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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存论”视域下的科技异化探析

2022-06-08

郝 伟,李桂花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马克思的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这种本体论蕴含在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所构建的“实践生存论”中。在马克思“实践生存论”的论述语境中,科技异化与其他形式的异化一样,就不再像黑格尔所论述的那样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而是一种“现实的、真实的异化”。异化就表现为现实的人在实践生存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自我否定和最终自我扬弃的过程。而从科技异化与其他形式异化的关系来看,它们共同体现为人的历史活动的一部分。科技通过人的认知与现实活动参与到异化劳动之中,所以包含科技异化在内的一切异化的产生与扬弃走的是同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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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实的人;生存论;实践;科学技术;科技异化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4-0027-05

收稿日期:2015-02-1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理性教学方法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4JDSZK069)、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研究”(项目编号:2014B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郝伟(1981-),山东济南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李桂花(1965-),女,吉林辽源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研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马克思首先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1](P146)这就明确表明了马克思的人的实践生存的本体论立场。要理解马克思的异化及科技异化思想,从“现实的人”的“生存论”立场来分析,无疑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理论路径。

一、“生存论”作为科技异化理论前提的内涵

人在自然界中不仅仅是一种类似其他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能存在,更是一种有自我意识的主动的自觉存在,所以人在其生命活动中不断展开与实现的是一种“实践生存”。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于异化的认识完全对立。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异化就外化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而马克思的异化则是“现实的即真实出现的异化,就潜藏在内部的最深处……本质说来,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2](P103)这样,异化不是存在于意识或者某种绝对精神之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退一步说,异化即使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中,也是存在于现实的人的思想意识之中。

恩格斯认为,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增强生产能力的要求和愿望是普遍存在的,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方面。”[3](P8)因此,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也确立了人,实现了人。

对于人的生存,马克思分析了人类生存所涉及到的四个方面的关系: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的生存需要满足衣、食、住、行等等各方面的生活资料,而这些就需要通过生产实践来实现,通过生存实践,“人使自己自身的自然——身体运动起来,改变自然对象,生产出对自身的有用的自然物。在这个改变对象的过程中,他自身的自然力也得以改变。”[4](P64)其次是在此基础上人类生产的存在与发展又会不断产生新的需要,这表现为生产的维持和工具的革新;再次是人类生命的生产,即人类的繁衍,这既是不断形成家庭的需要,也是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最后是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就会形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包含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这样马克思从对这四个方面关系的描述中就概括出了人类生存的全部外延与内涵,即人类的生存不仅仅是单个人的存在,而是一种群体的存在,是一种类的存在;人的生存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系列过程的复合,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延续的过程存在;人的生存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生存实践中的一种重要因素,既是第二个关系中最为活跃的推动力,也是人类生存实践全过程中的一种实现和证明,所以异化及科技异化就体现为人类生存的异化或者说也是人类生存异化的一种反映。

基于上述出发点和原因,关于异化,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了批评,指出黑格尔的异化不是现实的异化(黑格尔也看到了财富、国家权力等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但这种异化只是其哲学思辨领域绝对知识的异化,这样,哲学家的思想本身就“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2](P99)。与此同时,黑格尔没有改变现实,既然异化并非存在于现实中,所以谈到异化的扬弃,也不是现实的改变或者对现实有影响,能够改变的也只不过是抽象的思辨思维本身。与之相反,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道出了自己对异化的本质的理解。“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与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2](P99)对于异化的克服,需要改变的就不仅仅是思想,还要包括对现实的变革。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思想从异化出发,从无限的绝对的东西出发,或者就是从宗教和神学出发,依据其辩证法,肯定了这些无限的东西,接下来又扬弃了这些无限的东西,设定了个体的、特殊的、感性的东西,然而黑格尔的目的不止于此,最后还是要重新上升为无限的东西,最后完成另一种神学和宗教的恢复,这是一种思辨的理性大厦的重新构建,是一种理性秩序的恢复。在这其中,人不是主体,而只是自我意识的代名词,是绝对知识的一种外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否定了过去的上帝,但他又重新构建了上帝。他以上帝般的理智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的一切,人的活动只不过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呈现或者异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人,精神是这个世界的主体,人的本质被抽象为自我意识也就完全失去了自主性。

作为一种建立在生存实践论基础上的本体论,无论是对于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人本身,马克思都认可实体的存在,并试图解释其真相与内在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像黑格尔那样孤傲地、高高在上地俯视人间的一切,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情冷暖,有的只是上帝的情怀。正如他们所言:“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5](P30)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生存实践的一种状态、一种困境和悖论,或者说是一种现实的辩证否定。人通过自己的生存实践实现了自己的生存,并不断发展自身,异化不是表面的困难,而是一种内在的现实历史与逻辑困境,是人类发展中的一种自我否定和现实状态。马克思关注的是现实人的苦难,从人的生存实践的角度,关注历史的具体的人的社会生存状况,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发展中的自我否定与异化、人的片面发展,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异化的扬弃、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实现。

二、“真实的异化”:马克思理解科技异化的逻辑线索与理论旨趣

在开始对历史分析的时候,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指出费尔巴哈仍然没有摆脱黑格尔的思想影响,仍然把人等同为抽象的自我意识,这样全部社会历史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一种外化。“异化是一个现实化的过程,即自我意识通过它的行动转化为异己的现实世界的过程。”[6](P69)从这一点来看,费尔巴哈或者说黑格尔的异化仍然只是存在于人的思维意识的领域,是在自我意识的领域里绝对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对立。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抽象的、虚无的。马克思强调的是异化的“真实”,即异化是在现实历史中发生的,历史又是属人的,所以异化是作为主体的人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的、现实的、“真实的”异化。

对于科学技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科学技术的工具属性。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的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7](P991)科学技术首先是人的一种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支配能力和改造能力。然而并不仅如此,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认知进而会上升为人对世界的一种认知。当这种认知成为社会共识,被整个社会所接纳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成果,从而会形成人的一种整体判断,成为一种影响人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力量。

科学技术还具有实践的属性。作为一种被人认可的、能够改变现实的力量,被人所接纳和运用,并改变了现实的存在状况,所以科学技术改变了现实。同时,科学技术也因社会的改变而被这种改变所进一步为社会需要。“科学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指劳动的自然的、感性的过程都可以被分解为固定不变的、由机械运作来统一完成的过程。”[8](P150)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科学技术又是属人的,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而这种意识又具有一种物化的力量,从而可能会超出人控制的范围,甚至走向人的反面,成为奴役人、控制人的一种力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所拥有的一种认知的、精神性的力量参与到了人类的劳动实践中,作为人的一种能力,以生产实践的方式来体现,实现的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对于科技所产生的“真实的异化”,也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

人类的存在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的,如若保证生存,就必须通过生产劳动去创造各种生活资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这一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现实的实现和生成,是人的一种现实的自我确立与实现。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劳动作为人的自我对象化的运动,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通过劳动最终导向的是以自己的生命表现而达到人的本质,这是黑格尔人的自我救赎之路,或者说异化扬弃的自我否定之路。从具体的感性的个体生命开始,从有限开始,最终走向的是无限的、抽象的绝对精神,所以人的实现与解放,就是超越感性的个体生命,最终实现的是“神性的过程”,或者说是“人的神性的过程”;最终实现的是非人,或者说是抽象的人。但这与真实的人的生活已相去甚远。

马克思所论述的“真实的异化”并非仅指一种物质的异化,或者否定精神领域的异化存在,它是感性的存在而非一种抽象的、从而是一种虚无的存在。它是一种与人作为主体相对应的异化,是人作为认识与实践的主体,从而也是异化产生和承担的主体。这样,生产劳动也就成为人的生产劳动,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人的科学技术。异化也就是由人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所以人理所应当要承担和正在承担着由此带来的纠缠与痛苦。马克思是这样描述作为认识与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人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当这样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性的力量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2](P105)如此,活动是人占有对象的主要手段,“他就是人利用他的身体与头脑和自然产生相互影响。同样,活动就是人的力量在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运动,就是这些力量在自然界中对象化的活生生的过程。”[9](P121)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与现实性。

黑格尔把人的本质定义为人的自我意识,而人的本质的异化也表现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外化,如此异化的扬弃也就是感性的、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否定,异化的扬弃在思想领域内完全实现。但对于现实中的一切却并没有丝毫触及,尽管黑格尔认为现实的对象已经改变,这样实际上是对“感性的现实”的抛弃,思想的精灵没有完成人间的使命就回归“天国”了。然而无论是抽象的个人还是这些思想的精灵,在天国也并没有获得自由与解放,而是僵化了,被完全囚禁在绝对的、封闭的、静止的绝对知识的体系里,从而陷入到一种虚无之中。

与之相反,马克思对于异化的分析是基于人作为认识、历史与现实活动的主体,是现实的异化。这样异化的产生与扬弃也是现实的、具体的和历史的;这样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实现就不是通过否定人、非人的道路来实现。恰恰相反,走的是一条现实的道路,是人通过自我否定,以人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来实现的。人的异化的扬弃仍然要靠人自己,是在对历史的批判中不断实现对历史的超越,而不是否定和回避历史本身。关注人,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人的现实苦难就成为马克思关于异化分析的理论路径和旨趣所在。在异化的扬弃与克服的过程中,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更新和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现实实践的过程。人的解放不是一个被解放的过程,恰恰相反,是一个自我解放与自我实现的过程。

三、科技异化与其他形式异化产生的现实根源

基于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就可以把马克思的各种异化概念做一梳理。这些异化包括劳动异化、政治异化、宗教异化,或者还要包括后来学者衍伸的科技异化和精神异化,尽管马克思探讨这些异化概念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或者基于不同的出发点。马克思在早期探讨政治异化和宗教异化,更多是受到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影响,试图从人的本质角度探讨异化;而在后来则更多地从人作为历史存在物的角度来分析,把人放在历史的、现实社会的视野中去考察,这样就不再是以逻辑解释历史,而是以历史解释逻辑,异化的先验性色彩就进一步淡化了。

在现实中,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性的,异化本身也是历史的、具体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异化既具有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面貌的对应性与个体性,也具有超越具体社会形态的共性和普遍性,所以我们应该把异化放到更为广阔和长远的历史中去分析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感性的具体,相反正是从感性的丰富性中才能充分展现异化本身的内涵和同样的丰富性。对于异化的认识,它的意义正在于历史的和具体的考察。“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与之相反,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0](P33)

在确立了人作为历史与认识活动的主体之后,对于人所面对的各种异化,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我们是在同一层面上使用“异化”这一概念的。异化,即是由人所创造的,是一种相对于人来说异己的现实存在物,是一种不依赖于人,却反过来控制人、奴役人的一种力量。当然,这样一种存在,可以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存在,也可以是一种现实的精神存在。如此,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实现各种异化的统一。

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方面的大量论述和展开。在这里我们先抛开制度因素不谈,事实上,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详尽论述是与其实践的观点密不可分的。在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生产劳动是人的一种最主要的实践方式。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劳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生产实践也就成为了社会存在的决定方面。因为社会生产的状况和组织形式不仅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和状况,也决定了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生产者的前途命运。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是一种现实化、对象化的劳动,工人的劳动不断体现为物化的劳动,以固化劳动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工人却通过劳动创造了最为强大的异己力量,“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P58)如此,工人越劳动,自己创造的产品越多,自己得到的产品越少,而统治自身的力量越强大,自己的自由越发受到禁锢,自己的发展也越发片面化,从而也越来越受到更大的奴役。工人在劳动中并没有获得快乐和自由,恰恰相反,劳动成为被迫谋生,从而获得生活资料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

劳动的异化使异化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这是一种使异化存在或者说维持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劳动本身对工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化的力量。人是受限制的、被奴役的,或者说这样一种维持还存在着劳动者创造产品的增加、劳动者参加劳动人数的代际累加,这是异化的一种量的增加和时间、空间上的延展。但这只是量的意义上的变化,不能称其为异化的发展。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不仅剥夺了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反而这种劳动产品又反过来成为对工人进一步奴役和控制的力量;异化劳动还不断剥夺了工人的时间与自由,资本家对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就使工人不断陷入越来越高强度加班的境地,但这是不可延续和递加的。异化劳动表面上使工人同自己劳动的对象化——产品的对立发展到了极其激烈的地步,但是这还远远没有使“异化”发展到“不堪忍受”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科技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P55)科技使资本所有者看到了相对剩余价值甚至绝对剩余价值的持续性和有效性,这是一种柔性的、但却是潜力巨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它使异化劳动早期以劳动产品物化或者外化形态展现出来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逐步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对象化的对立,但更加是一种深层次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在异化劳动产生的同时,科技也日益渗透到劳动之中。在生产实践中,科技渗透到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并不仅仅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作用,工人生产的熟练程度和经验的丰富与否也会导致生产效率的变化,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极为有限的因素。相对于此来说,科学的作用则要大得多。在对于劳动者的劳动素养、生产工具的改进、对劳动对象的认识,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方面,科学技术都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所以就异化来说,科学技术使异化劳动成为不断深化和加剧的因素,劳动使异化存在,而科技使异化不断发展。

我们还可以再次回到作为人的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异化。科学作为人的一种意识,或者更进一步,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认识,它支配着人的行为,当然也包括各种生存活动。在人刚刚诞生之初,人与其他动物,除了是作为其他动物的本能活动和作为人的意识支配的实践活动这一区别以外,事实上仅就活动的水平来判断,并没有太多、太大、太明显差别,是意识水平的提升(或者说科学意识的发展)改变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水平和层次,这样异化似乎就产生了。“人类利用技术适应既有环境意味着改变之,从而造成新的环境,即新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同时造成新的必须加以适应的环境问题。”[11](P55)这就是人的异化的宿命所在。异化就成为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阶段,我们无法摆脱它,但人类可以挣扎,或者可以出于良好的愿望去克服它,但往往于事无补。

这样异化就成为人的生存实践的一种状态的具体反应,是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一种对立和关系的颠倒和逆转,是对主体的一种否定。人在历史中活动产生了各种异化,所以人是异化承受和异化扬弃的主体,精神的异化也只不过是现实异化的一种对照和和反映。这事实上会在社会文化与人的内心世界中产生一种控制力量,正如Neil Postman所论述的那样:“技术垄断文明重新定义了我们观念中的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和智识,以使我们的定义适应这个时代的新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文明即为专制的技术统治文明。”[12](P44)

历史在走自己的路,不以人和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异化及科技异化的分析,不能从各种先验的逻辑出发,而只能从现实历史的角度,从历史活动的主体——生存在每一时代的具体的人出发。这样,历史也就成了人类活动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成为了主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异化的归宿,能够扬弃异化的,唯有产生异化的历史本身。“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P78),人本身与自己活动对象化的对立不仅仅是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历史的动力不是批判,而是现实历史基础上革命性的物质因素的积累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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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赵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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