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形象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景——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永红教授访谈

刘永红，邬 忠

摘　要：刘永红教授根据自己30余年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经历，结合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原理，提出“语言形象术研究”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访谈中刘教授以语言形象为主线，以成语和文学材料为例证，提出三个观点：第一，语法格式是支撑语言形象的骨架；第二，修辞手法是语言成像的调色板；第三，认知意象图式是形象赋义的定界框架。并详细分析了“语言形象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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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言形象术；语言；文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０4－００03－07

收稿日期：2015-01-10

作者简介：刘永红(1959-)，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俄语成语学、中外语言对比、俄罗斯文学；邬忠（1975-），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语言对比及语言教育研究。

邬忠（以下简称“邬”）：刘教授，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当面向您请教。您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语言学到文学再到语言学的转向，请问您的大致思路与操作方法是什么？

刘永红(以下简称“刘”)：我的学术之路经历了从语言到文学再到语言的往返过程，正好画了一个圆圈。据此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和努力方向：语言形象术研究。它正好是对我这三十多年学术研究历程的一个总括。

从1980年秋走进大学，到现在已经过去34年了。像每一个少年一样，我也有过作家梦，对文学很感兴趣。我十分幸运地进入了俄语专业。这多年来，每年在我系新生的入学教育会上，我都会庄重地告诉他们四个字：“感谢俄语。”优美而丰富的俄语，伟大而深邃的俄罗斯文学，也正好契合了我儿时的作家梦。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巅峰之一。我在课余认真阅读了《普希金诗选》、《当代英雄》、《穷人》、《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名著，其中丰满而深刻的人物形象，广袤而独特的自然景色总让我久久难以平静，由此开始关注文学思想和文学形象。

当时最让我动心的是车尔雪夫基斯基的博士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我来自农村，乡村的一切，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淳朴的乡风，健美的少年，让我特别喜欢和认同他的著名的论点“美就是生活”，把他奉为偶像。本科论文写的就是《简论车尔雪夫基斯基的美学思想》，当时自我感觉写得很不错。那时参加外语系的一个演讲竞赛，主题也是“美”。题目到现在还记得，叫《什么是美》。由此把朱光潜、李泽厚、宗白华、梁宗岱等名家的书读了不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文学是一个最能塑造形象，最能表现人的思想情绪，又最能够驾驭语言的艺术，而美学是其艺术指导。当时就有把语言、文学以其形象性为契机而勾连在一起的模糊意识，总觉得，学习语言如果纯粹孤立地背单词是会很枯燥的，也难以把握和体悟语言的造像概念和文化承载功能。把语言作为一个载体，一种工具，在文学的语境中学习语言是最好的，会事半功倍，既可以掌握语言的意义和用法，又能体会语言的文学性。后来才知道，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1986年考上硕士后，就暂别文学，专注于成语学了，因为我的导师周纪生先生的研究方向是俄语成语学。不过，我觉得在语言领域里，成语以其独特的魅力离文学最近，正好能够把语言和文学连在一起。因为，成语是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经典隽永的语言单位。它以其精炼的形象和多面的表现力，一头连接着语言，另一头连接着文学。成语因其隽永的形象，不能望文生义，不能直接用其组成成分的表面形象去推断它的成语义。“胸有成竹”这个成语不能解读为“胸中有现成的竹子”。而是应该由表及里，通过字面形象去理解其引申义，犹如文学，需要通过语言形象去揭示深藏其间的象征义和隐寓意义。成语研究既满足了我的文学梦，又成为我综合研究语言和文学的桥梁。

21世纪初，我决心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又回到文学研究，研究方向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但是受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我研究象征主义的时候仍然以诗歌的语言艺术研究为主。我觉得文学离不开语言，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做了几年文学研究之后，因为工作需要，我又重新开始研究语言，研究重点是中俄语言对比，主要以句法对比为主。2006年，我主持了一个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俄汉小句对比研究》，提出了组合语法观，就是受到诗歌意象的并置艺术的启发。

通过中俄语言对比研究，我又发现，句法是语言取象和文学成像的呈现支架，它以多样的结构格式，承载着丰富的语言形象，构造出文学形象的千姿百态。可见，语言与文学、文化的合力点就在于其形象和形象性。这就是我的30多年学术研究历程，即所谓“语言形象术研究”。因为语言是形象的材料，文学是形象的天地，文化是形象的内涵。30多年来，我一直立足于语言，用语言贯穿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这就是我们提出的语言形象术研究的基础。

邬：从您所说的研究历程来看，您个人的爱好在于文学，而主要研究领域是语言学。那您觉得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之间有什么联系？

刘：语言和文学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高尔基说过，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一般来说，文学被定义为语言的艺术，可见语言和文学水乳交融。但是自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语言学的地位，成为学界的主流学科之后，原来语言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被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就开始分家了，使语言成为语言，文学成为文学，按照时髦说法，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成了两张皮，不但缺少沟通，反而有些彼此相轻。这造成的后果就是语言局限于研究形式，研究语言内在的特点，尤其是语言的结构与模式，意义与指称等，即使从文学作品中摘录例证，也只是用作孤立的语料；而文学则侧重研究作家生平、文学主张、文学思潮等，对语言自身的特点关注不够，以致我国的语言学缺乏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体系，我国新诗的创作也在语言的创造和锤炼方面有所不足。所以我根据自己研究的体会，在语言形象这个概念的统筹之下，尝试沟通语言与文学的联系。因为，一方面语言为文学服务，而另一方面，文学必须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和形象，两者缺一不可，也不能相互替代，各有侧重。如果语言研究越深刻，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的表现力就越强；文学语言越是精炼、优美、丰富、深刻，那么语言研究自然就有充沛的语料，更能够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些从俄罗斯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文学家们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文学经典，在语言上各有各的特点，比如普希金的诗语简洁明快，果戈里的句子复杂晦涩，陀思妥耶夫斯基忧伤沉郁，托尔斯泰风格典雅，而高尔基则平易近人，比如说高尔基的三步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就非常通俗易懂。作家的语言修养和艺术造诣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深度和高度，也决定了其语言风格。但是，正是这些伟大的文学家的伟大作品又促进了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帮助许多语言学家赢得了世界声誉，比如苏联著名的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就是在研究文学语言的基础上成为世界级的语言学家的。

人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文学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能够成为世界文学的高峰之一？这就是语言修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语言的掌握越是娴熟，其文学创作就会越是优美而经典。反过来，文学创作的思想越深刻，对语言的要求就越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地摊文学和高雅文学、经典文学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语言粗糙。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文论家谈到这个问题。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陆机的《文论》中都提到，不同的文学体裁对语言有不同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做语言研究的人不能只局限于对语言形式的研究的原因。正如认知语言学所说，不能过于专注于语言的任意性研究。索绪尔是强调任意性的，但在语言与文学之间更多的是理据性。每选择一个词，都是根据当时的情景而选择的，是为情节服务的。所以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必须是相互交融，互为目的。

邬：正如您所说，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密不可分，而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就是从语言角度出发研究文学，您觉得形式主义对您的研究和中国的语言及文学研究有哪些影响？

刘：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有理论创造潜力和创造意识的民族，他们对文学有研究，对语言也有很多探索，提出了很多有世界影响的理论体系，而形式主义理论就是站在文学的角度来高扬语言之美的立场和思路的。形成于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是分别以雅克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由一帮年轻人组成的诗歌语言研究会。俄国形式主义最重要的术语有两个：文学性和陌生化。文学性强调要研究诗歌的语言美，或者语言艺术，重视艺术语言形式的重要性，这里的“形式”主要指语言形式。而陌生化强调的是“让石头成为石头”，避免形象的自动化、程式化，而是创造性地重绘文学对象的形式，使读者在“延宕”中，获得全新的认识，获得全新的感觉、感受和感情，犹如熟悉的东西容易造成审美疲劳，而新的却可以唤起惊艳一样。这两个术语的实质其实只在于一点：对形象的态度。认为诗歌的美在于语言而不在于内容，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形式主义者从格律、节奏、用词、拟声来谈诗歌的音韵美、形象美和结构美，对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俄国象征主义诗歌领袖勃留索夫就说过：“诗人必须完美地掌握语言，善于调动全部手段鲜明地填充语言和心灵的沟壑”。在《普希金的诗歌技法》一文中极其实证而细密地分析了普希金诗歌的音步、韵律和和声，几乎每首诗都被涉猎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开始密集地研究形式主义，尤其是陌生化原理，但更多的是应用于文学研究上面，对语言研究不是特别深刻。

我为什么关注形式主义这个研究思路呢？因为在语言形象术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也就是应用形式主义的诗歌手法来研究语言形象，并且使语言形象真正地通过陌生化来达到审美效果。由此促进中国的文学语言，尤其是新诗语言的进步。为什么中国的新诗走不出去？语言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国内新诗在语言方面往往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通俗的大白话，要么就是晦涩的朦胧语。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朦胧派，利用琐碎的意象，怪癖的语言，曲折地表达对当时社会的现状的看法。实际上，他们的语言表达里就有形式主义诗学的因子。因为俄国形式主义认为人类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只是表达的形式，尤其是语言的造像形式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应该反思中国新诗未来发展的道路，尤其要关注它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

邬：您曾在俄罗斯语言学类权威期刊《语言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上发表了“语言对比研究：观念、视角与方法”（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языков: концепция， подходы и методы）一文，该杂志创办发行60余年来在此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的中国学者为数极少。请您谈一下您在语言对比研究方向的主要观点好吗？

刘：俄汉语对比、或者说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很早就有了。从广义上来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就是汉外对比的成功范例。中国的俄汉对比研究是从1950年代以后才兴盛起来，因为中俄当时正处于蜜月期。交流的需要促进了语言对比研究的繁荣。这个时候俄汉对比的地位很高。从我们收集的材料来看，两种语言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了对比，如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我甚至发现一篇文章叫《俄汉标点对比》，可见，对比研究让人们几乎把俄语和汉语都彻底翻了个了。但是在对这50多年的俄汉语对比作一个整体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对比研究是分散的，是孤立的。单个词或典型的语言现象的对比研究多一些，并且通常是偏重对某些比较热点的词语，或者是义项多的词的对比研究。而有些词基本上就没有涉及到。我们认为语言对比研究，不应该从研究者个人爱好出发，必须是对两种语言系统的全面深入的描写，这样才能够既客观，又科学，并且能够指导实践。因为语言作为两国交流的工具，并不是说研究者喜欢的那几个词，人们就用，而不喜欢的，人们就不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的交际，是系统之间的交际。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谈到语言对比的观念、视角和方法。

在对比研究观念方面，研究者首先要建立两个语言系统之间的对比意识，这涉及到语言对比的境界问题。从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三个境界，第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事实描写。纵览50年来的汉外对比研究，最基本的观察结果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完全相同，第二就是部分相同，第三是完全不同。对于事实的对比描写，这样的结论是足够的。但作为对两种语言系统的对比分析而言，这样的结论似乎少了一些东西。按照索绪尔的说法，历史比较语言学虽然是有功绩的，但是他们只是拘泥于事实描写，材料堆砌，而不知道辛苦做出的对比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他们是纯粹的语言事实梳爬，“比较语法在它的研究中，从来不过问它所做的比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单靠比较不能做出结论。他们只是像博物学家考虑两种植物的成长那样去考虑两种语言的发展，就越得不出结论”。但是，他们却成就了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创立。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基础，是打扫阵地，看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这个同和异到底在哪里，这一层次可以视为系统对比之前的分析。这是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层次或者是境界叫做共性解释。两种语言为什么要对比呢?对比就是要寻找人类语言的共性。历史语言学确定了语言的谱系，划分出了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不同的语系。现代语言学则试图寻找出人类语言的共性，也就是人类的共同规律，所谓的普遍语法，这就需要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所以对比研究的第二个境界是语言类型学。探究语言的共性就能使我们的对比从事实描写进入到现象分析，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了，对提炼和总结人类的语言共性作出贡献。但这个层次仍然还是材料性的。而作为语言对比研究的最高境界（第三个层次），应该是理论创立或者理论创设，形成有普适性的思想和方法。任何研究不外是这样三步：事实描写→现象分析→理论创立。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索绪尔，他就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达到这个层次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但是我们把它提出来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语言理论都在对比的基础上产生的。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就是他来中国学习之后，在汉语和英语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观察到语言的功能而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当然语言对比的视角和方法很多，比如我当时在文章中也说到，乔姆斯基所谓的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所谓充分，是指不能对比孤立的事实，应该做系统的比较、客观的总结和科学的解释。关于对比方法，我们也总结了四个模式，即结构对比模式，功能对比模式、语用对比模式和跨文化对比模式。在此基础上根据设定的目的，采用现有的语言学原理，比如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纵横交错，立体分析，就可以得出比较客观的真理。因为，任何研究方法都是当时理论的应用，都无法越过当时的学术积累。这样就能使语言对比站在一个理论高度上。但是，语言对比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对比的材料来自何方？第一手材料当然是个人的直接采集，但是个人的精力有限。大数据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第二个材料来源，这就是语料库。第三个来源是语法书和词典。俄罗斯的语法书、词典，尤其是科学院1970年语法、1980年语法，以及科学院十七卷大词典、俄语成语词典等，都是组织大批人员通过阅读、做卡片，从俄罗斯著名作品中摘抄下来的，都是典型的句子、规范的例证。它们不是语法学家自己创造的理想句子，也不是纯粹的口语。这能够保证对比研究的语料具有规范性、典范性。我的那篇文章也是想呼吁一点：我们的汉语语言研究者也应该尽可能走经典例证之路。

另外，语言对比还应该包括文学语言对比。所以我个人的对比研究中有很多是语言对比、文学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尝试。比如2002年我出版的《俄汉成语的文化分析》里面就涉及到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合力对比，其中，把语言的形象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这也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对比方法和对比策略。

邬：您刚才提到俄罗斯语言研究的语料来源是来自于经典著作，这使我想到中国的普通话也是来源于经典的白话作品。中国和俄罗斯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语言学，俄罗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国情学，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异同？

刘：俄罗斯语言国情学是1970年代出现的，其创始人是 维列夏金（Верещагин Е.М.）和科斯托马洛夫（Костомаров В.Г.），其代表作是《语言与文化（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虽然同受当时世界文化热的影响。但是中俄语言文化研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俄罗斯的语言国情学是以词汇为主，其中一个核心概念叫词汇背景（лексический фон），重在分析“空位词（лакуна）”，即完全不对等词（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ая лексика），如совет（苏维埃），突出词语的文化内涵。而我们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从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开始，研究重点是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强调字词的社会性的色彩。或者是按照我们邢福义教授所说的：“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这两家做的不是词汇的释义，而是要揭示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比如说俄罗斯语言国情学做的最典型的是语言空缺，即某些词语在一个语言里有，在一个语言里没有，这是由词汇背景知识决定，相当于汉语的语源和典故。而我们中国做的最详细的、最有影响的是亲属称谓系统。因为俄罗斯的人口没有中国这么多，社会关系也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复杂。所以他们的亲属称谓没有我国这么发达和多样。

但是有一点相同是这两个都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所以都能够很好地揭示语言所承载的民族语用心理。比如берёза（白桦树）和莲藕（лотос）虽然都是植物，但是它们在中俄两国人们心中所引起的联想就有很大的差异。比如，白桦树在俄罗斯人心中是美丽匀称的少女，是故土和祖国的象征，而莲藕在我们心中也会引起很温柔的联想，比如藕断丝连，出污泥而不染。把这两个形象颠倒过来，在两国人们心中则完全没有这样丰富的关联。这就是说对语言的文化内涵进行对比一定要深入，并且要重视语言背后的文化负载。回到我们的主题语言形象术，语言形象是不可译的。中国传统虽然由于词不尽意，而崇尚“立象以尽意”，但是任何一个形象的联想和意思是多方面的，会生发无限的歧义。比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就是形象所造成的后果。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语言及其形象的对比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棘手。

邬：您目前准备出版一本新书，就是《语言形象术研究》，这是您多年来研究的结晶。您能不能详细地谈一谈您是怎么样通过语言形象把语言学、文学、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的？

刘：我确实新近提出了“语言形象术”这个概念，这是我多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因为我在这三十多年来的学习和研究中发现，语言最重要的是形象而不是孤立的词语或抽象的句子。即使是孤立的词，它指称的是事物，成形的是物象。而句子具有陈述、描写、感叹、疑问的功能，它们的对象也是生活中的片段，也是一种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合力塑造的更具体可感的丰满的人物形象。这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语言作为符号本身就是形象的。比如索绪尔把语言定义为音响形象+概念。从理论上来说，没有音响形象（语音）或视觉形象（文字）的话，符号是不存在的。从实践上来看也是如此。因为语言不是实物，而是对实物的一种符号标识或者是抽象命名。如果语言是实物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超越时空的交际工具，不可能描绘人类虚构的东西，不可能应用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也不可能承载如此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且很多实物，即使在同一种语言之中，其名称也各不一样。比如说“杜娟花”在有些地方就称为“映山红、山石榴”。俄语中更奇怪，同一个月亮，却被称作阴阳不同的两个词：месяц（阳性）和луна（阴性），并根据其形象，把他们分别称作“长角的月亮”（рогатый месяц）和“圆脸的月亮”（круглощекая луна），有时还把它们比作一对夫妻。这就表明语言不是实物，是形象，是概念，是实物抽象化范畴化后的概念符号。这几年我一直在以成语为阵地，研究语言形象术。因为成语最重要的特点是形象性，为什么成语形象生动呢？因为成语的来源是生活的片断，我们称之为是“形象完形片断”。从认识论上说，一个成语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语言形象片断或者生活场景，而从语言功能上看，这个完形性使它言简意赅，但在形式上相当于词。这个方面汉语成语非常多，比如说刻舟求剑、朝秦暮楚、望梅止渴等等。所以成语的本质或魅力首先在于它的形象性，而这个形象仍然是由语言组成的，不能望文生义，不能直接视译，必须借助语源和认知判断，做出近似的释义。所谓释义，就是对这个生活片断进行划定，进行赋义，不然的话每个成语就会因人而异，形成不同的理解，产生歧义。最典型的一个成语就是“道貌岸然”，语源上，它是指神态庄严，现在这个成语多含讥讽意（《现代汉语词典》，第260页）。但季羡林先生在写一篇题为《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悼念冯芝友（友兰）先生》的回忆录的时候，把这个词用了直译，说：“印缅之行……中间总有芝生先生的影子在，他长须飘胸，道貌岸然。”季先生的用法完全是原始形象和原初意义。因此，我一直把语言，尤其是成语研究的中心放在形象性上。这些形象是怎么构成的，或者说，是如何成像的呢？

我观察了成语近二十年，发现除了少数例外（如：之乎者也，逃之夭夭等）之外，几乎所有的成语都不仅仅是词的简单拼叠，而是有其构成方式和成像规律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语法格式是支撑语言形象的骨架。这是指每一个成语都是依据某个语法构式而形成的，或者说，成语的构成是有其独特的结构模式的，比如汉语成语的四字格形式就是其独特的标志性构式，使几乎每个成语都是“一字不易”的。四字格模式又可细分为几种语法结构，如（1）联合结构。比如古今中外、生老病死、七零八落；（2）动宾结构。如：固执已见、饱经风霜、引经据典；（3）动补结构。如：贻害无穷、噤若寒蝉、高不可攀；（4）偏正结构。如：中流砥柱、两袖清风、白手起家；（5）兼语结构，如：借花献佛、画饼充饥、望子成龙；（6）非常规结构。如：乱七八糟、不亦乐乎。第二，修辞手法是语言成像的调色板。一般而言，语法旨在把话说对，而修辞则旨在把话说好。成语的成像不只是把词语按某个结构模式的简单堆砌，而必须让它完整而生动，这就需要借助修辞了。用于成语成像过程的修辞手法以明喻、暗喻、隐喻、转喻和夸张等居多。比如说“海市蜃楼”、“岁寒三友”等这些成语，都是按照修辞手法组成的，形象鲜明，不只是直接的字面意义。少数的例外是象“之乎者也”之类的成语。但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之乎者也”也可以算是语法隐喻。可以用于描写某个喜欢咬文嚼字的人的学究气。可见，修辞的存在是为了形象，不是为了语言本身，是成语成像的重要手法。第三，认知意象图式是形象赋义的定界尺度。世界上有无数的生活场景、自然景色、人文图景，但是，为什么某些形象进入了成语世界，而另一些形象虽然也内涵丰富、生动可感，但却被拒之门外呢？这就是人类的认知图式在起作用。我们认为，所谓认知意象图式，并不神秘，其实就是人类大脑中的一个取象界面，一个对生活片段的取舍框架，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它帮助人们把连续不断的生活场景切割成为一个个符合人们意图的片段，即图式化处理，这些片段就成为成语的形象，被切割的场景就是成语的语源，而人们的意图就成为了成语的意义。因为参与成语意义形成的不是整个事件，而是事物情景。然后，语言大师们再根据语法结构，进行修辞加工，找出具有索引性的字词，构成一个“形象完形片段”，一个生动形象的成语就诞生了。我们以俄语成语как сапожник为例，它的形象义是“像鞋匠一样”，而成语义是“酩酊大醉”。这就是认知意象图式造成的结果。在俄罗斯，сапожник（鞋匠）作为一种手艺人，应该有许多特点，为什么这个成语只是选取这个特点呢？原来，在俄语中сапог（靴子）和сапожник（鞋匠）在俗语中都用于转义，表示неумелый человек（笨拙的人），含有轻蔑意义，如пишет, как сапожник(写得很蹩脚)。在沙皇时代，手工业工人主要来自农奴和城市居民中最贫穷的阶层，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下，而制靴又脏又累，被认为是贱活，因此，鞋匠常以酒浇愁，烂醉如泥，成为一个独特的普通现象。人们运用“部分-整体”意象图式和认知模型原理，截取鞋匠酗酒的这个典型意象，形成成语как сапожник，并赋义为до зеленого змия,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напиться, быть пьяным)（烂醉如泥，酩酊大醉），含有不赞色彩。比如釜底抽薪、背水一战、得陇望蜀等等的成像和成形，都是莫不如此。

根据语言形象术的实践经验，认知意象图式也是人们把握成语形象、解读成语意义的重要依据，甚至欣赏文学作品的重要分析器。成语的形成过程是意→象→言，而成语的识解过程则相反，是言→象→意。这就需要运用意象图式原理，通过语言的形式，去还原成语截取之前的完整表象，进而找出这个生活场景中的焦点，以理解成语的意义。比如面对汉语成语“膏粱子弟”，我们必须运用意象图式，通过语言的意象转换，即理出“膏”指肥肉，“粱”指细粮等线索， “膏粱”被引申出“富贵人家”之意，才能知道“膏粱子弟”被引申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识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这就很自然地在认知意象图式的框架下，把语言、文学、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构成了语言形象术研究的广阔前景。

后来我又研究文学，尤其是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象征主义与形象联系就更密切了。所谓象征就是用具体事物形象表现某些抽象意义，也就是通过语言形象来附加深刻的寓意，“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反过来说，寓意的形象表达就是象征，可见形象在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重要位置。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是压低概念，抬高音响形象，而象征主义则既抬高音响形象，又不忘记隐含深刻的意义，就是用此岸的形象，来象征彼岸的意义，最为符合认知意象图式理论。所以我认为形象在文学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以至有人说文学是形象思维的结果，是用语言把形象思维的结果呈现出来，而文学欣赏则是通过语言形象来捕捉形象思维的过程和对象。所以文学中的形象也是语言和文化的合体。

文化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文化形象，尤其是成语形象，都是人们利用认知意象图式通过语言形式构筑的，所以我研究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书就取名为《诗筑的远离》。意象图式的隐喻机制和转喻机制就是赋予语言形象以文化内涵的基本准则。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成语，如刻舟求剑，狡兔三窟，打草惊蛇，隔岸观火，这些都是中国式的成语形象。虽然“隔岸观火”的形象具有普遍性，俄罗斯也有这样的生活现象。但是这样一个成语形象是由中国人说出来的，是有中国出处的，带有中国的情感色彩。我综合这些研究，尤其是后来十几年做俄汉语法的对比研究和认知语言学研究，更加坚定了语言形象术的思想，认为，人类的任何一次语言活动，都不外是一次运用意象图式原理的语言形象的筑造，无论是日常会话、国际交往，还是文学创作、艺术欣赏等等，都不外是利用语言形象传达或传递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或感知对方的思想、感受对方的情感。

语法也是形象的，无论是乔姆斯基的NP+VP，还是俄语的N1 + Vf，亦或是汉语的“一X，就Y”等，都是一个个形象的模式，成为语言形象的构成骨架。比方成语“胸有成竹”是主谓式的，“引狼入室”等是兼语式的，“说三道四”是联合式的，这些都是语法骨架对形象的支撑作用。所以说语法也有形象，以至于西方人提出了语法隐喻。这就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感到语言是形象单位，是为了人类塑造形象而诞生的。人类如果没有形象的创造，就不需要有语言的存在了。

邬：您能用几句简单的话对“语言形象术”这个新领域作个总结吗？

刘：今天谈的就是我这30年学术来的学术探索和对语言形象术思想的设想。语言虽然与人类的诞生相伴随，但是，语言的本质和生成过程的谜底仍然没有被揭开。尽管如此，形象性应该是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征，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兴起更证明了这一点，相似性、隐喻转喻机制、意象图式等等，都落脚于语言的形象性。因此，我们尝试运用“语言形象”作为揭示语言基本规律的入口，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思考和批评。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