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同源多面性

靳凤林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100091）

摘　要：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根源，由于其原初政治基因和流变历程的巨大差异，形成了英、法、德、美等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对其共同特征、价值意义及价值限度做出分析，无疑有助于澄清人们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模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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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主政治；制度模式；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1－０140－06

收稿日期：2014-11-20

作者简介：靳凤林（1963-），河北新乐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伦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伦理和比较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每当人们谈到民主政治制度时，首先想到的是英、法、德、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原生态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国家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率先从中世纪的迷雾中踯躅而出，经历了近三四百年的改良、革命、战争等艰难历程，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在今天看来相对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且这种模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然而，一旦我们深入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内部进行深层次的仔细探究时，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千差万别，君主立宪的英国不同于总统制的法国，强调大一统思想的德国又不同于近二百年来迅猛崛起的美国，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模式时，决不能概而论之，必须在仔细梳理其异同的基础上区别对待。基于此种考量，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先就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生成的地理环境与经济根源做出综合分析，再对其政治基因和流变历程进行深入说明，然后，分别就英、法、德、美四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多元化特征予以全面探究，最后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价值意义及价值限度做出分析。

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生成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根源

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有大批学者深入探讨过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气质性格和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深入探讨了古希腊不同城邦的地理特征与城邦政体的关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仔细分析过地理环境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提出了其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主张；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更是独辟蹊径，专门探讨了“历史的地理基础”问题，他认为人类觉醒的意识是完全在自然界影响的包围中诞生的，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从地图上看，整个欧洲大陆的轮廓恰似亚欧大陆向西伸出的一个巨大半岛，它南、西、北三面环海，这块半岛大陆的边缘还有不少向海中延伸出去的大大小小的半岛和岛屿，他们约占据全欧总面积的34%，可谓是陆海交错，港湾林立。作为西方文化滥觞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就诞生在地中海内的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上，地中海是一个地形封闭的陆间海，它位于北纬30-40度之间，北、东、南三面分别与欧、亚、非三大陆相邻，由于出口海峡较浅，水流不能与外洋自由流通，地中海内潮汐较小，海面较为平静，对于航海技术尚未成熟的人类先辈，即便不开帆，仅用桨橹即可度过平静的水域，遇到突然风暴，随处都可就近找到避风的港湾。难怪黑格尔在讨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地理基础时，曾自豪地宣称：“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们卷入无限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裹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1](P93)

无独有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也提出了古代文明起源于困难环境对人类的刺激，即挑战与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假说。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由于处于地中海的半岛上，地域有限且多山，单靠农业无法满足不断繁衍的人口的生存需求，于是人们被迫转向山林和大海去寻找生活资源，发展畜牧业、渔业、手工业以及向海外的掠夺、迁移和征服，都成了希腊罗马先民谋求生存的重要途径。早期希腊人对外的商品主要是橄榄油、葡萄酒、毛织品、布匹、金属制品和各种精美的细陶，他们通过地中海的各条商路运往沿岸其它经济发达地区，换回本地人生存所需的粮食和商品。到马其顿王国称霸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建立的商业据点和移民城邦已经遍布地中海周围大部分地区，当时工业和商业的主要控制权都集中到国家手中，并出现了近乎现代性质的大规模生产活动，只是没有电力推动的机械，其中最著名的港口城市是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它已拥有近百万人口，具备发达的工商业和完善的城市设施，成为地中海地区与东方各国进行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商业经济的对外开拓必然带来兼容并蓄的开放型文化性格，一个融古代东西方文化精华于一炉的希腊式的工商业文明达至鼎盛期。之后，用武力征服希腊化世界的罗马帝国不仅全面继承了希腊的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而且将这种模式扩散到其所统辖的欧洲大陆中部、西部广大地区，直到不列颠群岛，正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为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历史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伴随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兰教的兴盛，切断了欧洲人通往东方的商道，迫使欧洲人到大西洋的西方去寻找通往东方的商道，这才有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为先驱的海外探险，进而把西方人的商业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随之而来的新型工商业组织的建立和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启了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大门，打了十八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则将人类社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翻转，在陈旧的瓦砾上建立起崭新的大厦，然而，所有这些现代经济文明的生成都可以说是西方世界海洋地理环境和古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文明长期孕育的果实。

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基因与历史流变

如果说海洋型地理环境塑造了西方人开拓进取型民族性格和发达的工商业文明，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化政治结构则为其率先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这里牵涉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政治结构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笔者并非环境决定论的赞同者，但承认海洋型地理环境生成的工商业文明对西方多元化政治体制的形成的确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绝大部分国际政治学者均把国家主权伦理模式分为两大类型——海洋式国家主权伦理模式和大陆式国家主权伦理模式。由于海岛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地理形态存在巨大差别，使其对国家主权伦理提出的要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通常情况下，海洋式国家由于其国家疆域被海洋分割，无法连成完整一块儿的整体，主权拥有者只能思考如何通过建立富有弹性的主权将这些领土碎片连接起来，因此，它更看重主权国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映在政治伦理层面，通常是高举个人主义旗帜，强调个人权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更多的是倡导通过改变不合理的国家分配制度，以有效维护和满足各种各样的个人利益。与之相反，大陆国家由于经常面对领土被邻国吞并或被辖区居民分裂的可能性，为保证领土和国家主权的完整统一，主权拥有者会特别强化主权的绝对性，以便能够有效控制每一寸领土，因此，它在意识形态领域十分强调国家内部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反映在政治伦理层面，就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强调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和首要性，鼓励人们将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相协调并彼此结合，当二者发生矛盾时，更多的是提倡宁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维护国家利益。[3](P303)

笔者的上述看法可以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体制中得到证实，以古希腊为例，由于它是由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岛屿构成，不同岛屿上的城邦社会治理体系存在巨大差别，雅典城邦长期实行民主制政体，斯巴达则长期实行贵族寡头制政体。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看，古希腊不同地区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情况是，最初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然后又过渡到僭主制与民主制的交替出现。但无论是君主或僭主均不像中国的皇帝和埃及的法老那样拥有绝对的权力，因为君主或僭主的权力要受到公民大会、元老院、监察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监督和掣肘。正因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均花费大量篇幅探讨不同政体的利弊得失，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对极端民主制和极端寡头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他认为切实可行的最优国家体制应该是混合型政体，它用一种明智的方式将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结合在一起，它的社会基础是由那些既非富又非穷的人所构成的庞大中产阶级，他们既没有穷到道德堕落的地步，也没有富到拉帮结派的程度，只要存在这样一批公民，他们便会给国家提供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使行政官员负起责任，充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继希腊而起的罗马帝国先后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制时代，但从整体上看罗马的政治文明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希腊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对之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改造和实践，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培育了罗马公民以平等和自由为核心的共和精神，并以共和精神为动力源泉创造了复杂精妙的共和制度，罗马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波利比阿和西塞罗均认为，罗马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相混合，使之得到了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平衡的状态。[3](P259)

如果说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历史根基，那么，中世纪1500年的基督教神学政治理论和实践则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脱颖而出起到了十月怀胎的孕育作用。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同中世纪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存在本质区别，是在批判封建独裁和教会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从深层本质上看，近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同中世纪封建教会制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1）正是基督教个人主义政治伦理观孕育了近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理念。政治自由主义认为，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个人具有本源性和至上性地位，个人权利是初始性权利，国家权利是派生性权利，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应当免受一切统治者的干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背后存在着一个个人权利的来源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自由主义内部无法获得说明。政治伦理史研究表明，早期基督教神学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思想”是近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主流传统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考虑的是人在摆脱天主教会控制后怎样孤立的面对上帝，那么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考虑的则是人怎样离开上帝，转过身来自己成为上帝，然后再独立的面对他的同伴和国家，最终个人取代教会和上帝，站在了国家权力的对立面，开始大力伸张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西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自由主义理念，只不过是基督教神学个人主义理念在世俗国家领域的最终实现和完成。（2）基督教二元对立的政治伦理观造就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权力制衡制度。众所周知，基督教兴起的初始阶段，多次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基督徒极端仇视罗马帝国，自认为自己是“新人类”，将自己的精神世界从现世的国家生活中撤离出来，转向遥远的天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集中反映了基督徒对“上帝之城”的向往，强烈表达了对“人间之城”的悲观、厌恶、冷漠和疏离的情绪，这种“双城论”反映在中世纪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教权与王权二元对立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长期存在，二者受到权力本能的驱使，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皇和教廷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成了欧洲政治生活的中心。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影响下，基督徒逐步形成了一种极端消极的世俗国家观，认为世俗国家是人性恶的产物，国家官员皆是“无赖之徒”，政府机构是以恶治恶的工具，上帝设立国家的目的是遏止人的罪性，帮助人类获得救赎，从而达到理想的彼岸世界。西方近现代政治自由主义完全继承了基督教的上述国家观，只是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将上帝约束国家的使命转换为民意和代表民意的法律约束国家；将教会对国家的外部监督转换为公民社会对政府的监督，进而发展出国家内部权力的分割、制约和均衡理论。[4]不仅如此，今天西方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法治社会”，其核心性法律信仰精神和众多具体法律条文皆可以从中世纪的教会法中追溯到其思想渊源，对此，美国著名法律思想史家伯尔曼在其《法律与革命》、《信仰与秩序》等著名论著中均有十分精准客观的深入诠释。

三、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生成路径的多元化特征

如果说欧洲先天性地理环境、经济结构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和中世纪圣俗对立的政治实践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伦理的生成提供了充分必要的条件，那么欧洲不同民族国家具体经济政治状况存在的巨大差别致使各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表现形式凸显出深刻的民族烙印，笔者在此仅以英、法、德、美四国为例做出说明。

1.英国。近代英国之所以率先步入现代国家之列，最早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原因很多，但最为重要的因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商人阶层在英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是典型的海洋型岛屿国家，中世纪后期的英国贵族除了经营有限的庄园土地外，为了解决生计问题，通常让孩子到政府、教会、部队任职，再就是学习贸易业务，贵族绅士参与商业活动在英国有其历史传统，正因如此，国内政策上历代统治者都会对商人阶层的要求做出较快的反应，努力实现商人的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共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自由放任型贸易政策更是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5](P191)二是英国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中心论的国家。英国崇尚个人自由，从很早开始，英国的地方事务都是由地方乡绅自治管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王和地方贵族之间不是单向的主从关系，而是双向契约关系，早在1215年就颁布了《大宪章》来有效保护贵族利益，分割和制约国王权力，确立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的宪政精神。三是英国是一个崇尚渐进改革的国家。最早的贵族阶层发动的“光荣革命”奠定了议会制的基础，有效限制了王权；之后，伴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崛起，迫使议会中的贵族阶层不断让步进行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政治权利；工业革命后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迫使议会反复改革，实现了选举权的全民所有。正是人民的不懈斗争和统治者的适时让步，让英国完成了从专制王权向多元贵族寡头政治的转化，进而又完成了由多元贵族寡头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过渡，从表面上看英国至今仍是君主国，但其国家的实质性政治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P160)

2.法国。与英国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形成过程相比，法国则经历了更为艰难曲折的复杂历程，首先，法国在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战火的洗礼，而战争造就的专制王权不仅高度集中且体系庞大。法国的中世纪史是一部国家破碎史，为了夺回失地，法国1337—1453年同英国进行了100多年的战争，且全部在法国本土上进行，国王在民族战争中成为团结整个民族的精神象征，但由于地方贵族在战争中做出过巨大贡献且力量强大，致使国王战后为了克服地方贵族分离势力以保证国家统一而变得高度专制，凡尔赛宫就是为了收拢地方贵族和扩大王权而修建的供王室和贵族们尽享荣华富贵的地方，而专制达至顶峰时期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54年，为了争夺欧洲霸主有32年在打仗，为了支持因穷兵黩武而建立的官僚集团体系，他不惜通过增设大量官职和卖官鬻爵的方式搜刮民财，进而引发法国大革命。但在大革命中涌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同样用暴力、政变等血腥的方式相互倾轧，在应对支持国王复辟势力的外国干涉中涌现出的革命领袖拿破仑，更是把整个法国变成一支军队，把战争引向欧洲全境，在保持革命的同时，最后他又变成了实行独裁的皇帝。之后，法国又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挣扎多年，直到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建立巴黎公社并被残酷镇压为止。其次，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那样，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各阶级的政治力量对比极其复杂，既有强大的保皇派反动势力和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又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专制王权各种落后势力影响下，各阶级内部彼此之间相互分裂，难以联合，分裂的各阶级既不能提供国家权力所需的政治支持，又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国家权力，致使议会权力十分脆弱，不堪一击，而国家行政权力则高度集中，具有独立于社会并无法得到制约的极端自主性。[7](P565)最后，法国在向民主法制型现代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虽然广大人民群众热衷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理念，但他们通常是否定一切、批判一切，总是试图以暴力、血腥和恐怖的方式去建构新社会，旧势力及其灵魂在新的形式下不断复活，从而使革命发生质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较量中缓慢前行，每一次革命前都曾有过改革的机会，但统治者总是顽固抵抗，拒不妥协，直到革命群众被逼上梁山。质言之，法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在阶级对抗和民族革命中逐步建构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3.德国。与英国和法国相比，由于其独特的内陆型国家特征和历史传统，使其在迈向现代民主法治型国家的过程中，呈现出其所独有的民族特色。德国人的先祖是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崩溃时，日耳曼人已经分布在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广大区域，他们通过骑士团的方式劫掠罗马人和其他民族的财富，每一个骑士入团的先决条件是绝对服从集体，将自己融入骑士团的整体之中，这一历史传统造就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中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和虔敬主义、禁欲主义的气质性格，一方面德意志民族崇尚权威，决不反抗权威；另一方面他们会在权威的指导和引领下奋勇献身，所向披靡。这种服从权威的精神特质反映在政治层面，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政治体制，德国在民族国家生成的初始阶段，曾经分裂为314个邦国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各个邦国和庄园领之间度量衡不统一，关卡林立，各自为政，弱肉强食，到17-18世纪时，在德国数百个王公中，由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普鲁士王国迅猛崛起，在疯狂扩张中逐步完成国家统一任务。其间，1862年任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通过实施“铁血政策”统一德国，为德国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建立了一整套以军国主义为核心的官僚权贵专制制度，为了赶超英法工业革命的步伐，普鲁士国家尽一切可能干预经济，并优先发展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钢铁、电气、化工工业成为德国军火工业的柱石，在1835-1860年的25年间，德国重工业比轻工业增长速度快三陪，其中1850-1870年间英国工业增长率为5.2%，法国为6.7%，德国则是10.2%，到19世纪80年代，德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7](P157)但由于德国是依靠容克地主贵族和工业寡头发展起来的军事帝国，人民没有真正接受过民主启蒙的教化，因此，不可能对旧社会进行彻底改造，致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力量十分弱小，即使有完整的资产阶级宪政理论和宪法条文，各种传统性专制势力总能够借用合法的民主手段达至独裁的目的，一战和二战前的德国皆是如此。二战前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民族社会主义党就是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走上德国政治舞台，之后，他通过国会大厦纵火案、排斥犹太人、种族神话论、生存空间论等反动理论和政策措施，在容克地主和工业资本家的支持下，逐步修改宪法，取消民主，走向独裁，在复兴德国的呐喊声中把德国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二战后在美英法苏占领军的威逼下割裂为东德和西德，被迫接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造，苏联解体后最终统一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中。

4.美国。伴随苏欧剧变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其价值观外交的影响下，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模式成为众多人眼里的普世模式，但笔者认为，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模式恰恰是最具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的模式。（1）美国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美国被太平洋和大西洋环绕形成两道天然保护屏障，其北方加拿大和南方墨西哥的国力对美国无法构成领土威胁；美国最发达的东北部和东部海岸是欧洲移民开发最早的地区，这些移民当年皆是在欧洲受到封建势力迫害打压的下层百姓，他们具有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天然倾向，摆脱了欧洲大陆封建传统的沉重包袱，如果说悠久的历史对一个民族既是宝贵的财富，又是沉重的包袱，那么，就美国而言完全不受后者的影响。（2）美国是一个由具备公共服务精神的实业家和各行各业成功者治理的国家，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在美国最早的东部和东北部十三州奠定了美国经济的根基，独立之后的100多年里，无论是西部大开发和南北战争皆是美国工商业阶层主导着美国的命运，他们身上具有的冒险精神、契约意识、实用理性构成了美国文化的灵魂，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注重战争与和平的商业意义。（3）美国是一个比其母国英国更注重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心论的国家，因为美国的生成史就是一个先有成熟的社会，后有代表国家的政府，无论古老的波士顿，还是西部大开发时代在密西西比河周围形成的新型城市，都是实业家们组织人们建设起供水系统、排污系统、道路桥梁、休闲公园等公共设施，他们还兴办医院、大学、博物馆、剧院等设施，然后自己建立起市镇政府，因此，美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州县政府决没有大陆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味道，而是纯粹为个人发迹和社会繁荣提供服务的工具。（4）在上述诸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各州精英们通过谈判造就了今天美国的联邦制国家，宪法对各州赋予了高度的自治权；国家机构之间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建国之初围绕联邦、邦联、共和及各种制度和法律政策的激烈论争形成了独特的两党制。其它党派很难再发挥实质性政治作用。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讲，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和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自身的独特气质，并非其他国家能够完全仿效，当然，在充分强调美国模式的起源、发展、运作及内在精神特殊性的同时，笔者并不否认它蕴含着多种多样的普世因子。

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及价值意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英、法、德、美在建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分别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道路，但撇开其各自具有的独特个性，它们又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政治特征，国内外学界有不少人根据不同标准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类，但笔者认为，相比之下，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研究成果最具权威性，他从政治变动与社会发展这一更为广阔的视角，深入研究了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改革之间的深层关联，笔者在此借鉴其主要观点并做一延伸，将英、法、德、美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共同特征概括为以下三点：

（1）政治权力来源的理性化。亨廷顿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现代与传统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将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看作是给定的，认为环境是奉神的旨意缔造的，改变永恒不变的自然和社会秩序，不仅是渎神的而且是徒劳的”[9](P82)但是到了近现代社会，人们经过启蒙之后开始坚信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理性行为去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国家的权力结构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是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斗争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创制出来的，只要它不合乎理性标准，人们有权推翻它，并按照人类自身的意志去重建。（2）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复杂化和职能划分的专业化。在传统社会里，国家和政府中有限的几个机构就可以包揽一切社会管理事务，如中国古代的县衙只有几个人就可以管理全县的诸多事务，在现代社会伴随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和大众对政府不断增多的各种需求，迫使国家和政府的职能不断专业化，行政、立法、司法、军事部门的机构日益增多，并严格按照程序行使着自己高度专业化的职能。（3）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在传统的君主制和寡头制社会，权力逐级向上负责，最后集到一个人或一批人手中，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则是一种权力对下负责的结构，而且民主的范围越来越大，如欧洲各国选举议会的权利先后经历了从封建贵族逐步扩大到上层资产阶级和下层资产阶级，进而扩大到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不仅如此，大众拥有的权利也由虚假的形式转向真实的内容，他们对政府的制约能力也越来越强。

前已备述，英、法、德、美各国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阶级力量对比存在重大差别，他们在建构各自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时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和国别特色，同时又存在一系列共同特征，那么，它们给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启示是什么呢？（1）一个国家在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出现不同派别和政党之间的残酷斗争、同一国家不同族群之间的严重撕裂、社会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经济短期或长期下滑等一系列负面现象，法国大革命之后所经历的一百多年的复辟反复辟斗争及社会长期性动荡就是典型例证。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转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分娩痛苦，是民主由低质量不完善走向高质量并日益完善的必经历程，世界上任何打着“民主危险论”、“民主有害论”、“国情特殊论”等旗号反对民主，主张威权统治的人士皆是出于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对民主本意的歪曲和抹黑，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言：“没有人声称民主是完美无缺的或是万能的，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正因如此，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国家制度，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时代不懈努力的价值诉求和改革开放时代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2）总结自古希腊至今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直接民主、街头民主、代议民主、选举民主，进而发展到近几十年来的公众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从生成机制上根本改变了简单多数决定论，而演化为遵循多数人决定和保护少数人权利并重的并把形成一整套由民意影响决定的程序作为建设重点。在现代各国实行的民主形式中，尽管选举民主占有很大比例，但并非唯一性民主形式，还有抽签式民主、电子式民主、经济民主等，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现代媒体无所不在的监督。（3）任何国家在建设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时，只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纯粹照搬和一味模仿它国现成的经验模式。总之，以人民主权为宗旨的民主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它的内容和形式正在向日益发达、广泛多样的方向大踏步前进，任何保守和落后势力都无法阻挡这一浩浩荡荡的现代性历史洪流，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看，其基本规律是：主动顺之并结合国情进行创新性选择者不断走向兴旺发达，被动逆之且顽固不化者日渐式微直至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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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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