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外语对比研究的境界、方法与呈现

刘永红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暨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如果把1898年的《马氏文通》视作汉外语对比研究的起点，那么，我国的汉外语对比研究已逾百年了。在这一百年间，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如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等，都曾致力于汉外语的对比研究，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汉外语对比研究更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方向。但是，如果站在汉外文化交流和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高度上，回看这一百年，可以发现，其高度、深度和广度上离全球化进程对汉外语对比研究的要求还相距甚远。黑格尔有一句很豪迈的话：要让哲学说德语。所以，德国成为了世界哲学的代言国。那我们能否通过汉外语对比研究，让语言学说汉语呢？因此，本文拟从汉外语对比研究的立论境界、操作程序和呈现方式等几个方面，试做探讨，希望能够引起您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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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外语对比；立论境界；操作程序；呈现方式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4－００10－05

收稿日期：2015-03-15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6JJD740013）

作者简介：刘永红，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暨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俄汉语对比研究。

汉外语对比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方法为最佳？其成果如何呈现？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与探索的。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也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帮助人类更好地使用语言，促进交际。因此，汉外语对比研究的目的就应该是：突显汉语的特点、规律和本质，促进汉外互译和汉外文化交流，丰富语言类型学和普通语言学；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境界决定高度，方法影响其深度，而呈现显示其广度。概括而论，汉外语对比研究的高度表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即事实描写、共性解释和理论创立；其深度表现为由“假设→验证→结论”模式构成的操作程序，包括调查、统计、征实、归纳、反思、互证、术语化、体系化等步骤；其广度则表现为立足汉语语言，放眼世界各种语言，寻找汉语与世界各种语言的异同，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让世界更清晰地倾听中国；而其成果形式的呈现方式则可公式为：纵向理论+横向方法=论文（著作），根据不同的写作目的又可以分为：（1）小题大做（归纳）；（2）大题小做（演绎）和（3）提纲挈领（综论）等三种类型。

一、境界确立

所谓境界，根据《辞海》（1980:548），原是指疆界或境地，景象。佛教盛行后，成为佛学术语，指学佛修行所达到的境地或造诣，如心外无境、境存于心和绝对境界等，其方法有两种：渐悟与顿悟。后来，境界又指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所表现的情况，尤其指诗、文、画等的意境。可见，境界是修行和攀登所达到的高度，换言之，境界决定高度，做人、做事，做艺术、做学问，均需要设立境界，确立奋斗目标，如果缺乏清晰的境界，不确立高远的目标，就会肤浅、平庸，就会在学术精品与学术垃圾之间挣扎。正如王国维所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汉外语对比研究亦如此。

古今中外的学术大家都十分重视境界的确立，或者说，他们之所以著名于世，是因为他们有其崇高的理想境界和可行之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后学的重视与深思。（1）境界上，如孔子的君子境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杨雄的学人境界：“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次也；咸无焉，为众人”（《法言》）；司马迁的史家境界：“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曹丕的文论境界：“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声名自传于后……成一家之言”（《典论·论文》）；严羽的诗人境界：“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王船山的学问境界：“述往以为来者师也”，“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读通鉴论》），蔡元培的大学境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黑格尔要“让哲学说德语”的豪迈誓言和崇高境界，等等。（2）著名的问学之法和治学之道，有陈寅恪的“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林语堂的“两脚蹋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范文澜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等等。他们或以学问的功能为境界，或以学问的方法为境界，或以学问的品格为境界，都成就了一家之言，楷模后世。这皆得益于他们立就了高远的学术境界。这些过人的境界和成功的方法应成为我们确定汉外语对比研究的学术高度的重要标杆和启示。

汉外语对比研究也有自己的学术境界和方法论高度。所谓对比，是指“把两种不同的事物或情形作对照，互相对比”，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其中，“对”指“对照”，“比”指“对比”，其重心在“比”上。汉外语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把汉语与其他语言（或方言）进行比较，在描写和解释的基础上，理清语言的异同，突显各自的特点，发现语言的共性。它是汉外语交流和跨文化交际的前提。这种对两种语言的详尽而深入的对比分析有助于提高说话人的语言交际能力，使之能够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和恰当的交际对象就恰当的话题说恰当的话。可见，作为一种境界，“汉外语对比研究”应被视为一种思想、观念，一种研究语言的自觉意识和基本立场，扩大学术视野，填充思想空缺，以指导人们在跨文化背景下如何把话说得更好、更得体，更好地完成交际任务，以消除文化隔膜，减少文化冲突。

汉外语对比研究的境界由三个层次构成。

境界一：语言事实的比照。

即通过对比，以发现或突显汉语或外语的特点，回答两种语言各自有什么特点的问题。比如汉语界提倡“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这对于汉语界和汉语本体研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理论生发点，但是，从汉外对比的广阔角度来看，却只是一种立足于本土的观点。事实上，有比较才有鉴别。要更好、更清晰地凸显汉语的特点，只有通过汉外、普方、古现等的对比研究，才有更清晰，才能事半功倍地反观汉语自身。“如果只满足于用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来处理、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必定有很大的局限性”[1](P13)，“更不利于使汉语研究对现有的普遍语言学理论作出反馈”[1](P12)。比如《马氏文通》，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它，马建忠仍然是通过汉外语对比而让汉语清晰地意识到建立语法体系的必要性的第一人。没有他，可以说，汉语语法研究也许至今尚在零散的汉语事实的茫茫黑夜里慢慢地摸索着。

境界二：语言类型学式的对比。

即通过对比研究寻找人类语言的共性，即普遍语法原理，以弥补单项语言研究的不足，揭示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这需要对语言事实作学理解释，说明两种语言的异同及其原因，即“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相同、相异的特点，从复杂的、无限的语言现象中，归纳出少量的、有限的类型，寻找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即共性），以深化对语言本质、语言特点的认识”[2](P131)。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

境界三：语言理论的形成。

即将对比成果系统化，使研究成果概念化、体系化，以形成新的语言理论。对单个语言现象或某类语言事实进行对比描写是重要的，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前期工作，而透过对比把语言的规律和本质系统化，以创建一个科学的语言学体系，这才是语言研究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所有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中国印象式的学术传统和只意会少言传的思维模式（如孔子的“述而不作”）使我们缺少这样的高度自觉和严格训练。我们应该在汉外语对比研究的过程中，努力改变这种现状。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是汉外语言对比视阀下的一个成功例证。

将对比研究成果系统化而成为完整的语言学理论的最为成功的范例是索绪尔。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其《普通语言学教程》被誉为现代语言学的“圣经”。但是，很少有人关注，正是他的历史比较语法学派前辈的丰硕成果成就了他这个后辈的索绪尔！当然这不是简单照搬的结果，而是崇高学术境界和问学眼光催开的耀眼的花朵。请看，索绪尔自己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中的几句震耳的话：“比较语法在它的研究中，从来不过问它所做的比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单靠比较不能做出结论。他们只是像博物学家考虑两种植物的成长那样去考虑两种语言的发展，就越得不出结论”[3](P22)。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伟大的，但是，他们那种“博物学家”式的学术境界和成果呈现方式局限了他们的学术眼光和研究高度。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成果造就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学人——索绪尔。是高远的境界使他透过语言现象看到了语言的本质，是境界使他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把这些成果概念化、体系化，创造了现代语言学理论。这就是境界和境界的功效！因为，“比较是科学的主要方法，但只通过单纯的比较方法还不能满足科学的需要”[4](P252)。看到这里，我们每一个做汉外语对比研究，以及其他对比研究的人们，不应该深思么？

二、方法运用

所谓方法，一般是指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它取决于人的境界和世界观，“对世界的基本观点怎样，观察、研究、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就怎样”（《辞海》）。可以说，有怎样的境界和高度，就会采用或寻找怎样的方法以适应之。爱因斯坦认为，理论决定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总是当时时代理论高度的折射、借鉴与应用。或者说，时代的思想境界越高，理论思潮越活跃，个人的学术造诣或理论就站得越高。无论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还是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都是当时时代思想高度的反映。而后学者，犹如纳百川之大海，如果不设定高境界，远目标，那么，当语言之峰泥沙俱下、理论之滩鱼目混杂的时候，我们就会手足无措，甚至被其掩埋，难以做出有高度的成绩。而境界，崇高的境界能够帮助我们大浪淘沙，披沙拣金，千锤百炼，而成一家之言。

虽然一切研究过程都不外由“提出问题→分析（解决）问题→表述结论”等环节构成，但是一般地，方法正确，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不讲方法，事事难成。

在传统学术视野中，方法论一般被表述为：事与器、器与道的关系，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器与道、事与器的关系是辩证的。但在缺乏境界的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情况往往是，要么重“事”不重“器”，一味去罗列“事”；要么重“器”不重“道”，一味去繁化“器”，导致我们的研究和学问或是术语的杂乱堆砌，或是事实的简单罗列，缺乏对方法论意识。正确态度应该是做到“三个充分”，即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因为“除非有充分的适当观察作为辅助，不然就无法建立起任何坚实的理论，如果缺乏某种既定的思辨观念作一贯的指引……也不可能收集必不可缺的材料”[5](P4)。

古今中外的名人在高远的境界推引下，形成了许多成功的学问方法，从而达到了自己的学术高度。比如司马迁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使其成为了中国史学上的第一人，其著作《史记》被称为“无韵之离骚”。姚鼐的“读有字书，识没字理”使其成为“桐城三祖”之一，讲究义理、考据、辞章。胡适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字字有据，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使其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朱光潜总结的边阅读边写作学问方法，使其成为翻译大家和美学大家，等等，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汉外语对比研究不是语言事实的纯粹罗列和简单比附，也不是单纯的异同现象的发掘与比照，而是为了通过比较现象揭示或解释本质，探索和总结语言的特点、规律和共性，并系统化，以达到语言研究的高境界、高起点和高水准。这就存在选点问题。任何研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任何论著也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是每一个事实或现象都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普遍性。因此，确定问题是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汉外语对比研究的选点一般包括两个层次：普选问题和专题问题[6](P43)。

（1）普选问题。所谓普选问题，是指在被比较的几种语言中对各自语言点进行按图索骥式的面面俱到的研究。它在于求全。宜于编写词典、语法书、教材或科普读物。比如语法研究，俄语1980年苏联科学院语法就是普选问题的最好样例。它是一部煌煌巨著，16开本，1400页，约合160万字，分为语音学、音位学、重音、语调、词素学、构词学、词法学、句法学等8大部分，体系庞大严整，知识点周全细致，很好地融合了语言传统与当时的理论前沿，十分周全。三十年过去了，至今尚未发现有超过它的体系和篇幅的。每一个学人完全可以按此体系，逐一描写，分别对比。但是，普选研究只是一种事实对比，得出的结论，一般只能是：①完全对应；②部分对应，又分为形式相同、意义不同，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等；③非对应，或称完全不对应。虽能为语言对比的整体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但在理论探讨上稍显薄弱。

（2）专题问题。所谓专题研究，是一种根据某种研究意图、研究要求，对某些独特现象或典型现象进行的有选择的对比研究。它是一种创造性法对比研究，取决于研究者的学识、眼光和驾驭能力。最宜于做论文或写专著。其中选题是最为困难的：选题太大，一篇文章容纳不下；选题过小，又缺乏代表性，很难说清问题、得出可靠结论，也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选点不恰当，又容易偏向，失去对比基点，绕来绕去，白费时间。专题研究的研究模式一般受制于当时的理论思潮和学术倾向，近年来有这样一些典型的研究模式：语用对比模式，或称功能-结构对比；跨文化对比模式，或称作语言文化对比模式；语言类型对比。专题研究的研究模式综合起来，可划分为两个面：语外对比和语内对比，包括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对比基础比较、物质实体、语言环境、交际情景、语言系统、语言结构、语言规则、语法功能、篇章功能、方法论等11个对比基点。

比如关于语法研究中的选题问题，吕叔湘先生总结说：“大致可以分别三种情况。一，有些题目过去没有人做过，大可一试，但这种‘开荒’式的题目是越来越少了。二，已经有人做过这个题目，但是结论不对，或者还有探讨的余地。三，这个题目已经有很多人讲过，并且其说不一，甚至曾经引起过论争。”这是经验之谈，也是方法论指导。

语言理论的创建需要方法论的支持。对此，汉外语对比研究要突破五个难关：寻找可比性、收集例证、描写与解释、创立术语和建立体系。其中，最难的一关是围绕体系建立而创立术语，这既是许多西方语言学大家的成功之处，也是我们中国学人的一大短处。一个成功的科学术语，能够撑起一片理论天地，能够抵得上洋洋万言的阐释。索绪尔、乔姆斯基、莱考夫、韩礼德等都是创立术语的高手，如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等，乔姆斯基的管辖与约束、孤岛、虚迹、移位等，莱考夫的认知图式、象似性、隐喻观等，韩礼德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等。每一个个术语犹如一个坚实的预制板，共同撑起了各自的理论大厦。

语言规律的总结和揭示需要科学而有效的方法。比如：结构语言学透过语言间的关系和价值研究语言，系统功能语法从三大元功能研究语言，生成语法通过语言天赋和“核心句”研究语言，认知语法通过图式和隐喻研究语言，文化语言学通过语言背景和民族心理研究语言，等等。索绪尔有机地融合语言和言语的两面，即言语组合公式（1+1’+1”+1’”……）和语言存在公式（1+1+1+……=1），勾画出了语言矛盾运动的完整图景（索绪尔1980：41-42）。它已经成为了语言学理论的理论基点，随后的所有语言理论都离不开这两个公式，只是各自突出了其中的某个侧重点而已。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从宏观上揭示了语言内部的矛盾运动，即语言内外运动变化的逻辑体系①：词汇论→语法论→句子论。它可分解如下：词汇→能指+所指=符号+概念；语法→普遍原理+个体特征=句型+言说者；句子→内在图式+外在表现=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实体+语篇。

建立语言理论体系，更需要以语言事实为基础，以语言学传统为背景，以哲学原理为导引，比如索绪尔之于经济学和辩证法，描写语言学之于结构主义，生成语言学之于形式主义哲学、笛卡儿先验哲学和政治学，认知语言学之于体验哲学等。更需要有高远的学术境界，洪堡旨在探索语言结构与人类精神的关系，索绪尔旨在解释语言本质的普遍原理，乔姆斯基则旨在研究人类的语言能力等。而“组合语法”试图利用“语位、语向、语势、语境、语形”等组成的术语体系，提出一个“组合语法”的理论假设，即Σ= [（O + S） （P + T） F ]，并做出了如下定义：（1）所谓组合主义，其基本思想可表述为：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在意图支配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分按照自然法则、经济法则和美学法则的有比例合成，而（2）“组合语法”的本质是，在交际意图支配下通过“位中枢”对意义的认知选择和对形式的生成呈现[6](P41)。

三、成果呈现

汉外语对比研究成果有三种呈现状态：（1）汉外语现象的观察与描写。（2）汉外语异同规律的说明与解释。（3）汉外语对比研究成果的术语化、体系化等。

汉外语对比研究成果的呈现有三种操作方式：（1）“小题大做”式。这可理解为“责实求名”，或归纳与类比。它从事实或现象入手，以小见大，能够通过归纳零散的现象，发现重大的规律。这极需功力。（2）“大题小做”式。这可理解为“循名责实”，或演绎与推论。它从原理或假设入手，举重若轻，用可靠的原理解释未知的现象和本质。这更需见识。（3）“提纲挈领”式。这是一种综合方式。既可综合事实与原理，现状与问题，传统思想与新理论、新成果等，可以多角度、多侧面、多视点地比较和分析语言现象，又可以将现有的研究成果系统化，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理论流派。这需要判断能力、概括能力和整合力，也需要眼光和高度。

汉外语对比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也是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一个难题。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拟定了题目，不知道如何拟框架；拟定了框架，又不知道如何下手论述成文。或者说，确定了“小题”，不知道如何去“大做”；确定了“大题”，不知道如何去“小做”。根据研究经验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成果呈现的路线图：纵向事理+横向方法=论文或著作。它的意思是说，对于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而言，既要有纵向的理论贯穿，或事实主线，它们构成成果呈现的经线，又要有横向的方法编织，或理论的合力运用，它们构成纬线，因为，只有经线，或只有纬线，是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或编织成一幅完美的图案的，必须经纬交织，纵横交错，始成方圆。具体而言，（1）如果一篇文章的纵向是依据某种理论的“大题”，比如“汉外语序的认知语言学分析”，那么，文章的横向就应该是具体的事实和其他微观方法，诸如“小三角”、“三个平面”、义素分析、语义指向等，以此来配合文中所采用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并根据文章的题目和语料整合纵横两个方向，使理论与事实融会贯通，相得益彰，这样，研究成果就能够获得最佳呈现。（2）如果论文的纵向是某类语言事实或现象的“小题”，比如“汉外存在句语序比较研究”，那么，文章的横向方法就应该是大的理论和原理的综合运用，比如生成语法、构式语法、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等。这样，纵横交错，事理相融，研究成果就会获得比较完美的呈现。

汉外语对比研究成果的完整呈现模式是“假设——验证——结论——新假设——新验证——……”，但从学术境界和方法论的高度看，更期待提出新颖的学术体系和理论流派，形成新的观点，发现新的规律，以期在对语言事实做细致观察和客观描写的基础上，发现语言内部及其内外间的矛盾形式及其运动和规律，并建立科学的语言学新体系。比如对网络语言现象的考察与对比。网络是一个可以肆意创新和花样百出的虚拟舞台，新词、新语、新句子、新现象纷至杂陈，让人目不暇接，良莠难辨。对此进行研究，尤其是汉外语对比研究，必须讲求方法。如“粉丝”一词，就必须从其来源、转义、范围、变体等侧面进行考察。它是英语fans（狂热、热爱之意，后引申为影迷、追星等意思）的音译。在普通话里，是“追星族”，粤语里为“拥趸[dǔn ]”。后来随语境而出现类推变化，如《红楼梦》的红粉，李玉刚的钢丝，刘忻的“芯片”，李宇春的玉米等。但是，俄语中有这种现象，却没有这个或这样的词，虽然有一个相似的后缀-ман（…狂热爱好者，…癖好者，…迷），意为безумие, восторженность, страсть，如балетоман（芭蕾舞迷），但不是一个意思，而对等的词语是энтузиаст, болельщик, поклонник,любитель等几个词语。通过这些描写，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即“词语的引进要受到语言实际使用的检验与改变，而且改变越大，在引入语中的融入度越高”[2]。因为，喜新、求新、趋新，是人类的共同心理倾向、反应和追求。如果能够通过汉外语对比研究，通过大量的语言事实的分析和总结，建立符合人类语言共性的网络新语、新词新义的指导性体系，这项研究就更科学、更完美了。

总之，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的日益加快，以及跨文化交际向深度和广度的不断迈进，汉外语对比研究，既前程无限，又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提高研究意识和能力，追求高境界、新方法，不断创造新成果。这样，才能借助语言对比，减少文化冲突，克服文化休克，促进文化交流，完成历史交付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祖国文化的繁荣、为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为中华文化赢得国际话语权作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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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