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科学化:限度与突破
2022-06-08
【论文摘要】教育研究科学化是提高教育学学科价值和学术地位的迫切需要和根本路径，而定量研究水平是衡量教育研究科学化不可或缺的指标。制约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双重限度，一是教育研究对象的价值性、复杂性、生成性等特点限制了教育研究的量化水平，构成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内部限度;二是定量研究方法论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滞后、科层制的学术评价制度和教育研究的"失范"构成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外部限度。突破教育研究科学化限度的根本路径在于建构实践导向的教育研究范式，当务之急在于加强与科学化的教育研究相适应的教育统计与测评学科建设和教育研究队伍建设，基本保障在于构建更加开放、弹性的教育科研评价机制。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科学化;定量研究;教育科研评价
自教育学诞生以降，尤其是赫尔巴特提出教育学应有独立的研究领域、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以来，[1]教育学就在朝科学化的方向一步步艰难迈进。在我国，自教育学被引进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于教育学应该坚持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许多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缓慢，影响了教育研究的实践价值和学术地位。为此，我们不得不考量：教育研究科学化滞后，是因为教育研究者秉持的科学观的偏位？或是由于教育学的人文属性，使教育研究科学化没有可能和必要？抑或教育研究科学化存在难以突破的边界和限度？如果确是如此，教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有无可能突破？如果可能，又该如何突破？这些问题的考究，对于教育学学科发展和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教育研究科学化：实然之境和应然之需
近年来，关于教育研究科学化争论不断的一个原因在于研究者秉持的"科学"观的不同。人文主义者认为"教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应通过理解和解释而不是通过描述和物化模型来追求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2];科学主义者则更加崇尚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有用"的科学性。实际上，实践证明，坚持绝对的人文主义或者绝对的科学主义对于教育研究来说都是不现实的，而不论是坚持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定量研究的发展，是社会科学在20世纪最显著的发展之一，也是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⑴而且"科学界普遍把学科定量分析的水平当作科学性的重要、不可或缺的指标。"[4]对于教育研究而言，正如瞿葆奎、陈桂生、叶澜先生认为的那样，方法的变化（包括研究者的思想方法的变化和研究中使用的具体方法的变化）是教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研究越深人，对研究方法的要求越高，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也是教育研究方法实证化和定量化的过程。[5]由此看来，尽管定量研究水平不能作为衡量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唯一指标，但是以其衡量教育研究科学化水平却无可厚非。为此，言说教育研究科学化问题，我们首先可以以定量研究水平为准绳，判断教育研究科学化的现状和程度如何，是为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实然之境"；判断教育研究科学化有无必要，是为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应然之需。
(一）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实然之境
从教育研究成果的知识属性来看，定性
研究依然占据绝对的话语权。以国内最具影响的四种综合性教育学术期刊刊载的论文作为佐证，《教育研究》、《教育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分别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主办，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教育期刊，这些期刊刊载的教育研究成果的定量研究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教育研究的定量研究水平。将四种期刊2011-2013年刊载成果分为思辨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等类型进行统计，[6]分析表明，量化研究所占比例仅为14.34%,定性研究的数量远远多于定量研究，尤其是思辨研究占到81.06%，说明定性研究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的定量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建构与应用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
注思辨研究主要包括理论思辨、历史研究、经验总结等;2.量化研究主要包括统计调查、实验法、二次分析、内容分析等；.质性研究主要包括叙事研究、案例研究、田野考察等;4.其他主要包括会议综述、书评、课题成果简介等。
定量研究的式微还可以通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教育学）研究类型窥见一斑。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教育学)代表着我国最高层次教育学人才培养的最高水平，而令人遗憾的是，自1999年开展第一次评选至2013年的15年间，获评的13篇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心理学和体育学类不计人其中）均为定性研究（见表2),尤其是思辨研究占到92.3%,定量研究方法在这些优秀博士论文中几乎没有得到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定量研究在教育研究中所处的境遇，也显示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方法论偏好，以及教育研究专门人才培养和评价的基本取向。
提高教育学知识的科学性和可用性，是教育学改善学科形象、赢得尊重、体现价值的根本途径。[7]目前，教育研究科学性还十分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影响教育研究的"有用性"，即教育研究对教育实践和教育政策的贡献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二）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应然之需
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从人们日常生活到商业行为到学术研究到国家战略，大数据正在广泛应用。
尽管不少学者对教育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价值提出诸多质疑，认为"大数据"概念的流行反映了当下技术至上主义的极端自负，它消解了个体对世界的自我理解，而且让社会科学研究的求知成为一种赘余。[8]尽管教育研究中的数据无法与自然科学中具有确定性和可验证性的数据相比拟，但是不可否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必将对教育研究范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置身于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研究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不做出应对。就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工作而言，教育均衡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教育均衡程度的测算，教育质量评估与监测，以及慕课、翻转课堂、云课堂质量评价分析等都不是仅仅依靠理论建构和逻辑论证能够实现的，必然都需要基于对教育发展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科学化;定量研究;教育科研评价
自教育学诞生以降，尤其是赫尔巴特提出教育学应有独立的研究领域、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以来，[1]教育学就在朝科学化的方向一步步艰难迈进。在我国，自教育学被引进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于教育学应该坚持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许多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缓慢，影响了教育研究的实践价值和学术地位。为此，我们不得不考量：教育研究科学化滞后，是因为教育研究者秉持的科学观的偏位？或是由于教育学的人文属性，使教育研究科学化没有可能和必要？抑或教育研究科学化存在难以突破的边界和限度？如果确是如此，教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有无可能突破？如果可能，又该如何突破？这些问题的考究，对于教育学学科发展和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教育研究科学化：实然之境和应然之需
近年来，关于教育研究科学化争论不断的一个原因在于研究者秉持的"科学"观的不同。人文主义者认为"教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应通过理解和解释而不是通过描述和物化模型来追求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2];科学主义者则更加崇尚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有用"的科学性。实际上，实践证明，坚持绝对的人文主义或者绝对的科学主义对于教育研究来说都是不现实的，而不论是坚持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定量研究的发展，是社会科学在20世纪最显著的发展之一，也是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⑴而且"科学界普遍把学科定量分析的水平当作科学性的重要、不可或缺的指标。"[4]对于教育研究而言，正如瞿葆奎、陈桂生、叶澜先生认为的那样，方法的变化（包括研究者的思想方法的变化和研究中使用的具体方法的变化）是教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研究越深人，对研究方法的要求越高，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也是教育研究方法实证化和定量化的过程。[5]由此看来，尽管定量研究水平不能作为衡量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唯一指标，但是以其衡量教育研究科学化水平却无可厚非。为此，言说教育研究科学化问题，我们首先可以以定量研究水平为准绳，判断教育研究科学化的现状和程度如何，是为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实然之境"；判断教育研究科学化有无必要，是为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应然之需。
(一）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实然之境
从教育研究成果的知识属性来看，定性
研究依然占据绝对的话语权。以国内最具影响的四种综合性教育学术期刊刊载的论文作为佐证，《教育研究》、《教育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分别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主办，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教育期刊，这些期刊刊载的教育研究成果的定量研究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教育研究的定量研究水平。将四种期刊2011-2013年刊载成果分为思辨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等类型进行统计，[6]分析表明，量化研究所占比例仅为14.34%,定性研究的数量远远多于定量研究，尤其是思辨研究占到81.06%，说明定性研究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的定量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建构与应用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
注思辨研究主要包括理论思辨、历史研究、经验总结等;2.量化研究主要包括统计调查、实验法、二次分析、内容分析等；.质性研究主要包括叙事研究、案例研究、田野考察等;4.其他主要包括会议综述、书评、课题成果简介等。
定量研究的式微还可以通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教育学）研究类型窥见一斑。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教育学)代表着我国最高层次教育学人才培养的最高水平，而令人遗憾的是，自1999年开展第一次评选至2013年的15年间，获评的13篇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心理学和体育学类不计人其中）均为定性研究（见表2),尤其是思辨研究占到92.3%,定量研究方法在这些优秀博士论文中几乎没有得到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定量研究在教育研究中所处的境遇，也显示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方法论偏好，以及教育研究专门人才培养和评价的基本取向。
提高教育学知识的科学性和可用性，是教育学改善学科形象、赢得尊重、体现价值的根本途径。[7]目前，教育研究科学性还十分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影响教育研究的"有用性"，即教育研究对教育实践和教育政策的贡献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二）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应然之需
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从人们日常生活到商业行为到学术研究到国家战略，大数据正在广泛应用。
尽管不少学者对教育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价值提出诸多质疑，认为"大数据"概念的流行反映了当下技术至上主义的极端自负，它消解了个体对世界的自我理解，而且让社会科学研究的求知成为一种赘余。[8]尽管教育研究中的数据无法与自然科学中具有确定性和可验证性的数据相比拟，但是不可否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必将对教育研究范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置身于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研究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不做出应对。就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工作而言，教育均衡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教育均衡程度的测算，教育质量评估与监测，以及慕课、翻转课堂、云课堂质量评价分析等都不是仅仅依靠理论建构和逻辑论证能够实现的，必然都需要基于对教育发展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