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与重构：论林纾的文化守成意识
2022-06-09
【摘要】1919年春，屡遭新文学家谩骂的林纾作出了反击，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文学史形象被污名化。其实，在新旧双方口诛笔伐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始终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议题：在文化亟须求借新质以完成转型的转折点，如何调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对此，林纾竭力思考，并给出了合乎时代特征的答案，这也正好为未来文化的前行提供了可供借镜的资源。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文化守成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20-5
“五四”文学革命并未出现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热闹，而是一开始就陷入“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寂寞，如何打破僵局成为趋新的作家们急需解决的难题。1918年3月，钱玄同与刘半农通过独特的方式：角色扮演（他们自己称之为“做戏”），酿就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双簧信事件”。钱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以旧文人的口吻揄扬了“桐城派”古文、“同光体”诗歌以及“林译小说”。刘半农则以编者身份作《复敬轩先生》，对上述评价一一批驳、讥刺。其实，自1917年以来，钱玄同就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翻译家林纾，在《反对用典及其他》、《（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刘半农译<天明>的附志》等文章中以含沙射影，或直截了当的方式对他进行抨击。隐忍多时的林纾在1919年春连续刊发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以及公开信《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非议、指责新文化运动，引起众怒。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参与了笔墨征伐。但是林纾不为所动，又撰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坚持己见，呼吁延续传统文脉。自然，在新文学家构建的现代文学评价体系中，林纾遂被污名化，进而被长期遮蔽。
一、“自我”与“他者”的纠葛
翻译的历史是文学更新的历史，也是塑造文化力量的历史。林纾及其译作被攻击，新、旧双方大肆笔战，固然在于新文学家措辞轻薄，貌似正义的姿态令人不安（甚至引起了新文学界内部的分歧，胡适与钱玄同为此有过争论，朱经农也曾表不满），但是根本原因却在于不同主体对所处文化采取了或认同，或疏离的权衡姿态，从而引出该怎样确立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样一个始终让中国知识分子陷入思维困境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风云变幻的转型之际，如何调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成为近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历经数千年的嬗变后，传统文化在近代进入过熟阶段，内生性的创造活力逐渐萎缩，要获得转型的可能性须得求取新声于异邦。林纾对此有切身的体验，深知异己文化的重要性，也一再倡导向外学习的精神。他在1900年的一篇序文中作过一个“习水斗游”的譬喻：“今欲与人斗游，将驯习水性而后试之耶？抑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不善弹而求鸱灵，不设机而思熊白，其愚与此埒耳。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勤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而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矣。”他充分认识到“他者”是完成“自我”重塑与壮大的前提，只有自觉地吸纳其他文化的优质基因，才能在文化竞争中胜出。
在确立学习的必要性后，林纾也在思考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问题。事实证明，异国元素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辟开新路径，展示新图景，所以，贬斥西书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但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惟新之从”的弊病又让他大为不满，“必谓西人夙言夙行，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因此，林纾主张以通变的眼光，辩证的心态来建构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新”文化意识和传统文化的底色化成了他的精神内蕴：秉执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性的眼光，承认中西之间的差异；坚守民族的本原，饱含持重与守成的温情。
正是从这种认知出发，林纾明辨了中西创作主体在文化心理上的暗合，他指明西士文字“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匪风》、《下泉》之思，欧西老成亦往往同此心理，风漓俗窳，乃思及古道，始发为歌讴，用讽谕之义以感人，而又不已，则编为小说，演诸梨园。”在他看来，中外文学的共通之处不仅体现在内容上、情感上，形式上也是如此，“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字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
“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榫、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自然，传统的经典文本，如《史记》、《红楼梦》、《水浒传》就成为他用作比附例证的重要资源。林纾揭示了中外文学之间存在的不类而类的构成，同时也在以传统文学为背景的比较中确立起了文化自信以及自我主体认同。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文化守成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20-5
“五四”文学革命并未出现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热闹，而是一开始就陷入“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寂寞，如何打破僵局成为趋新的作家们急需解决的难题。1918年3月，钱玄同与刘半农通过独特的方式：角色扮演（他们自己称之为“做戏”），酿就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双簧信事件”。钱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以旧文人的口吻揄扬了“桐城派”古文、“同光体”诗歌以及“林译小说”。刘半农则以编者身份作《复敬轩先生》，对上述评价一一批驳、讥刺。其实，自1917年以来，钱玄同就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翻译家林纾，在《反对用典及其他》、《（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刘半农译<天明>的附志》等文章中以含沙射影，或直截了当的方式对他进行抨击。隐忍多时的林纾在1919年春连续刊发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以及公开信《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非议、指责新文化运动，引起众怒。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参与了笔墨征伐。但是林纾不为所动，又撰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坚持己见，呼吁延续传统文脉。自然，在新文学家构建的现代文学评价体系中，林纾遂被污名化，进而被长期遮蔽。
一、“自我”与“他者”的纠葛
翻译的历史是文学更新的历史，也是塑造文化力量的历史。林纾及其译作被攻击，新、旧双方大肆笔战，固然在于新文学家措辞轻薄，貌似正义的姿态令人不安（甚至引起了新文学界内部的分歧，胡适与钱玄同为此有过争论，朱经农也曾表不满），但是根本原因却在于不同主体对所处文化采取了或认同，或疏离的权衡姿态，从而引出该怎样确立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样一个始终让中国知识分子陷入思维困境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风云变幻的转型之际，如何调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成为近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历经数千年的嬗变后，传统文化在近代进入过熟阶段，内生性的创造活力逐渐萎缩，要获得转型的可能性须得求取新声于异邦。林纾对此有切身的体验，深知异己文化的重要性，也一再倡导向外学习的精神。他在1900年的一篇序文中作过一个“习水斗游”的譬喻：“今欲与人斗游，将驯习水性而后试之耶？抑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不善弹而求鸱灵，不设机而思熊白，其愚与此埒耳。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勤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而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矣。”他充分认识到“他者”是完成“自我”重塑与壮大的前提，只有自觉地吸纳其他文化的优质基因，才能在文化竞争中胜出。
在确立学习的必要性后，林纾也在思考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问题。事实证明，异国元素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辟开新路径，展示新图景，所以，贬斥西书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但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惟新之从”的弊病又让他大为不满，“必谓西人夙言夙行，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因此，林纾主张以通变的眼光，辩证的心态来建构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新”文化意识和传统文化的底色化成了他的精神内蕴：秉执开放的心态与世界性的眼光，承认中西之间的差异；坚守民族的本原，饱含持重与守成的温情。
正是从这种认知出发，林纾明辨了中西创作主体在文化心理上的暗合，他指明西士文字“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匪风》、《下泉》之思，欧西老成亦往往同此心理，风漓俗窳，乃思及古道，始发为歌讴，用讽谕之义以感人，而又不已，则编为小说，演诸梨园。”在他看来，中外文学的共通之处不仅体现在内容上、情感上，形式上也是如此，“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字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
“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榫、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自然，传统的经典文本，如《史记》、《红楼梦》、《水浒传》就成为他用作比附例证的重要资源。林纾揭示了中外文学之间存在的不类而类的构成，同时也在以传统文学为背景的比较中确立起了文化自信以及自我主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