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立人”教育思想浅析
2022-06-09
摘 要：众所周知的鲁迅是一个顶着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光环的知识分子。但是一个完整的鲁迅远不止如此，鲁迅还是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教育贯穿了鲁迅先生的大半个人生。通过教育、启蒙一直实践着他“立人”思想。
关键词：鲁迅；教育；立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这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陷入了落后被殖民的境地。鲁迅先生的青年时期又恰逢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亡国灭种的耻辱危机几乎笼罩 在每个人的心头。志士仁人们都在历史的严酷的考验下救亡图存，纷纷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在“别求新声与异邦”的时日里，先生找到了“立人”这个药方。
先生的立人思想体现在写于1907年和1908年的五篇文言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之中， 而集中阐发则在《文化偏至论》之中。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说“立人”是救国、兴国、和立国的根本，要“立人”必须先去解放个性和释放心灵做到“尊个性而 张精神”。
在先生的小说中，一个人往往越是清醒、超前、独立以致超脱大众，越是为社会所不容。在被民众的不理解或故意不理解的情况下最终被 “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所扼杀。如《狂人日记》、《孤独者》、《在酒楼上》、《长明灯》就是秉持了这样一个范式。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先生对精 神、个性扼杀的深恶痛绝和先生对国民精神改变的期待。
在鲁迅小说里，不论是狂人、魏连殳、吕伟甫还是祥林嫂，他们面对着的是一个社会、一个集 体、一个看不见的“无物之阵”。在这个“无物之阵”中他们被一点一滴地消磨着，直至被磨灭。像如吕伟甫这类善良、温情、有才、富于理想的人，却穷愁潦倒， 几乎落寞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现实社会的荒唐与横逆让他们的精神和个性全部沉寂，取而代之的只有压抑、落寞、颓唐。带着这种痛，先生在《长明灯》中不得不借 用“疯子”的口说出“我放火”来发泄自己的恨。《孤独者》最后的“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 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不就是先生对麻木国人精神的哀恸吗？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后，鲁迅一路走来。行走在世态炎凉的人性的荒漠中，见了太多“世人的真面目”。庸众精神之麻木使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改变 精神”便成了“立人”的首要任务。？然而由谁去“立人”，去改变国人的精神呢？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提出了“精神界战士”这个概念。他认为要实现“立 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战士”。因此他发出了“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焦急而痛苦的呼唤。《呐喊·自序》里那“在寂寞里奔驰的 猛士”、“铁屋中大嚷的人”也就是“先觉者”，他们就是“精神界战士”的代表。只有他们不断的“大嚷”、“不惮与前驱”才能挽救在铁屋中这“许多熟睡的人 们”。
“精神界战士”不但是先生对改变国民精神的一大认识，也是其立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摩罗诗力说》里的“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援 吾人出于荒寒”便是“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和任务，作为“先觉”的他们应是“人国”的建立、民族的觉醒、精神的改变以及人主体和个体意识确立的推动者。 “人国”的建立需要他们唤起民众，引导民众，将“先觉”的思想意志广播于大众，使广大民众从昏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挣脱出来，实现人的解放、精神的解放、个 体的解放。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里的夏瑜、《长明灯》中作为主人公的疯子，都注入了先生“精神界战士”的理念。他们身上都散发着先驱 者的气质，背着毁坏铁屋子的使命，担负着摧毁旧秩序的任务，承载着建立“人国”的希望。他们精神独立，思想先进且自由个性，与庸众，与维护旧秩序者对立， 是清醒的先觉者和启蒙者。他们“立意在反抗”，反抗“众数”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制。他们用实际行动反抗被称为“社会公意”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 团”。他们是“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永远反抗者，是坚持在没有路的地上走出路的探索者、实践者。就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尽管自己随时都有着被吃 的可能和危险，仍不抛弃不放弃。在死亡面前，狂人依旧“不惮于前驱”，劝吃人者不要再吃人，企图换回吃人者从未归位过的人，点燃他们麻木的精神，照亮吃人 者觉醒的路。然而，“精神界战士”的宿命是注定了的孤独、不被理解和不被容忍。“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1]是他们已定的结 局。他们甘愿为“爱我者”牺牲，愿意“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一心想用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为未来建立一个精神自由，具有独立个 性的人国。
然而，就如先生所言：“希望是付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2]“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带着启蒙使命的沉重和渺茫，他依旧“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4]用自己启蒙和教育的实际行动佐证着传统士人的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 第49页
[2]《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续编》第359页
[3]《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第485页
[4]《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华盖集续编》第130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北京：北大出版社 1999年版
[3]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关键词：鲁迅；教育；立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这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陷入了落后被殖民的境地。鲁迅先生的青年时期又恰逢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亡国灭种的耻辱危机几乎笼罩 在每个人的心头。志士仁人们都在历史的严酷的考验下救亡图存，纷纷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在“别求新声与异邦”的时日里，先生找到了“立人”这个药方。
先生的立人思想体现在写于1907年和1908年的五篇文言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之中， 而集中阐发则在《文化偏至论》之中。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说“立人”是救国、兴国、和立国的根本，要“立人”必须先去解放个性和释放心灵做到“尊个性而 张精神”。
在先生的小说中，一个人往往越是清醒、超前、独立以致超脱大众，越是为社会所不容。在被民众的不理解或故意不理解的情况下最终被 “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所扼杀。如《狂人日记》、《孤独者》、《在酒楼上》、《长明灯》就是秉持了这样一个范式。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先生对精 神、个性扼杀的深恶痛绝和先生对国民精神改变的期待。
在鲁迅小说里，不论是狂人、魏连殳、吕伟甫还是祥林嫂，他们面对着的是一个社会、一个集 体、一个看不见的“无物之阵”。在这个“无物之阵”中他们被一点一滴地消磨着，直至被磨灭。像如吕伟甫这类善良、温情、有才、富于理想的人，却穷愁潦倒， 几乎落寞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现实社会的荒唐与横逆让他们的精神和个性全部沉寂，取而代之的只有压抑、落寞、颓唐。带着这种痛，先生在《长明灯》中不得不借 用“疯子”的口说出“我放火”来发泄自己的恨。《孤独者》最后的“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 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不就是先生对麻木国人精神的哀恸吗？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后，鲁迅一路走来。行走在世态炎凉的人性的荒漠中，见了太多“世人的真面目”。庸众精神之麻木使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改变 精神”便成了“立人”的首要任务。？然而由谁去“立人”，去改变国人的精神呢？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提出了“精神界战士”这个概念。他认为要实现“立 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战士”。因此他发出了“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焦急而痛苦的呼唤。《呐喊·自序》里那“在寂寞里奔驰的 猛士”、“铁屋中大嚷的人”也就是“先觉者”，他们就是“精神界战士”的代表。只有他们不断的“大嚷”、“不惮与前驱”才能挽救在铁屋中这“许多熟睡的人 们”。
“精神界战士”不但是先生对改变国民精神的一大认识，也是其立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摩罗诗力说》里的“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援 吾人出于荒寒”便是“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和任务，作为“先觉”的他们应是“人国”的建立、民族的觉醒、精神的改变以及人主体和个体意识确立的推动者。 “人国”的建立需要他们唤起民众，引导民众，将“先觉”的思想意志广播于大众，使广大民众从昏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挣脱出来，实现人的解放、精神的解放、个 体的解放。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里的夏瑜、《长明灯》中作为主人公的疯子，都注入了先生“精神界战士”的理念。他们身上都散发着先驱 者的气质，背着毁坏铁屋子的使命，担负着摧毁旧秩序的任务，承载着建立“人国”的希望。他们精神独立，思想先进且自由个性，与庸众，与维护旧秩序者对立， 是清醒的先觉者和启蒙者。他们“立意在反抗”，反抗“众数”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制。他们用实际行动反抗被称为“社会公意”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 团”。他们是“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永远反抗者，是坚持在没有路的地上走出路的探索者、实践者。就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尽管自己随时都有着被吃 的可能和危险，仍不抛弃不放弃。在死亡面前，狂人依旧“不惮于前驱”，劝吃人者不要再吃人，企图换回吃人者从未归位过的人，点燃他们麻木的精神，照亮吃人 者觉醒的路。然而，“精神界战士”的宿命是注定了的孤独、不被理解和不被容忍。“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1]是他们已定的结 局。他们甘愿为“爱我者”牺牲，愿意“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一心想用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为未来建立一个精神自由，具有独立个 性的人国。
然而，就如先生所言：“希望是付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2]“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带着启蒙使命的沉重和渺茫，他依旧“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4]用自己启蒙和教育的实际行动佐证着传统士人的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 第49页
[2]《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续编》第359页
[3]《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第485页
[4]《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华盖集续编》第130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北京：北大出版社 1999年版
[3]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