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再造社会

　　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8·19”讲话提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能不能加上半句：只要我们善待、善管和善用互联网，它就会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新平台”。

　　未来移动互联网会给社会舆论更大的表达空间和覆盖面。很多农民工买不起电脑，但可以用手机上网，发帖看帖。今天在任何一个突发事件现场，可能你身边潜伏着众多的网友，随时都可以上网发微博。比如上海五法官嫖娼事件，那段视频传出来，就在48小时以内，上海市纪委介入，把相关的人停职。

　　网民都是一些什么人？腾讯微博用户调查，37%的用户是90后、00后，55%是80后，两项相加，腾讯用户92%是33岁以下的年轻人。新浪微博的用户要老成一些，但是人人网的用户很多是学生，他们更加年轻。网民人口上的特征，总体可用两个词概括：young，带有青春期躁动、反叛的特征；poor，带有低收入人群的疑官疑富的特征。

　　今天网络舆论场的很多热点，往往起因于官民之间存在着隔阂、对峙、利益摩擦。人民网提出打通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舆论场”。体制内舆论场就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中规中矩；体制外舆论场，主要是都市报，特别是互联网。这两个舆论场往往信息不对称，而且相互不信任。

　　今天，政府背着现实国情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沉重负担，而要求立即改变现状的网民却总能占有道德制高点。老百姓不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容易把政府视为美好生活的制度阻碍，因此网上不利于政府的负面传闻、恶意猜测，总能迅速扩散，引起共鸣；另一方面，政府容易把有诉求、有意见的老百姓视为“维稳”的管控对象，对其诉求不是倾听化解，而是倾向于管控打压，这更会激起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

　　今天的一些网民非常像韩国电视剧中的疯狂女友，把政府当成这样的男朋友：1.你怎么都不管我；2.谁要你管我；3.你给我一个解释；4.你不要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你说的都是骗人的；5.看看人家的男朋友。老百姓往往不太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难处，不太理解社会转型解决复杂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去年，上海有个非沪籍的小女孩占海特，在人民广场上举牌要求开放异地中考。现在要求开放异地高考及小升初和中考的呼声，在网上有广泛的道义优势，倒是政府成为“被告”。但政府一时还做不到，因为今天北京、上海常驻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如果立即开放异地高考，北京上海的优秀教育资源翻一番，也不能满足所有非户籍人口的需求，所以改革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两个舆论场的隔阂中，我们一方面希望老百姓理解政府，理解转型期解决复杂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我觉得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政府，政府应该体察民情，理解民生的艰难和老百姓内心的“集体焦虑”。

　　比如说这次青岛中石化管道爆燃事故，中石化和青岛市政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相对来说，中石化后期的处置措施更到位一些。在事故“头七”那一天，在管道爆燃那一刻，10点33分，中石化动员全国百万员工站出来，面朝青岛方向默哀。在北京朝阳门中石化总部，那个有“天价吊灯”的大厅里，中石化董事长带队默哀，并把爆炸那天定为“中石化安全警示日”。这种做法，表现出央企前所未有的谦卑。

　　但相对来说，青岛地方政府做得比较差，事故“头七”这天好像没有任何表示，而事故发生后当地官方媒体的救灾报道调门过高，把一场灾难变成了表扬好人好事的场合。当地媒体报道：《住安置点，如家温暖》《官兵做饭，百姓喊香》，这太肉麻了。而当地领导人对这场严重的责任事故还没有调查清楚，却表示对谣言惑众的不法分子要“落地查人”，这在网上引起很大的反弹。本来是老百姓利益受到了伤害，我们正要向官员问责，没想到现在官员倒过来要查我们老百姓。

　　要化解官民之间的隔阂和对峙，一方面要呼吁老百姓理解政府，但是政府更要体谅老百姓。

　　网络舆论场理想的状态，是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表达的通道，形成一种平等对话、公平博弈的规则。但是客观上，网络舆论经常效果相反，出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指责。

　　互联网既是上帝送给人最珍贵的礼物，也有消极的一面，经常缺乏理性探讨问题的氛围，容易加剧社会不同阶层的隔阂、对抗，尤其是加剧了官民之间的对峙。

　　网上都是妖魔化城管的声音，的确有这样的案例不断地刺激我们的神经。据媒体报道，今年湖南瓜农邓正加很可能是被城管用秤砣砸死。但仅仅一个月后在四川南充市，秤砣再次出山，这次是卖菜的小摊贩夫妇，涉嫌用秤砣砸昏了城管。这说明城管的暴力执法和摊贩的暴力抗法同时存在。这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反思，城管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经常导致草根阶层的同根相残。

　　夏俊峰案是又一个撕裂社会的案例。在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北京知名网友五岳散人发了一个帖子，我觉得他说的非常靠谱：夏俊峰可怜、城管可怜，他们的家人可怜，是什么让原本只是普通人的城管和小贩如此敌对？这里有赢家吗？一个都没有。夏俊峰、城管都没命；他们的家人都失去了亲人；政府杀了人，却收获不信任；百姓对法治失望。所以所有人全输了。这样全输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遗憾的是，多数媒体没有鲜明地点出：夏俊峰之死的性质是杀人伏法。当然这个问题还存在争议。人民网做过一个“城管十问”的访谈，采访过100多人，包括摊贩、市民，也包括城管、官员等所有利益相关方，试图全面还原城管和摊贩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和各方诉求，对任何一方不做简单化的道德化的处理，大家一起来反思和完善城管制度。

　　夏俊峰案还有一个重要的缺失面，就是城管方面的责任。沈阳中院的判决里写道：对于发生的冲突，两名被害的城管也有一定责任。死者长已矣，但城管局还在。如果在最高法复核夏俊峰死刑之前，地方政府先行免去夏俊峰所在区的城管局长职务，或者由市城管局发表谈话，对三个家庭的悲剧表示歉意和悲痛，勇于担责，这将有利于平衡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