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隐喻

王庆丰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00160）

摘　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有三个隐喻：机械怪物、吸血鬼与魔术师。“机械怪物”的隐喻表达了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外部景观的机器大工业；“吸血鬼”的隐喻描述的则是资本的增殖本性，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比喻成“魔术师”，一方面肯定了资本文明的巨大作用，召唤出了无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再也无法支配自己用法术召唤出来的魔鬼——“资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隐喻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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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机械怪物；吸血鬼；魔术师；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1－００18－06

收稿日期：2014-10-06

作者简介：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14JJD720003）暨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NCET-13-02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庆丰（19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一览无余”。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架构，从而一眼望穿了历史的深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作为对资本主义反思与批判的马克思就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下面我们将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隐喻为切入点，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外部景观、内在逻辑以及其面临的根本性危机，全方位解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现代社会的未来发展之路。

一、“机械怪物”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期正值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工业革命达到了顶峰。如果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早期资本主义，亦即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机器使工场手工业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机器大工业逐步取代了工场手工业，成为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景观。马克思曾经这样生动地描绘机器大工业的图景：“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1](P438)“庞大的机械怪物”取代的是“单个的机器”，可见，机器大工业的生产体系并不是“单个的机器”，而是“庞大的机械怪物”。这意味着机器大工业是以“机器体系”为基本结构的生产。

马克思指出，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工具机（机器）和工具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别并非事实上的差别，而是生产方式的差别。其实有些工具在它们的手工业形式上就已经是机器了，但也并非机器生产，而是手工业生产。有些工具大部分仍然是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然后才装到由机器生产的工作机的机体上。“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2](P430)在手工业生产中，人能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而在机器生产中，人摆脱了自己所受到的器官的限制。因此，在工场手工业中，人是作为单纯动力的人，而在机器生产中，人是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就可以被机械动力取代了，机器生产也就逐渐开始了。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3](P432)机器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对机器生产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所组成的“机构”。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庞大的机械怪物”。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联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机器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开端。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表现为机器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这是以工人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客观分工的原则。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都是由科学技术的应用来解决。这是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本质性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使各个特殊工人小组形成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不断地互相交互工作，也使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形成一定的比例。

“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标志着机器大工业彻底突破了工场手工业这一技术基础的限制，但这仅仅是满足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条件。机器大工业的飞速发展还有赖于工厂制度的建立。这二者分别构成了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硬件和软件。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工厂制度的形成使工业资本主义完全确立起来。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体系的构成只不过是工厂的躯体，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工厂制度使机器生产的原则贯彻于一切生产领域。“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P531)工厂制度的确立还使工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对比了工场手工业和工厂中工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1](P486)

现代工厂制度的确立使资本主义得以飞速发展。马克思曾经使用了“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热病似的生产”来形容这一发展状态。马克思指出，“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1](P522)这种飞速的扩展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生产过剩”、“危机”、“停滞”等问题如影随形。更重要的是工人同生产资料之间完全对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1](P497)

工业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以“机器体系”为躯体，以“机器制造机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左翼，以“工厂制度”（现代管理科学，现在主要体现为公司制度）为右翼，从而形成一体两翼的格局。这里显现给我们的就是现代社会的“庞大的机械怪物”。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了“主人”（庞大的机械怪物）的权力。

二、“吸血鬼”

促使这一“庞大的机械怪物”进行运转的内在驱动力或者说内核就是资本。资本的增殖本性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为什么产品种类层出不穷，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发展一日千里、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日新月异，一言以蔽之资本增殖的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为了给资本提供增殖的空间。马克思的“吸血鬼”的隐喻就是为了揭示资本的这一理论本性。马克思告诉我们：“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P269)“吸血鬼”构成了资本的标志性形象。

马克思之所以把资本比喻成“吸血鬼”，是因为两者都有一种本能的需要或欲望，吸血鬼有吸血的欲望，资本有增殖的欲望。在《大纲》的“货币章”中，马克思通过货币就已经揭示了这一欲望。他说，“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致富欲望本身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欲望，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作为财富的财富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则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2](P174)马克思在此表明了致富欲望的独特性，致富欲望不是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而是追求一般财富的欲望，亦即追求货币的欲望。因此，马克思才会指出，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资本的增殖本性就是这种致富欲望的体现，它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一种要素。“这种要素在商业世界体现出来的逻辑中清晰可见，但作为行为导向的一种根本的、真正基础的方面，它却深深地植根于制度之内。这就是从以资本的形式进行的生产性社会活动中榨取财富的强烈需要。”[3](P20)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不单单是财富，货币也不仅仅是货币，当它们转化为资本时,它们就成为了一种权力，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永不停歇、贪得无厌地榨取财富的强烈需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无穷欲望，是因为财富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指挥他人和让他人服从的力量，这就是权力。”[3](P19)资本能够成为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力，首先在于货币具有一种魔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能力”。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的能力得以膨胀，并且能够化为现实。“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4](P144)一旦货币转为资本，就成为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力。如果说财富是与权力不可分割的一种社会范畴，其前提条件就是转化为资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P198)劳动力作为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它是一种能生产出高于本身价值的商品。这一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增殖的秘密就在于剩余价值的榨取，而这是以对工人的支配力为前提的。“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P611)

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就在于其能“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与雇佣劳动之间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支配关系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之所以说资本的出现开创了历史，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而言的。马克思在反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指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2](P510)这种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是资本增殖的人格化表现。资本的增殖是以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实现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2](P297)这种欲望就是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因此，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2](P305)相信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是认同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把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增殖看作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对“活劳动”的吮吸，这是他们所无法认同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性区别也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不仅仅是想阐述价值的来源，更重要的是想说明剩余价值的存在。在封建制和奴隶制的社会形式中，剥削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佃农不能自由迁徙，他们被束缚在其领主的土地之上，并且，佃农们必须为他们的领主进行一定天数的劳动，这些劳动的成果归领主所有。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无酬劳动（剩余劳动）的事实与比率是显而易见和公之于众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没法说清楚，他们的劳动时间中有多少小时是维持自身的生存所必需的，又有多少时间是使资本家受益的剩余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特征就是：对工人的剩余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榨取是隐而不现的。人们意识不到榨取的发生，对榨取的比率也一无所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揭示剩余价值是如何存在的，这种剩余劳动和剩余劳动率是如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见的。因此，“劳动价值论的主旨，是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劳动时间的花费轨迹，并发现那些使得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或剩余劳动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排”。[5](P342)简而言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最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剩余价值的存在，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剥削提供科学依据。

无论是否同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剥削制度的判定，马克思对资本增殖逻辑的论述确实是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本质和逻辑。在任何社会形态中人都是有欲望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却展示出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可能性空间，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增殖的逻辑。正是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才能获得高速发展。资本的积累使人的欲望空间不断扩张，而人的欲望的扩张又不断地推动着资本的积累。

三、“魔术师”

资本增殖的逻辑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在这一内核的带动下，资本主义就像着了魔一样疯狂似地高速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比喻成为“魔术师”。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6](P37)马克思的这一隐喻实际上包含着正负两层含义。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魔术师”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召唤出了无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这个魔术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即资本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的正面效应称之为“资本的文明”，并且高度地评价了资本的这种积极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7](P927-928)同以前的生产关系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生产关系下的现代工业使资本主义社会高速发展。这是因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个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1](P560)资本增殖的欲望促使技术不断革新，新产品层出不穷，整个社会驶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的文明作用及其对人类世界的开拓是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确是一个“魔法师”，它召唤出了无数的生产力，它创造了空前辉煌的人类文明，它使人类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物质享受。

但是“资本”是一个魔鬼，当魔术师把它召唤出来之后，它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种社会体制中，资本家通过支配工人的无酬劳动，而从工人那里攫取了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的增殖。“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1](P827)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依旧是一种存在着压迫和剥削的制度。它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取代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实际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不过是一丘之貉，只不过资本主义使这种剥削隐藏了起来，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并不把剥削看成是由市场不完善或由于寡头垄断因素的存在而引发的。他的劳动价值论意在表明，即使处于充分竞争的状态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存在着剥削。他想要揭露——并使所有人都清楚看到——的是，就算资本主义是充分竞争的，甚至就算它完全满足了最适合它的正义观念，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一种统治和剥削的不正义的社会制度。这最后一点非常关键。”[5](P330)

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工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工人的奴役状态。由于大工业需要不断地变革自己的技术基础，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这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只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由于工人需要和机器竞争，从而使作为“产业后备军”的“过剩人口”成倍增加。机器大工业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

资本主义社会使整个人类都处于一种“异化”状态之中。不仅是工人，包括资本家都同样处于异化状态。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它只是在异化中获得了人的生存的外观，在这种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资本主义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降低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6](P3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的本质的异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极致。

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形成了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大拜物教所表征的正是人受抽象的统治。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犹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加入了“犹太教”，即我们都成了金钱的信徒。资本的逻辑成为了传统形而上学现实的“幽灵”。我们的时代正在上演着资本的狂欢，资本主义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从地底下所召唤出来的这一“魔鬼”。“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P46)这是一个“资本”作为主体的时代，而非“人”作为主体的时代。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贬低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资本的狂欢最终导致的是物化的狂欢。

可见，现代社会的救赎之路就在于“支配魔鬼”。现代的西方思想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8](P133)无论是马克思的“支配魔鬼”，还是吉登斯的“驾驭猛兽”表达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解决现代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资本逻辑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魔术师”已经无力驯服和驾驭“资本”这一“魔鬼”，应当谋求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彻底地消解掉这一问题；如果说马克思的解决路径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激进政治，而现代西方思想家们的思路则相对温和。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福利政策（如分配正义）本身就是对资本逻辑负面作用的校正。换句话说，马克思的解决路径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否弃为前提的，而现代思想家们则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借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来表述，“这是一种虔诚和愚蠢的愿望”。

四、问题及其他

我们知道，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18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这使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断言是不是已经不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已经结束了？马克思的时代是一个工厂林立、到处充满着饥饿和贫穷的世界，是一个以数量众多的工人阶级为标志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剥削、压迫、痛苦和不幸的世界。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通过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双城记》，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类所遭受的苦难。马克思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描述和洞察。而我们这个时代是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再无用武之地？我们的世界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而过去的那个世界再也不会回来了。毋庸置疑的是，虽然我们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依旧是资本主义世界。“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9](P6-7)

“庞大的机械怪物”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而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逐步呈现出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至关重要的变革：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的机器大工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后工业时代的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庞大的机械怪物”是否不太符合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景观？如果我们切实地思考一下，后工业时代的文化、通讯、信息技术、服务业和机器大工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即它们都被技术体系支配着。现代工业的机器体系在当今转化为生产线运作。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然后应用科学来解决个阶段的生产问题。马克思所指认的这种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原则不正是我们时代的生产线原理吗？在当代社会中，无论是文化、信息技术，还是服务业都是一种生产线的运作模式，其两翼都是以自然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科学为支撑。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外部景观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但是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资本增殖的逻辑却没有丝毫的变化，因为它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9](P15)资本增殖的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边界，超越这个边界，意味着资本增殖逻辑的失效，但也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一种新型社会形态的到来。

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个魔术师是否能够驯服“资本”这个魔鬼，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成果引以为傲，但它都充满了财富增殖的幻像和拜物教的狂热，以及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般的神话和盲目的崇拜。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魔术师是无法支配资本这个“魔鬼”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超强的自我调适和自我纠正的能力。现代西方社会通过分配正义和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所形成的诸多问题。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大量改革措施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劳工法、最低限度工资法、社会福利和保障、平价住房、公共卫生体系、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等。这些措施毫无疑问都是对资本这一“魔鬼”进行驯服的措施。

马克思对我们时代的洞察无疑是极其深刻的。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也无法抛开《资本论》，但是“我们不要把《资本论》当作重工业以前或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古典，而是应该作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起死回生的文本来阅读。”[10](P250)为什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能够起死回生？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尔斯给出了答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视为是重要的另一个理由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一些致命缺陷；这些缺陷应当得到承认并通过一些根本性的途径加以改革。”[5](P336)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隐喻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探讨现代社会的救赎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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