概念，搞清楚什么是劳动，什么不是劳动，劳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此外，这一时期的劳动观念的宣传与实际生活中的状况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宣传劳动光荣；另一方面经常把下放劳动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旦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或者有问题，就让他们去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就下放到农村工厂。如果问题查清楚了，或者是“落实政策”了，就会从劳动单位调回，可以继续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工作。

另一个反差就是，被认为是非常光荣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境遇，除了国营大厂中的正式工人之外并不令人羡慕。这一点在农村尤其明显。我在1965年到安徽定远县参加“四清”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当时劳动者中占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是何等艰辛。

简直超乎想象。所有的房屋都是泥土垒成的，顶上铺的是仅能维持一两年的稻草（富裕人家则用比较耐久的茅草）。一个村子里没有一家是建有厕所的。工作队只好自己用秫秸围出一个地方，挖个坑，权作厕所。蹲在里面的时候，总有几只黑猪等在外面。猪食人粪，狗食猪粪，而每天清晨人又背着粪筐去捡狗屎，就是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大多数的农户都是家徒四壁，所有的家具都是用泥巴做的，床铺是土坯上架了一排排的秫秸，桌子也是泥巴糊起来的。连储存粮食的缸也是用秫秸扎成后用泥巴糊．卜的。我们进村的时候，即将进入秋收季节，但是搭伙的农家的主食还是山芋和高粱糊糊。中午不时会有一顿米饭，但是都要掺进许多胡萝卜。下饭的菜，主要是盐水里泡的辣椒，有一些洋姜，就是稀罕物了。老乡怕我吃不惯辣椒，就给我吃洋姜，小孩子见到洋姜伸出筷子，大人马上会出面制止。此情此景，让人心酸。荤腥基本上是见不到的。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会在家里挂一只咸鸭，有客人来的时候，切一块下来。到了春天基本上是靠山芋干煮粥。记得我和临汾旅的一位连长同住在一位单身汉家中。这位房东非常善良，觉得收了我们两人的粮票，老给我们吃山芋干稀饭实在过意不去。有一天突发奇想说，我到池塘里去抓一些泥鳅，我们吃一顿干饭吧。结果一顿吃掉了五六斤大米，此后就再也不敢吃干饭了。肉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较为富裕的人家，会在过年的时候留一点，腌了挂起来。记得1966年的春节上级决定工作队放假回沪。离开的时候，队长拉着我的手说：“老赵，你一定要在元宵节前回来，元宵我们还会吃一次肉。”至于生产队一年下来，能结余的现金寥寥可数。想买一个小闹钟，讨论了几次也舍不得。可见，当时农业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到底怎样，与我们喊得响亮的“尊重劳动”的口号有多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到了“文革”的后期，这样的口号尽管还是叫得很响，相信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向知青宣传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干校的口号是“扎根干校”，但是实际上人人都盼着早日离去。拨乱反正时期，纠正了这些极端、片面的观念，取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戴。对知识分子来说，感受最大的就是肯定了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于是脑力劳动也被正式纳入了劳动的范畴。此外就是“按劳分配”的观念重新得到肯定，并在政策上加以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开始逐步得到体现。再后来的变化就是肯定了劳动致富。于是劳动的地位也就大大增强了，社会上尊重劳动风气又开始上扬。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要真正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的风气。既要准确地把握劳动观念，又要使得我们的宣传口号与实际生活保持一致，在政策上、在具体措施上，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让劳动者能够过上好日子。

二

总之，劳动观念阐释及其何以能够成为全社会的风尚的机理，都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之后，变得更加突出，而且遇到许多前所未见的难题。

市场取向的改革，确实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深度远远超出这场改革开始之时人们的想象。像我这样的后知后觉者尽管也写过论说市场改革的文章，现在回过头去看，都只是在市场交换、竞争机制、个人的经济动机的解放等环节上做文章。而实际的进程却不限于此。其中最为深刻的变化，就是单一公有制的解体和多种所有制的出现。而所谓的多种所有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不断地扩大其作用。开始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后来资本就逐步积累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于是劳动观念就不得不去回答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离不开资本，所以也就无法维系对资本的排斥。在缺乏资本的年代里，有本事引来资本，成了功莫大焉的事情。我当年曾经在一个北方的城市里看到过这样的口号，“引进资本是功臣，破坏资本引进是罪人”。问国有大企业的干部，现在情况到底如何？三分之一下岗，三分之一退休。余下的三分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只能拿二百块工资。这种转型的阵痛，对劳动观念提出了许多挑战。而大量的占劳动者多数的农民工的处境，又加深了这种挑战的尖锐性。对这种状况的回应中，还出现了一种让我们这些受过传统劳动观念教育的人感到十分惊讶的观点：“要发展就要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依靠精英而不依靠大众，依靠强势而不依靠弱势。”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在资本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中，劳动是不是无足轻重了？劳动者是不是只能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还要不要尊重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必要的澄清。此为其一。

第二，企业家、私人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算不算劳动？这是一个亚当·斯密曾讨论过的老问题。他认为可以把拥有资本从事着四种工作的资本家：农业家或矿业家、制造者、批发商人、零售商人，称之为“生产性劳动者”，以区别于靠地租或世袭或其他说不清楚来源的握有大额资财，只知用于满足眼前的享乐，炫耀财富的“游惰阶级”。这一曾经被我们否定的观点，好像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了认同。

第三，“劳动”的外延随着新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出现不断扩大，其边界到底在何处也成了问题。皮凯蒂提出的“超级经理人”、“明星制”下，各行各业的明星们的工作算不算劳动，他们的巨额收入是不是属于劳动收入？这些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

第四，在私有财产权得到法律保障的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强势和金融业的高度发展，使得“钱自己可以生钱”得以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实现。创业者与食利者往往又相互转化、相互融合，使得劳动者和食利者（食租者）的界限漂浮不定。

所有这些都使得“劳动”与“非劳动”的界限已经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确定性，成为一个难题。如果把这条界限划得过窄，还是以生产性的体力劳动为限，就会把许多智力劳动者、经营管理者排除在外。况且随着产业升级，繁重的体力劳动者的数量终究要不断减少。如果划得过宽，什么都可以算劳动（比如收自家房产的租金等），那么“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等口号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实际的操作上，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比如劳模的评选对象）。模糊有模糊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弊端，就是让人们不知所从。看来，就学理的研究来说，还是要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梳为好。分梳清楚了，具体的操作上就可以把握到底模糊到什么程度，如何模糊了。这样对公众的疑问也能够提出有根有据的解释了。

除了“劳动”概念、“劳动”与“非劳动”的界限之外，劳动观念得以成为风尚的机理，在市场经济下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往主要是靠两条：一是自上而下的宣传和灌输；二是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是，进入了市场经济之后，私有财产权成为合法，遗产的继承大量出现而且无需承担任何税负，财产的馈赠无需登记也不承担任何税负，靠遗产和馈赠过上奢侈的生活在一小部分社会成员那里已经成为现实。而财富累积带来的贫富分化，也成为生活中的现实。这些现实必定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道理，还是经得起检验的。这是基本的机理。而就社会的观念来说，自上而下的宣传和灌输的效果不如计划经济时代。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群体。皮凯蒂观察到：价值观念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性的东西，它实际所起的作用是与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实力（也可以说是势力）相关的，由此形成的合力，才使得社会做出某种共同的选择，形成体现那个世道的“是非观念”。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下，确实是存在的。以“对传统的劳动观念冲击最大的‘成功’观为例，最初是商界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用豪宅、香车和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定义了“成功人士的标志”（潜台词就是凡是没有这些标志的劳动者都是失败者），接下来就是被标志为“成功人士”的大款大腕们，居高临下地大声训话，还被捧为“励志”之举，而媒体也在不遗余力地到处传播，由此成为粉丝们的价值观念，包括关于劳动的观念，就是这样逐渐被形塑和模糊的。可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搞清机理，让恰当的劳动观念成为我们这个世道的“是非观念”，也是有待我们破解的难题。

说了那么多的难题，是期望引起注意，并向学界同仁求教。我们不应知难而退。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最本质的特征首先就在于劳动。自南劳动是劳动和意识、感性活动与理性思维的有机统一，这就是人类的本质。尽管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上，劳动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使许多人陷人权力迷信、拜金主义等迷途。但是，正如冯契先生所说，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趋向自由劳动是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基础”。我们理应为这种价值体系的形成，作出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