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在文化身份再现和建构中的角色探究

　　摘要:文化身份作为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拥有多种不同的建构资源。迅猛发展的大众传媒正逐步成为塑造现代人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它在传播活动中附带地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当前,文化身份危机是全球性问题,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文化身份危机尤甚,我国大众传媒应当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有意识、有目的、有步骤地再现和建构中国文化身份。

　　关键词:大众传媒;建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是“身份”(identity)概念的延伸。“身份”是过去几十年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也是当代社会和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的现代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身份”问题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致的主题,众多研究者对人类各种“身份”展开了研究。文化身份的概念最早由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oriSpivak)与霍米·巴巴(HomiBhabha)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提出。英国文化研究集大成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认为,文化身份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来定义,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第二种立场则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文化身份既是`存在'也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霍尔给出的第一种界定认为文化身份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存在,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流行于工业革命前;而第二种界定认为文化身份是流动的和建构的过程,是建构主义的视角,如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可。本文认为,文化身份兼具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流变性。一方面,它是固有特征的再现与延续;另一方面,它是创造性的生产与建构,总体上表现为一个再现与建构的过程。

　　一个可辨识的、清晰的、统一的文化身份对于个体、群体和民族国家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当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传播的信息化正引发世界性的文化身份危机,处于社会—经济转型进程中的中国亦未能幸免。因而,建构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是当前一项迫切而重大的任务。在此语境下,探讨大众传媒在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中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及多元建构资源

　　(一)文化身份作为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

　　在哲学渊源上,身份研究存在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当代身份理论主要着眼于两个关键要素:

　　(1)身份是变化的。吉登斯(AnthonyGiddens)指出,身份是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思考模式,随着时空转移及情境差异而变化。

　　(2)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人的身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身份是被“建构”起来的,在历史、文化、权力“重述”中被“生产”。至此,本质主义身份观遭到了抛弃,建构主义身份观取得了优势地位。作为身份概念延伸的文化身份也不例外,它本质上不是已经完成的和稳固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不断地被生产、塑造和再塑造。在前述霍尔给出的文化身份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中,霍尔本人倾向于第二种立场,他认为,文化身份“始终处于变化和转变过程之中”,不是相对“完成了的”,而是在不断地被建构、被修改、被完善。

　　建构主义理论为理解文化身份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它认为知识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表征,而是人们在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中建构的一种关于世界的解释。人类从来都不是静态地认识与发现外在于自身的客体世界,而是经由认识、发现过程,不断地、动态地塑造着现实世界。例如,新闻便是对真实的社会建构,“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综前所述并结合建构主义的启发可见,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

　　由于文化身份同时还是“固有特征”的延续,所以它还是一个再现过程,是再现过程和建构过程的统一,在再现过程中实现建构或重构。

　　(二)文化身份的多元建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