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的奥斯维辛文学书写

黄文凯1，王晓燕2

（1.苏州大学，江苏苏州215006；2.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摘　要：被卡尔维诺称之为“我们时代最重要和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普里莫·莱维在言说的困境中不断突围，书写和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浩劫，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记忆典范和书写范式。莱维从自我救治的创伤书写最终转变为对人性的反思，成就了奥斯维辛幸存者文学书写的伟大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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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创伤记忆；幸存者；困境；见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2－０134－04

①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查询到有关莱维研究文献有文学作品翻译《钒》翻译一篇、《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书评两篇、《周期表》导读一篇，访谈《唯有物质是诚实的》一篇。此外，有关莱维及其著述研究文献亦极为稀少，有菲利普·罗斯《行话》里的访谈一篇，托尼·朱特《重估价值》之《普里莫·莱维的基本事实》一篇，《文化研究》第11辑《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一个人〉中的大屠杀记忆》一篇。

收稿日期：2015-01-11

基金项目：2013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CXZZ13_0787）

作者简介：黄文凯，苏州大学在读博士；王晓燕，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Levi）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被著名文学评论家索迪（RisaB·Sodi）称之为“我们时代的但丁”，[1]同为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著名作家阿佩尔菲尔德（AharonAppelfeld）称他为“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2]卡尔维诺、索尔·贝娄等作家对其更是赞誉有加。2013年3月，其最负盛名的天鹅之歌《被淹没和被拯救的》（TheDrownedandtheSaved）在国内翻译出版，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诸多知名媒体均有书评或报道，然而学术界对普里莫·莱维的关注仍远远不够，虽然其另一代表作《周期表》也于今年6月译介出版。目前在国内关于普里莫·莱维的相关译介和研究较为缺失，①这与普里莫·莱维的赫赫大名极为不符。

有关莱维的研究在国外已蔚为大观，其中最为知名的研究当属《理解普里莫·莱维》（UnderstandingPrimoLevi），《普里莫·莱维的传统》（TheLegacyofPrimoLevi），《普里莫·莱维剑桥读本》（TheCambridgeCompaniontoPrimoLevi），《普里莫·莱维的生与死》（PrimoLevi:HisLifeandDeath）等。此外，关于奥斯维辛文学书写研究的专著亦常提及或介绍莱维。囿于莱维的意大利语写作的作品，英语世界的学人对莱维多集中对其传奇经历的研究以及作品的介绍，对莱维的研究仍有深入推进的可能性。与国外传记式研究不同，本文另辟蹊径，拟集中探讨莱维的奥斯维辛文学书写范式以及作为幸存者言说的困境与突围，从而寻找出莱维在见证浩劫、抵抗遗忘的书写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价值。

一、莱维的奥斯维辛书写

奥斯维辛文学书写始于纳粹屠戮犹太人开始至今已70余年，幸存者的书写在劫后余生的苦难中静默、沉潜、爆发，在“奥斯维辛之后”的“不可言说”的争论甚至“大屠杀不存在论”中不断前行。自德国流亡犹太女作家奈莉·萨克斯（NellySachs）于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埃利·维塞尔（ElieWiesel）于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同为幸存者的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Imre）于20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让世人再次关注奥斯维辛幸存者的书写。与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同的是，普里莫·莱维在国内仍然那么籍籍无名。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与思想家托尼·朱特在《普里莫·莱维的基本事实》[3]里对其生平与写作风格有详尽和准确的介绍。

浩劫的幸存者往往能从一个记忆转向另一个记忆。与众多幸存者一样，莱维去了集中营，回来了，此后就一直生活在他从小长大、幸存后也一直没有离开过的都灵，这看似简单其实极端复杂情境中，莱维的犹太化学家、武装抵抗者、奥斯维辛集中营囚徒、被解放后的游荡者、幸存者多重身份相互依存。劫后归于家乡都灵过起了“单调乏味”生活的油漆公司职员莱维，在一种“绝对的、病态的叙事压力”[3]之下开始转向上一个回忆，写作了《如果这是一个人》（IfThisIsaMan）并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最后一本《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莱维作为奥斯维辛幸存者的文学书写树立了无法超越的标杆。

莱维在一种时势“迫使”的状态下情不自禁地开始了故事的讲述。回答读者的问题时，他说，如果没有奥斯维辛的经历，他绝不会写任何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写作似乎并非真正的写作，更像是抄录。他透露，他的脑子里似乎有许多摊开的书，只待他披露于世，记录在纸。然而，我们也知道，仍有不计其数的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保持了永世的静默，但莱维不在沉默中活着或死去。在与菲利普·罗斯交流时他袒露，“我撰写《如果这是一个人》这本书就是挣扎着去向别人和我自己解释我所经历的事件，却没有明确的文学企图。我的书写模式（或者，你喜欢的话，我的风格）是工厂里惯常使用的那种‘每周报道’的形式。它必须精确、凝练，使用的语言在工业等级体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4]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的扉页赫然写着柯尔律治《古舟子咏》：“从此后这无比的痛苦，时时出现，将我折磨。我的心在剧痛中燃烧，知道我把这个故事诉说。”[5]或许这就是莱维的回答。他就像柯勒律治笔下的古代水手，不知厌倦地向每一个人讲述他的经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爱上了讲故事，甚至用用恬静、梦幻、感慨、悲痛甚至奇趣的化学元素来讲诗意的人生、用羞耻、无助、暴力、灰色和痛彻心扉的反思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和人性。他就像是远古时候的水手奥德修斯，但却又不能像奥德修斯那样讲述精彩绝伦的故事和个人伟业，他陷入了言说者的困境中。

二、幸存者言说的困境

阿多诺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一种兽行”。在有关大屠杀的论述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成了不可言说的标记。奥斯维辛的世界，居于理性之外，言语之外。此外，幸存者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幸存使得自己成为了怀疑和不安的对象。幸存者有能力重塑言说的能量吗？这实属不易，如维塞尔在接受采访时曾痛彻心扉的袒露了的困境与痛苦：“人们应该将它说出来还是抑制它？应该大声呼喊还是窃窃私语？关注逝去的冤魂还是现在的苟活者？如何能描述不可描述的事情？如何抑制堕落的人类和上帝的消失？如何保证曾经表述的语词不背离和扭曲其原有之意？我的痛苦如此沉重。我发誓：不言说，至少十年不再触碰那段经历。”[6]在维塞尔看来，他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够将人类的语言与死者的沉默联系起来，写作作为幸存者的证词。而同样作为幸存者的莱维，他在言说那无尽的苦难时又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呢？

莱维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间相当晚，而且他担任一间工厂的分析化学师，工作相当不错，处境比无数遇难者好得多。作为一个在万劫不复的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如何面对死难者的亡魂及自己的苟活于世？正如他自己所言，消失于灾难的杀戮，再也回不来的人们往往是最优秀的。而那些得救的、存活下来的，少数是因为幸运，而大多数则是因为他们最能适应已经非人化了的恶劣环境，因此是人类中最糟糕的。“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5]真正的终结不应该是幸存，而是屠杀和死亡，遇难者的死亡。幸存者并非真正的见证者。真正的见证者走到了灭绝行动的尽头，已经死去、化为灰烬。其他人活下来，能作证，但那是另外一种见证，不完全的见证。证词中存在着某种类似于见证之不可能性的东西。对于见证者来说，个体的证词只是一种言辞表演，他们只能以象征的方式表示终结，提供不完全的佐证，幸存者的书写只能局限于语词、暗示和详细的描绘。莱维在1987年从家中三楼阳台纵身一跃告别他所热爱的世界，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埃利·维塞尔对此平静地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7]

维塞尔为何在自己的镜像（在某种意义上幸存的二者互为镜像）自杀后说出此言？幸存或者说苟活既是幸运儿又是良知时刻被啃噬的痛苦者，这让他对莱维的自杀有了更多的切肤之感。在莱维的文学世界里，他痛苦，他悲悯，他绝望，他不断地质疑自己：“我们是幸存者，而不是真正的见证者。”[5]“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5]“我”真的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吗？自省和自责一直在撕咬着莱维的心灵。莱维深知见证所隐含的内在矛盾，他一方面承受人道灾难在场者的苦痛与战后见证者的责任，同时又要在“说”与“不说”的煎熬中选择言说，努力回忆各种不堪回首的场景，把个人支离破碎的记忆组成可见的事实，通过文学文本见证历史的真实。在见证和接近历史真实的同时，幸存者莱维不断的咀嚼集中营的创伤，他能否承受如此的生命之重呢？莱维在写完《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之后绝决的告别了世界，是否与其自我怀疑的不断加深有着紧密的关系呢？

在莱维看来，所谓的记忆其实是一种看似奇妙实际却靠不住的工具，因为在时间的流逝中，记忆会变得扭曲不堪，并逐渐偏离原有的真实。“受伤或施加伤害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因为这种回忆令人痛苦，至少让人不安。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5]他在写作的同时，又在质疑自己的写作；他渴望讲述记忆中的故事，但是又对记忆的真实性保持一种警惕；他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但他无法替那些死去的人代言。

三、言说者的突围

幸存者打破沉默勇于言说，突破言说者的困境从而做出历史角色的自我选择是极其艰难的历程。试想有多少幸存者带着永沉心头的苦难缄默无言地走向了终结？莱维走向历史的前台，突破言说的困境，掷地有声地回击了“奥斯维辛书写中不可言说”修辞，从而更强烈地彰显了其作为幸存者书写的见证力量。

与其他叙述者相比而言，莱维可谓穷尽一生去解释奥斯维辛所受污染的本质。奥斯维辛不仅代表个体的污点，而且也象征着时间和历史的污点。奥斯维辛审判关涉的是屠戮的主宰者以及他们的罪行，而审判的前提是鉴定罪行，惩罚罪恶，这对社会的有序运转有着重要作用。然而，谁愿意出来作证，指出历史的污秽和人性的残暴？莱维站出来了，他指出如果怯于个人幸存的伦理困境而不敢指证，那么滋养奥斯维辛的道德混乱将会到达难以控制的局面。作证，这是幸存者的天职：

对我们来说，尽管自由时光消亡殆尽，我们的灵魂却充斥着欢乐的苦痛，良心和记忆却无法彻底遗忘。没有什么事可足以圣洁以至于可以抹去我们不堪的过去，那些暴行的痕迹将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留在那些目击者的记忆中，留在事件发生的现场，留在我们讲述的故事之中。[8]

作为记忆的证词将留在“我们”讲述的故事里。但是，如何能实现劫后余生的见证者的言说呢？首先需要幸存者彻底打破个体创伤之痛的自怨自艾和外部偏见之后，获得独立人格的自由意志，勇敢地以个人之名自由地承担一切苦难，自觉地担当历史见证者的角色。莱维在一种“绝对的、病态的叙事压力”开始写作《如果这是一个人》，逐渐在言说的困境中突围，并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上升到了对整个人类的反思。他作为犹太幸存者的言说，已经不再囿于单一的受难民族的苦痛言说和对浩劫的见证。在这个意义上，莱维作为奥斯维辛幸存者的文学书写经历了个人的“病理-诊断-救治-转换-生成”五个阶段[9]，他“不再作为一个特别的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一个局外人作家，不是来自于文学或者大学机构，而是来自工业世界，”[4]他把创伤记忆是作为外部切入条件，最终促使了内部的生成，自我救治的创伤书写最终转变为对整个人性的反思，成就了奥斯维辛幸存者文学书写的志业。

但是，记忆只能使感知成为过去时，而想象则使过去时的记忆当下化。莱维通过想象，“希望每一部作品通过浓缩成几页文字传达给读者一个特殊的记忆，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思想。有些人读罢会快乐，有些人读罢会悲伤，因为我们的时代就是快乐和悲伤的。”通过文字，读者感知悲伤与快乐是记忆当下化的最佳选择，过去和未来的两个世界在当下建立了可靠联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大屠杀是不能靠数字和术语来论证的，记忆与想象结合的书写能让世人更好地知道，大屠杀不仅仅是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的鲜活生命的永恒沉寂。只有通过展示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失，大屠杀才更容易被理解。莱维像他的镜像维塞尔那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11]，用生命书写的14部作品展现了记忆的当下化。

莱维发现否认大屠杀的思潮渐浓，如莫里斯·阿巴什、保罗·拉西尼耶等法西斯拥趸者们和普里布克等战犯们不断抹杀犹太人证词的可信度，颠倒是非曲折，声称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所有国家都使用的“经典压制方法”，甚至否认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真实性等[12]。此外，莱维与那些未曾经历过奥斯维辛浩劫的年轻人交流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奥斯维辛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片面和肤浅的层面，甚至有些年轻人对那段历史无动于衷。因此，他日益发觉对话的必要性：“我要将读者逼进困境，把他们绑在镜子前。算账的时刻到了，摊牌的时刻到了，而重要的是，对话的时刻到了。”[5]莱维有理由相信，灾难还将会在未来重演，甚至超过纳粹犯下的暴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莱维当然不愿意看到悲剧的再次发生，他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以个体的生命经验进行必要的呼喊。但是莱维的呼喊又区别于其他幸存者，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通过对集中营里暴行的立体透视、通过对人性的层层剥离，揭露了极权主义反人类罪行的极端残酷性。这种结构性解剖，表现了普利莫·莱维对历史和对人性的深切关怀。

记忆面向过去，承诺面向未来，铭记历史暴力是为了开创幸福的未来，记忆连接未来承诺，它是一种为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恐怖分担责任的伦理方式。[13]莱维把奥斯维辛文学书写作为建构记忆的典范，并使之成为纳粹对犹太人屠戮的最有力证言。他一方面书写非常境遇和犹太良知的记忆，另一方面书写现代人类的处境和一个觉醒的人类良知，完整的构成了奥斯维辛幸存者书写的全景象。

结语：超越民族经验的书写

莱维的著述聚焦于浩劫中的个体与群体，用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人文学家的洞见和无尽苦难的历练，以想象力构筑现实，以现实构筑想象力，成为浩劫的见证者，在言说的困境中不断突围，证明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并不野蛮。

罗马尼亚宗教哲学学者塞都·弗朗兹（SanduFrunza）指出，莱维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惨绝人寰的大屠戮记忆的建构理念和书写方式是犹太思维中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他强调“不要把对大屠杀的反思’降格’为专属犹太人的生存、道德或宗教问题，要涉及对整个现代性工程本身的反思，从而把避免欧洲犹太人遭受的悲剧再次发生当成我们必须承担的普遍责任。”[14]而与此相比，我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艺术创作在整体上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超越民族经验，而与人类的普遍体验相融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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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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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托尼·朱特，林骧华.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M].商务印书馆，2013.47-68;48.

[4]菲利普·罗斯，蒋道超.行话[M].译林出版社，2010.11.

[5]普里莫·莱维，杨晨光.被淹没和被拯救的[M].上海三联书店，2013.扉页；82；83；81；3；197.

[6]ELIE WIESEL,MARION WIESEL. ’An Interview Unlike Any Other’, in A Jew Today[M].New York, 1978.15.

[7]普里莫·莱维，牟中原.周期表[M].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封底.

[8]PRIMO LEVI.The reawakening : a liberated prisoner’s long march home through east Europe[M].Boston : Little, Brown, 196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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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LAKE ESKIN.science Fiction[J].The New Yorker，2007，2（12）：42.

[11]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223.

[12]PAUL RASSINIER. Debunking the Genocide Myth——A stud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e alleged extermination of European Jewry[M].Noontide Press ，1978.32.

[13]黄文凯.见证者的告白——博罗夫斯基的奥斯维辛书写[J].中国图书评论，2014，（4）：85.

[14]陶东风.文化研究(第11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