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会被后人不断地予以各种评价。100年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亦是如此。最近20年来，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封建的光辉篇章和开辟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形象正在被部分颠覆，逐渐生发出了对其加以否定的倾向。其中的重点之一，是认为新文化运动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反孔批儒推向了高潮，造成了扫荡中华文化命脉的历史灾难；因而如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清算这场历史灾难。这样的观点从海外而流布国内，在不少学者那里似乎已成定谳而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只要对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略作考察辨析，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既昧于历史事实，又疏于逻辑论证。
　　一、全盘反传统还是"猛勇"反封建
　　贬黜新文化运动者，常常把"打倒孔家店"作为其全盘反传统的有力佐证。这是站不住的。孔门儒学不是传统文化的"全盘"，因而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并非全盘反传统不言而喻。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学之外的诸子以及被目为异端的嵇康、李贽和民间神话、传说等多有借鉴、褒扬。
　　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是全盘"打倒"儒学吗？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是，在能够查阅到的新文化运动文献中，没有出现过"打倒孔家店"的字样，只是胡适在肯定吴虞反孔批儒时，赞扬他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把这比喻为清道夫扫除大街上的"孔渣孔滓"。①与渣滓相对的是精华。这意味着清扫"孔渣孔滓"是为了重新认识孔子及其儒学的精华。事实上，胡适出版于新文化运动高潮期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得失都有具体的分析，如指出"孔子论知识注重'一以贯之'注重推论，本来很好。只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问"，因而造成某些"流弊"。②可见"打孔家店"并非全盘把孔子及其儒学"打倒"在地。
　　当然，"打"字无论如何都显示了反孔批儒的猛烈、坚决的态势。因此，进一步需要分析的是：这样的猛烈、坚决有无历史正当性。胡适曾称吴虞和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①显然，要"打"的孔家店，就是"孔教"。所谓孔教，在当时有确定所指。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帝制始终与尊孔相联系，在这中间喧嚣不已的是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孔教会强调"孔教"，意在宪法中将儒学和孔子确立为国教和教主，为已被推翻的封建专制制度招魂。当时有报纸指出："所以如此者。固孔子力倡尊王之说，欲利用之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②所以，攻击孔教的实质是猛烈、坚决地批判有着悠久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如陈独秀所说：对于与民主主义的"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③
　　猛勇攻击孔教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的三个方面：政治层面上，批判孔子为帝王专制的"护符"；思想层面上，批判孔子为思想专制的权威；个人层面上，批判孔子之礼为伦理专制的先导。对上述三方面的批判，这里略举一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指出，封建帝王利用孔子尊君思想为自身的专制辩护，"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而是"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他们还指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专制，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凡不同于我者，概目之为异端，不本于我者，概指之为邪说"，由此造成了"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⑤他们还批判"孔门伦理"的纲常名教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的伦理专制，⑥尽管三纲之说非孔子所创，但"儒教之精华曰礼"，?L子之礼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而"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所由起也"，所以，"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⑦鲁迅将礼教对个性的摧残，以文学的修饰称之为"吃人"，由此"吃人的礼教"成为批判孔教伦理专制的形象流行语。很清楚，上述三方面的"猛勇"反孔批儒具有历史正当性。因为这使得人们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迷茫中有了新认识：把中国社会推向前进，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即陈独秀说的"吾人之最后觉悟"。即使是批评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杜亚泉也认为尊孔复古是违逆历史潮流的。他指出：在当时如果"复兴旧制"，则必"摧折新机"，动摇国本；"设使今日之俄国，欲复彼得以前之旧法，今日之日本，欲行明治以前之藩制，则世皆知其不能，识其不可矣。"①让世人皆知其不能，识其不可，正是新文化运动"猛勇"攻击孔教的光辉所在。
　　王元化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时，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中国人之自觉》中提出的以下观点值得肯定，即对以往的思想要区分两个层面：超越时代的"思想的根本精神"和思想受派生其时代所支配的具体观念，应当学习前者体现的智慧，而后者往往随着时代变迁而过时。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失误或者说片面性，在于只抓住了后者而忽视了挖掘前者，因而只承认孔子儒学的历史价值而否认其现代价值。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前一层面不能说丝毫没有认识，如陈独秀在批孔的同时指出："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③但应当说王元化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上述反孔批儒的三个方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确是从后一层面展开的。不过，只有深人揭示后者，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前者。这在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身上就有所体现。他这样评价陈独秀上述的"猛勇"攻击孔教的话："陈君这段话也可以说是痛快之至，在当时只有他看的如此之清楚!"由此他也"清楚"地认到：孔家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古代礼法，呆板教条以致偏欹一方，黑暗冤抑，苦痛不少"。④可见，正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儒学在后一层面的批判，使得梁漱溟认识到儒学的根本精神另有所在。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对于把握儒学的根本精神具有建设性意义。正如现代新儒家贺麟所说："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呈露出来"。⑤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对于儒学的新发展也具有历史正当性。
　　"猛勇"往往与偏激相联系。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偏激，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矫枉必须过正："夫矫枉必稍过正，而其结果仅乃得正。"⑥陈独秀、鲁迅、胡适都表达过同样的思想。这虽然无疑容易导致片面性，但也具有历史正当性。造成这样的偏激有着以下的原因：第一，由于中国近代以来改革屡屡受挫，很容易使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够彻底，从而普遍形成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理，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的"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就是这一心理的写照；第二，由于封建传统根深蒂固，不易撼动，需要使出加倍的力气与之搏斗，"吾恐吾国诸事既枉之程度已深且固，虽矫之甚过于正犹不能正之也";①第三，为了鼓励自己阵营的同志，坚持真理而不中途妥协，陈独秀致胡适信中说，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②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精神；第四，为了回应反对者的谩骂而用了一些激烈语言，如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回骂林纾的"人头畜鸣"之类。其实，新文化运动对于克服"偏激"有一定自觉意识。陈独秀被视作"偏激"的典型，然而正是他代表《新青年》批评钱玄同废除汉文之类的"激切的议论"，指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太赞成的"。③他在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者激辩时，冷静地表示应当如蔡元培一样，尊重对方保持其学术见解的权利，"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④既然有此自觉，仍有偏激之论，这就更表明了这偏激是出于特定的历史缘由。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偏激言论，是"猛勇"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激流溅起的浪花。
　　指出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片面性有其历史正当性，意在对它的反传统有同情的理解，而决不是要无视这些片面性。只有将肯定其历史正当性和揭示其片面性结合起来，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正是这样看待新文化运动。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它有"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缺点，即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好的就是绝对的好;⑤认为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⑥这里表彰了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它好坏截然分明的偏激，肯定传统文化具有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