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发展述评

　　摘要：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旅游人类学在西方诞生以来，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无论是在理论成果上还是在科研产出上都收获颇丰。而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由于起步较晚，与西方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唯有不断地借鉴和学习，并在实践中为我所用才能加快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步伐。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影响研究；社区；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45-04

　　一、国外旅游人类学发展历程回顾

　　1899年，意大利政府统计局的博迪奥发表论文《外国人在意大利的移动及其花费的金钱》，这是目前广泛认可的最早见之于记载的国外旅游研究文献[1]。人类学参与旅游现象的研究较为晚近，狭义的旅游人类学即指严肃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的旅游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才出现。纳什认为严肃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起始于努涅斯1963年发表的关于周末在墨西哥村庄旅游的一篇文章。格拉本则从学科性质的角度将人类学介入旅游的研究时间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2]。

　　1973年人类学家加法尔·加法里创办了《旅游研究纪事》，该刊现在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旅游学术期刊；1977年瓦伦·史密斯编著了旅游人类学著作《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被旅游学界的《旅游研究年刊》称为旅游人类学的里程碑[21]；之后，纳什在《现代人类学》上发表了《旅游：人类学的一个课题》[3]。20世纪80年代以后，旅游人类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帮助解决旅游发展中所产生的许多社会伦理、经济文化冲突和生态环境危机等重大问题的应用性功能[4]。

　　（一）旅游影响研究

　　早期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主要思考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利或是弊[5]。早期的人类学家大多对旅游业为目的地社会带来的影响持否定态度。如纳什的著名论断：旅游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游客是某些强权势利的不明智代表[15]。格林伍德在《文化能用金钱来衡量吗？——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文化商品化问题》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旅游业进一步导致贫富不均，似乎加剧了社区内裂痕的出现[23]。厄尔巴诺维兹在《汤加旅游业再审视：持续的麻烦时期？》中，对旅游业为汤加本地经济和文化所带来的潜在破坏力表示担忧[23]。克里斯特尔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托六甲的旅游业》中对旅游业给托六甲地区所带来的变迁感到叹息，这种变迁导致珍贵的传家宝或文化制品消失的速度加快[23]。

　　也有一些早期研究者对发展旅游持肯定态度。如戴琦在《旅游业对美国西南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研究》一文中指出：旅游促进了当地艺术品的生产并使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增强了印第安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自豪感，同时，他们不必再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或免受失业之苦[23]。麦狄娜考察了伯里兹城附近的玛雅村庄SanJoseSuccotz，发现游客对玛雅文化的好奇促使当地村民复苏和保留了一些玛雅文化精髓[6]。麦基恩对巴厘岛、科恩对泰国、波斯维恩对马耳他和曼斯浦格对布拉瓦海岸的研究，均认为旅游是良性或有益的发展途径[5]。

　　20世纪70年代末，以较客观的态度思考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佩克和莱皮在《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沿海城镇的旅游业与发展》一文中指出：旅游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循环趋势的涵化过程，在涵化各群体力量大体均衡的情况下，社区混乱和分裂会降到最低程度[23]。韩国人类学者蒙80年代末调查了一个日本山村，认为外来力量控制下的开发对当地生活的影响是“害”与“益”同时存在。1989年史密斯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再版，在1977年的第一版中，学者们大多只把旅游当作引发当地社会变迁的因素，十多年后的跟踪调查使许多学者把旅游之外的一些因素也囊括到了引发变迁的可能性因素行列[5]。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8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噪音、交通拥挤以及犯罪率上升等负面问题上，并提出相应对策。90年代后，学者们又将目光转移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5]。

　　总体来看，20世纪的旅游影响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变迁”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涵化”的概念，涵化是指异质的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学者们认为涵化是导致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原因[22]。特别是外来游客的涌入，通过“涵化”过程，对当地人的生活、文化价值观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东道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17]。

　　（二）游客研究

　　旅游者往往被看作是广义的游客，他们的行为特征、分类、行为的影响、旅感受等往往会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对象[6]。史密斯把旅游者分为5类：民族旅游者、文化旅游者、历史旅游者、生态文化旅游者、娱乐型旅游者。科恩也把游客分为5类：现实性游客、实践性游客、经验性游客、娱乐性游客、转移性游客[8]。麦克米尔和凯特在研究伯里兹城的AmbergrisCaye岛的旅游影响时，把游客分为投资型游客、国外退休移居游客、巡游型游客三种，不同类型的游客对当地旅游的影响也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游客的分类问题较为复杂，一般认为与工作取向相悖。如格雷本、乌瑞都提出了旅游并非工作，游客不是工作者的观点。科恩认为有些群体，如商业旅行者、旅游雇员、与会代表、出访官员等也是一种游客。乌瑞里和里齐尔把这些游客称为“工作型游客”，并指出工作只是他们继续旅游的方式，与东道主的接触仅局限于经济交换范围内[6]。

　　有学者把旅游与人生经历仪式相比，认为旅游也是一种通过仪式，是游客从一种经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验状态的过程。范·杰尼普（1908）是把人生通过仪式进行扩展研究的第一人。利奇（1961）把人生通过仪式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特纳（1969，1974）把人生通过仪式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并与旅游行为相类比，深化了杰尼普等人的观点[5]。格雷本将旅游称作是“神圣的旅程”。他认为旅游是一种世俗化的仪式，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以前由宗教仪式完成的功能。并认为人们之所以旅行是出于消遣、玩乐的需要，他还进一步提出人们有一种倒换原有的生活经验的需要[5][16]。

　　一些学者还提出，游客的旅游经历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文化冲击造成的心理障碍以及旅游时与当地人接触造成的不良印象等。学者们还注意到影响游客行为体验的因素，如旅游的类型、游客集团的状况、目的地社会的特点等[5]。

　　（三）旅游真实性研究

　　真实性问题最早被引入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布尔斯丁首先揭示了旅游业中的“虚假事件”。他指出旅游吸引物都是人工产品，游客被“虚假事件”取悦和欺骗[9]。麦肯内尔详细地论述了“舞台真实”，他认为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看到的往往是东道主刻意营造出来的“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前台真实”因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10][18][24]。科恩将“真实性”看作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不同的人对真实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此外，科恩还将时间因素引入到对“真实性”的分析中，认为真实性是逐渐形成的。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旅游活动可能随着时间发展而被当作是当地“真实的风俗”，那些起初为了出售给游客而制作的手工艺品也可能最终会演变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真实产品”[9]。

　　关于“舞台真实”会不会破坏文化的真实性，人类学家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舞台真实”是对传统文化真实性的“亵渎”。如格林伍德在《文化能用金钱能衡量吗？》一文中认为文化商品化会导致文化内涵的丧失[23]。持另一种态度的学者则认为，“舞台真实”不仅保留了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使得当地文化得以保持下去，同时又起到了吸引游客的作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