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价值理性化

潘 坤

（四川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摘　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改革历程中，资本一直作为一种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对推进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为充分释放资本的正效应，更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在当前中国的工具理性内涵，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上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价值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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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资本；价值理性；预防；遏制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5－００56－04

收稿日期：2015-04-02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项目资助，留金法[2013]5044号

作者简介：潘坤（1980-），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由马克斯·韦伯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最早使用的一对二元范畴。其中，工具理性是指人类在综合统筹后的最优目标抉择之下的最有效手段选择。持工具理性者往往并不注重某种客体或行为本身的价值主张，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具看待。换言之，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边沁式功利主义道德色彩。相应的，价值理性却只看重客体或行为本身的价值，并不计较手段和后果，一定程度具备康德式的绝对主义道德色彩。因此，资本的工具理性化是将资本视作手段而非目的，具体说来就是将资本视作发展经济的工具或手段的观念。资本工具理性化的观念秉持促使资本运行最大限度的“趋善避恶”、“扬长避短”的原则，主张资本运行的效率最优化、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尽可能地发挥资本的“正效应”而避免其“负效应”，且并不推崇资本背后蕴含的任何价值主张。但一旦将资本价值理性化，则意味着资本将不再只是处于工具手段的地位，而要将资本的存在与发展视作目的本身。资本的价值理性化往往无视资本的盲目性、投机性等问题和弊端，一味地将资本无限增值的逐利属性合理化，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把资本绝对化和神圣化的典型的资本逻辑。具体说来，资本的价值理性化又往往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对资本主导地位和特权身份的主张诉求；在政治领域中则可能表现为资本对权力的绑架和诱惑，以及对政权“群众性”的侵蚀；在文化领域中则往往表现为一种价值秩序的消弭异化以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干扰渗透。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顾现实国情地去试图完全消除以资本为中心的占有方式和运行方式，并清除其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其结果却是换来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低下和人民生活水平落后的惨痛教训。从1921年列宁首度提出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的“新经济”政策，到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再搞资本主义”思想，再到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视作手段的著名论断，伴随着对资本与社会主义兼容性的重新审视，资本在社会主义探索与改革中逐步得以恢复、重建与发展，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必须强调和指出的是，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探索和创新从来都是基于对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种资本工具理性化观念，而绝非是对资本价值理性化的妥协和退让。具体说来，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基于资本的工具理性化立场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嫁接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领域中为我所用，通过大力发展以资本为核心的私有制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著提升了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资本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规定绝不允许能将资本价值理性化，因此我们既不能放任资本占据所有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地位，也不能允许资本对权力的绑架式操纵和控制，更不能允许资本价值理性化入侵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域。当前，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告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我们更需要继续清醒地保持和强化对待资本的工具理性化态度，既确保资本对改革航船的充分驱动力作用，又预防和遏制资本价值理性化，严防其对改革航向形成干扰。事实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经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从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上对资本的价值理性化作了预防和遏制的顶层设计。同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概括提炼，笔者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为有效预防和遏制资本价值理性化，我们必须在经济领域中与时俱进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防止资本特权，在政治领域中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文化领域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中国梦”。

一、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价值理性化，经济条件在于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防止资本特权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只有在经济基础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才能在上层建筑中提出与其地位相应的诉求。所以，作为把自身存在与发展视作目的的资本价值理性化，首先必然表现为在经济基础中对自身主导地位和特权身份的谋求。因此，要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价值理性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领域中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以此来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主导地位谋求。针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继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资产的主体地位与非公有制经济对产出、就业等贡献主体地位的共同存在与繁荣。就当前中国所有制经济的实证分析情况来看，截至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487.53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是258.39万亿元，占53%。[1]由此可见，公有制经济在仍在中国经济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们过去的改革历程中，在所有制结构的力量对比层面上已经成功地预防和遏制了资本的主导地位谋求。与之同时，截至2012年，我国第二、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占增加值和就业规模的比重分别为67.59%和75.2%，[1]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贡献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便为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供了现实依据。另一方面，“两个毫不动摇”清晰地体现了既限制资本的主体地位谋求又鼓励其贡献效率最优化的工具理性思路，这也就在顶层设计的思路上已逻辑必然地杜绝了资本价值理性化的可能。

此外，经济领域中的资本价值理性化还包括对资本特权身份的谋求，对此，《决定》也做出了预防和遏制的相关顶层设计。例如，《决定》中提出，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2]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中突出了市场体系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性，以及市场规则的公平开放透明性。可见，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资本将被继续限制在法律体系和市场法则的框架之内，按照自由、平等、公正、透明的原则运行。任何领域和行业中，都不允许存在谋求特权，并超越市场经济内在规则和凌驾法律体系的垄断性资本。此外，《决定》还打破了传统的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视作“此消彼长”关系的悖论思维。随着《决定》提出增强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资本成分，并积极引导非公有制资本融入公共服务和公益性事业领域，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以往改革中长期争论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难题已得到初步破解。一方面，公有制资本将在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中互相激发其经济活力，消解其传统的体制优越感所带来的特权心理；另一方面，非公有制资本也将在投身国家福利和人民福祉的事业中实现自我荡涤，一定程度上将遏制无限增值的垄断特权身份谋求，最终实现“国进民也进，二者互相进，携手共奋进”的双赢局面。

二、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价值理性化，政治条件在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如前所述，资本的价值理性化在政治层面上往往表现为资本对权力的绑架和渗透，具体说来就是资本可能会引诱权力进行寻租，实现资本控制权力的目的，并就此销蚀权力的民主性和公意性。因此，预防和遏制政治领域中的资本价值理性化，就是要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强化人民监督和参与的作用，来增强权力对资本的防御能力。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除去将继续坚持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外，《决定》还特别强调指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正如《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2]”坚持和发展协商民主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在政治领域里的贯彻实施，是对政权的“群众性”的确保和巩固。就协商民主的体系构建和实践而言，《决定》提出了，要“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2]并注重发挥统一战线和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这正是一种对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预防和遏制资本价值理性化在政治领域中的顶层设计。具体来说，首先，广泛的协商民主理念就是在理性基础上达成共识，制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各方面诉求的政策，这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求取最大公约数”的精神相一致。而在这种“求取最大公约数”的协商决策过程中，资本只是被作为多元目标函数中的一项加以权衡利弊，这就在实质上已经否定了那种将资本作为唯一目标诉求的价值理性。其次，多层的协商民主具有形成共同体的力量，有助于凸显“公意”，防止资本价值理性化在政治领域中造成一家私利独大的局面。再次，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有助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催生出公正的民主结果，从而杜绝资本引诱权力进行暗箱操作。最后，通过构建与实践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还有助于教育和训练公民，培养其监督能力与意识，使公民学会在监督中协商、在协商中监督，防止资本向权力转化渗透，出现由寡头资本演变为寡头政治的现象。

三、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价值理性化，文化条件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到来宣告改革已经进入了各类矛盾集中交织的“深水区”，“深水区”中自然也包括来自价值观领域的冲击和挑战。其中，资本价值理性化对现存价值秩序的消弭和异化便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威胁。

自近代以来，资本的无限增值逐利属性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高度进步和社会理性化程度空前提升，但却导致现代人遭遇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家可归”的命运。传统的精神家园被摧毁，人们进入“诸神消失”的时代，这种时代正是一个物质高度丰盈与精神极度贫瘠奇异并存的时代，而这类时代的病症根源恰恰在于资本价值理性化对传统价值秩序的消弭和异化。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现代精神生活中价值根基的缺失保持深刻警觉，他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规律之中，发现资本的无限增值逐利属性势必会导致社会将资本价值理性化，并最终颠倒、混淆和毁灭传统的价值秩序。关于资本无限增值的逐利属性，马克思曾这样论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险。”[3]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资本价值理性化，人们在价值观念中只崇拜资本，谁若不使他增值，他就背弃谁，人们被自己创造的资本反过来统治了自己，形成了在价值观领域中的自我奴役的异化现象；形成异化的同时一切传统价值秩序都被虚无主义所颠倒，形成了抽象价值对一切具体价值的绝对统治，最终导致了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过度消费主义等光怪陆离的价值观乱象丛生。正如马克思论述货币所带来的黑白颠倒的感觉那样，“他把坚贞变成了背叛，把爱变成了恨，把德行变成了邪恶，把明智变成了愚蠢”。[3]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价值理性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否定价值理性本身。恰恰相反，任何缺失了价值理性的社会只能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现代性所做的批判那样，在缺失价值理性的社会中，“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4]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然要预防和遏制资本价值理性化所引发的价值乱象，就必须要在文化领域中不断塑造和创新专属于自己的价值理性。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域的价值理性的最新阐释形式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2002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后，为了将其兑现于民众现代生活之中并便于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普及推广。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高度凝练概括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倡导”的表述分别对应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既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辩证关系的思考形式，更凸显了“中国梦”在不同纬度的价值取向。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正值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攻坚阶段。归根到底，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国家，就是要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就是要塑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文明国民。因此，这“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在整体上形成了“中国梦”的价值内核。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为抵御和防范文化领域中的资本价值理性化，我们正应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段和媒介渠道，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将其团结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中国梦”之中，在推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要圆梦就必须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此来增强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的身份自觉意识，并培养其对拜金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等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思潮的鉴别和防范能力，确保资本价值理性化所导致的价值乱象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无从遁形且无路可走。

当然，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价值理性化并不是要消灭资本，单就《决定》而言，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顶层设计书和改革宣言书，“资本”一词就先后出现近四十次，正如《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行规划时所说，让一切资本竞相迸发活力是当前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因此，预防和遏制资本的价值理性化恰恰是要最大程度地引领资本在各个领域“扬长避短”，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保持和强化资本的工具理性化，最大化地发挥其正效应，避免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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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14，（1）：7；8.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5.

[3]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29.

[4] 马克斯·韦伯,于晓,陈维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社，1987.142-143.

［责任编校：黄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