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与干预：国际的实证依据

2.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华盛顿20057）

摘要：近十多年来，儿童早期健康、营养、社会保障、入学公平以及有质量的保育和教育逐渐受到全球的关注。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已经纳入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政府为幼儿制定全面的政策、为家长提供有质量的服务、提供必要的公共资金逐渐成为发展的紧迫要求。本文基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实证依据，呈现对处境不利儿童及早干预的重要性，早期投资对个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益处，以及不同早期干预措施的影响力。进一步比较了当前儿童早期发展实际的和最佳的投资模式特征，介绍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儿童早期发展的实践项目及其干预研究结果。强调政府需要重视并衡量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质量，参照国际经验开展政策的制定工作。由于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实施涉及到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诸多利益相关方，需要建立支持儿童早期发展的制度架构，建立协调机制，促进政策的设计、制定、实施和评估。

关键词：儿童早期干预；儿童早期投资；国际实证依据

中图分类号：G6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7.05.002

一、世界早期儿童发展状况与及早干预的重要性

强调儿童早期发展（ECD）和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ECCE）是一种奢侈还是必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的结果，已经有40个国家将学前一年的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然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尚未承担起这一教育的责任（UNESCO，2015）。尽管这一议题日益受到关注，托幼园所、早教机构在大城市迅速发展，但是全球近三分之一在园儿童的教育与服务是由私营机构承担着（UNESCO，2014）。由于公共教育体系存在的真空，城市和农村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的早期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质量更为堪忧，这是贫困儿童无法享有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关键。

如图1所示，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缺乏必需的微量元素，缺少健康护理，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早期教育匮乏，影响小学入学的准备程度。这些早期发展的问题将会导致人力资本和人的潜能的巨大浪费，因而应该探讨对儿童必要的早期干预措施。

促进儿童的发展和潜能的发挥涉及一系列的干预措施，上图主要说明了从孕期护理到学前教育各个阶段的要点。虽然近二十多年来，幼儿发展的状况在一些指标上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在许多国家， 与儿童发展的相关服务仍然长期被公共系统所忽视。其中，不仅包括营养状况、健康护理，也涉及与早期儿童教育相关的项目。从1999年至2014年，全世界各地区学前一年的总体入学率（GER）从33%上升到64%。但是，2013年依然有1亿6千2百万5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UNESCO，2014）。在全球，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接受正式学前一年教育的儿童不到一半①。拉丁美洲的总体入学率最高，为76%，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低，为18%。学前教育面临发展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质量偏低的挑战。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已经纳入2030年国际教育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倡导政府开展儿童健康、营养、社会保障、入学公平以及有质量的保育和教育，提供必要的公共资金逐渐成为发展的紧迫要求。

来源：Dendoba, A., R. Sayre, Q. Wodon, L. Elder, L. Rawlings, and J. Lombardi. Stepping Up Early ChildhoodDevelopment: Investing in Young Children with High Returns. [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4.

大量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发展迟缓的问题，而发展迟缓有可能影响儿童在认知、语言、身体、社会情绪等不同层面的发展结果（Naudeau et al，2011a）。Paxon 和Schady（2007）用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对儿童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厄瓜多尔，处境不利儿童的表现远低于富裕家庭儿童的表现。整体上，儿童在3岁时的差异比较小。但是，6岁的发展结果表明，来自25% 以上最贫困家庭的儿童明显落后于来自25% 以上最富裕家庭的儿童。Rubio-Codina 等研究者（2013）在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在语言接受和表达技能水平上存在14个月至42个月的差距。Case 等在英国的研究显示（2005），出生轻体重会对儿童未来的学业和收入带来不利的影响。Heckman（2008）的研究指出，在美国，父母教养方式的质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稀缺的资源条件。所有这些证据说明，从儿童出生之前到出生后的一年和前几年，都需要及早开展干预措施，满足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需求。

儿童早期发展的问题和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缺乏不仅与小学阶段和未来的学业成就有关（例如，高复读率、高辍学率、低完成率和低质量），而且还会影响一生的生活质量。儿童的早期经验影响多种技能和行为的发展，以及成人之后的健康水平和生产能力。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广泛的重视。Gertler等人（2014）在牙买加的一项追踪研究证明，早期儿童干预具有长期影响和经济效益。这项研究考察了在1986至1987两年间，因发育迟缓参加心理社会刺激干预的学步期儿童。在干预的过程中，社区健康工作者每周家访，指导家庭教养方式，鼓励母亲以促进儿童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的方式与孩子互动。20年之后，研究者再次访谈部分参加过早期干预的儿童，发现他们在成人之后的经济收入提高了25%，完全可以赶上那些在基线调查中的正常儿童。

及早干预为儿童发展奠基，花费少，收效大。比弥补问题所需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少。早期干预也有助于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奠定人力资源的基础。

二、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干预及投资的作用

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始自家长和社区。随着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与实施，以及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目标的确立和推进，政府为幼儿制定全面的政策，帮助家长提供有质量的保育服务的义务逐渐在国际上得以明确。虽然儿童早期发展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然而直到近十多年来，早期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被大量研究所证实后才得到全球的关注。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对于个体发展与社会公益都具有价值和意义。一项对美国1960年以来的123个研究的元分析结果得出，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有助于个体认知和社会性发展，包括学业表现、自律、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教育期待、社会交往和亲社会行为等多个方面（Camilli et al.，2010；Barnett，2008）。大量在不同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下的研究还证实，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有助于减少公共教育、健康和福利的支出，促进社会公平。但是，尽管公共投资近年来大幅增加，经费不足的问题依然是开展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主要障碍。

对于处境不利儿童的早期保育与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颇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的高质量的早期发展项目年回报率达7%-16%（Sayre et al，2015）。而且，早期发展与其他教育阶段以及整个教育系统的公平也必然相关。因此，早期的投资和干预是改进公平问题最为经济有效的策略之一。对世界银行（2015）在非洲、亚洲、欧洲和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干预措施评估发现，农村地区安全用水的效益费用比为3.4∶1，基本卫生条件改善的效益费用比为5-8∶1，在食品中加强铁和其他微量元素的效益费用比高达37∶1，碘盐高达30∶1.21，补充维他命A的花费是3-16美元，相当于挽回一年“健康”的生命（DALY）①。

关于早期认知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已经在世界范围得到了证实。这些研究起初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近年来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孟加拉国、巴西、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墨西哥以及菲律宾的研究证明了早期发展的益处（Bouguen et al.，2013）。厄瓜多尔的研究还发现，家庭教育背景较低的儿童在学前教育中获益最多（Berlinski，Galiani，& Manacorda，2008）。Burger（2010）评估了在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中早期干预对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儿童的影响作用。研究分析了早期干预的影响力，特别是认知发展这一重要指标对促进儿童发展的影响作用，并且依据干预措施在不同背景儿童群体中产生的效果，对干预项目进行了分类。

成功的儿童发展项目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根据世界各地的实证研究结果，这些项目往往从儿童出生开始，重视家庭的参与，并针对最贫困的儿童（Naudeau et. al.，2011a；Naudeau et al.，2001b）。高质量的保育涉及健康、营养、情感、保护、安全以及社会心理支持，在教育方面涉及学校教育以及对儿童获取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指导（UNESCO 和UNICEF，2012）。一般来说，在早期干预措施中，心理社会刺激的影响作用最大；营养补充作为单独的干预措施具有积极的效果，但是相对来说不够持久；家庭教养方式和家访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加强亲子互动。父亲的教养角色十分重要，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匮乏。强化的干预措施涵盖多个领域，更加综合，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因而早期综合干预产生的影响力最大而且最持久。

以美国的佩里学前方案（Perry Preschool）（两年的半日幼儿园）和“初学者计划”（AbecedarianProject）为例，这两个项目都针对处境不利儿童开展早期干预。虽然在实施的方式和强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说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Currie 和Thomas（2000）的研究证明，参加过开端计划（HeadStart）的儿童比他们的兄弟姐妹在学校的表现更为出色。Deming（2009），Carneiro 和Ginha（2009）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结果。

但是从就业等更长期的发展结果看，研究的结论不完全一致。已有的评估结果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早教中心在服务以及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上喜忧参半。在莫桑比克，Martinez，Naudeau 和Pereira（2011）发现，入园两年以上对小学入学率、每周学习时间以及儿童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的评估发现，儿童在参加早期教育项目之后比参加之前在动作、认知和社会性的发展上都有显著提高（Young，2012），而且在同一社区里参加早期教育项目的儿童与没有参加的儿童相比，在动作、认知和社会性这些方面也都有明显的提高（Primeira，Infancia & Melhor，2011）。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对柬埔寨一些形式的早教机构的研究表明（Bouguenet al.，2013），参加过早期教育项目和没参加过的儿童，三年之后的发展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别。一些研究者针对中低收入背景文献进行深入分析（Engle et al.，2007 ；Vegas，Santiba?ez，2010），研究结果也强调了这些结论之间的差异。

Cunha & Heckman（2007）、Heckman & Mastered（2007）和Heckman（2008）的研究显示，早期干预的投资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能够减少人生的不平等。这些研究结果都指出了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早期投资的高回报率。由图2可见，这一回报甚至高过任何时期的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

来源： Carneiro Pedro, Heckman James. Policies to foster human capital[J]. Research in Economics , 2008, 54 (1): 3-56.

此外，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有助于为大脑的发育提供良好的机会。认知神经的研究也说明了早期生理和心理的经历对大脑功能发展的影响（Walker et al，2011）。图3可见大脑发育趋势特征与儿童早期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中低收入国家儿童的入园率提高到50%，那么可以使一生的收入提高140至340亿美元。由此，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投资和干预具有双重效益，不仅能够带来高回报率，还能够在大脑发育的重要阶段促进儿童潜能的发展。

来源: Heckman James, Carneiro Pedro. Human Social Policy [R]. RAND, 2003; Lynn A. Karoly, Susan S. Everingham, Jill Hoube,Rebecca Kilburn, C. Peter Rydell, Matthew Sanders, Peter W. Greenwood, Benefits and Costs of Early-Childhood Interventions, A Documented Briefing [R]. 1997.

基于此，更多的国家将会及早投资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以低成本的投入保证更多的儿童在成长中获得应有的技能。不过，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与当前美国的模式相似（如图4所示）。这一现实造成的是资源的浪费和机会的丧失。

来源：Carneiro, Pedro, Heckman James, Human Capital Policy [R]. NBER, 2003 ; Voices for America and the Child and Family Policy Center, Early Learning Left Out An Examination of Public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Child Age, 2004

相比之下，北欧国家的教育投资是异于此种模式的。以瑞典为例，政府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教育投入明显高于其他年龄阶段。如图5所示，瑞典用于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的支出比中学生的高两倍，体现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视和支持。这一模式也许应该是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长远目标。

来源： S. Bremberg,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Karolinska Institute, 2006, Stockholm, Sweden

对于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投资和干预，Engle 等研究者总结过如下要点：

儿童早期是确保所有儿童的潜能得以全面发挥的最佳时机。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最经济有效，回报也最丰厚。

减少不平等需要在生命的早期，针对脆弱儿童群体可能承受的各种风险开展综合的干预措施。? 以家庭为基础的教养方式干预和基于早教中心开展的早期项目有助于促进儿童认知和社会情感的发展，提高入学准备度。

在项目质量上，通过为家长设计课程和实践活动，对儿童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开展监测和评估，加强治理和监督，可以使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质量获得最大的提升。

将中低收入国家的入园率提高到25% 或者50%，依据不同的入园率和贴现率，投资的效益成本比可达6.4至17.6。

除非政府在最贫困的人口中，对有质量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投入更多的资源，否则经济的差距仍将持续并进一步扩大。（Engle et al.，2011，pp1339）

尽管如此，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部门所能获取的经费在很多国家都是最少的。因此，倡导早期投资和干预的潜在优势，通过实证依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进相关的决策及其措施至关重要。三、近期发展中国家儿童早期实践项目的实证依据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纳入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在教育的机会、数量、种类，资源的可及性，领域的综合性，服务的质量，以及对处境不利儿童群体的针对性方面开始有所改善。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不同的地方，各种形式的早教中心已经引进和建立起来（参见图6）。

近期的文献也证明了有关早期发展与干预的研究发现。下面，简单介绍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及其实证研究的结果：

在促进健康和营养方面，危地马拉的营养补充试验发现，3岁以下儿童早期营养的改善与男孩成年之后每小时工资收入的提升相关（ Hoddinott et al.，2008）。秘鲁的健康教育项目表明，干预组儿童的身高比控制组高1厘米，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减少三分之二（Penny et al，2005）。

在改善教育的物理环境方面，阿根廷学校建设项目通过入户采集调查数据，考察学前入园设施建设和母亲的劳动力市场行为。结果表明，设施建设有助于大幅提升学前教育入园率，同时提高母亲的就业状况（Berlinski & Galiani，2007）。此外，增加一年的学前教育与小学三年级语言和数学测验标准分数的提高显著相关（Berlinski，Galiani & Gertler，2009）。

在提供适宜的教育刺激方面，尼加拉瓜关注危机的项目通过提供教育刺激的干预措施，对儿童的个性、社会性、语言表达和词汇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Macours，Schady & Vakis，2008）。牙买加的儿童早期教育刺激项目对儿童长大后在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收入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Gertler et al，2014）。在美国等国家也开展了类似的项目。厄瓜多尔的儿童发展补贴项目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词汇发展显著相关 （Paxson & Schady，2007），对动作技能和长时记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Paxson & Schady，2010）。

在为家长提供支持、改善教养方式方面，牙买加的流动看护者项目针对0-3岁贫困农村儿童的父母提供营养、健康、卫生、安全、家庭教养方式的支持。其中，还包括在游戏、纪律、家务和教育期待方面提出性别平等的建议，改善了幼儿在家庭中的社会化过程（Powell，2004；Roopnarine，2005；Jarrett, 2007）。此外，另一个家访项目的结果表明，参与项目的婴儿比控制组在问题解决技能上得分更高 （Meeks-Gardener et al，2003）。在墨西哥的启蒙教育项目表明，低成本的农村非正规教育对家长行为和儿童发展结果都有积极的影响作用（Cardenas，Evan & Holland，2015）。

在促进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方面，玻利维亚婴儿综合发展项目发现，7个月的婴儿在参加项目后，认知能力和其他心理测试成绩都有所提高。这一干预的效益成本比估计为1.7至3.7（Behrman，Cheng & Todd，2004）。

在社会保障方面，“机会”项目以有条件现金援助的方式（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保障贫困人口的教育需求，结果对儿童的适龄相对身高、长时记忆、视觉整合、语言发展，以及降低发育迟缓、提高耐力多个方面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Fernald，Gertler & Neufeld，2008）这一项目从墨西哥发起，在不同国家形成社会保障网络。实施类似项目的还有巴西、秘鲁、洪都拉斯、牙买加、智利、马拉维和赞比亚等。

对有条件现金援助方式的评估，结果大多揭示了相关项目在儿童早期发展上的积极作用。乌干达一项关于学前入园的有条件现金援助项目也说明，参加项目的儿童在视觉接收能力、精细动作能力

和语言的接受与表达能力上均得到了提高（Gilligan 和Roy，2013）。哥伦比亚的家庭在行动项目通过有条件现金援助的方式增加了家庭在早期教育方面的支出，并且通过定期的家访，使得参加项目的处境不利儿童在认知和社会情感技能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提高，对母亲的教养方式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Attanasio，et al，2015）。

四、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争议及对我国政策与实践的启示

家长总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希望子女健康、快乐成长，受到良好的教育，获得事业和人生的成功，然而很多低收入家庭无力投入优质的儿童早期教育。基于儿童早期发展投资在经济回报、打破代际贫困、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世界很多国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儿童，并为儿童早期发展直接提供教育服务，或者补助私立机构、社会团体以及非营利组织开展服务。然而，在入园率和儿童保育项目持续增加的同时，整体质量和服务依然偏低。由此导致在很多国家，人们质疑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能否真正为儿童带来益处。

已有的研究证明，在母亲教育水平较低、缺乏学习资源的家庭和社区，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确实能够为儿童入学的准备度带来改变（Rao 和Sun，2015）。同时，需要明确早期干预项目的影响，重视长期的教育质量的提升。否则，低质量的早期保育与教育的增加只能够为母亲就业提供支持，却将对儿童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政府需要衡量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质量，参照国际经验开展政策的制定工作。

确保所有的女孩和男孩都有机会获得优质的早期发展，得到高质量的早期保育和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精准扶贫、促进社会公平以及教育公平与质量的背景下，关注儿童早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充分认识儿童早期发展这一政策选择的重要性、科学依据，以及全球各地已经证明的有效的干预方案，有助于为我国在当前和未来的政策选择上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且为提高行动的影响力提供借鉴。

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我国在普及高质量的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进程中也面临各种阻碍，用于早期教育阶段的公共资源不足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大约有4500万3-6岁的儿童，占全国儿童总数的16%（UNICEF，2015）。从2007年至2016年，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从45% 快速增长至77.4%。随着政府和社会对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重视，在健康、营养、教育和保护方面的经费和规模都在增加，学前教育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建立。但是，学前教育长期投入不足。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2012年以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其中，占整体入学率13% 的学前教育在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从2009年的1.36% 提高到2013年的3.52%。近年来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增幅最高，但是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8.09% 的投入相比，仍然偏低（OECD，2010）。私立幼儿机构主要依靠收费。家庭的支出是公办和私立早期保育与教育服务主要的资金来源。

虽然为儿童提供平等的机会体现在教育政策之中，但是不同省份和地区的学前教育预算和整体支出差异很大（Liang，2014 ；Wu，Young & Cai，2012）。从2011年起，政府向中西部农村发展落后地区的投入明显增加，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幼儿园的建设和补贴，并且开始提供针对贫困人口的学前教育资助。随着学前政策向农村倾斜，农村人口集中的镇区幼儿园明显增多，然而乡村的教育服务和经费仍然有限（邬志辉等，2015）。国际学生评估测试发现，我国接受过学前一年教育的学生在的阅读水平上明显高于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OECD，2010）。中西部连片贫困地区有4000万贫困儿童，在普及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上滞后，会进一步影响这些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发展。

近年来，一些社会团体和国际机构开展了针对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试点项目。这些项目有的通过因地制宜地在当地建立幼儿园，有效地提升了地方的学前教育普及率。有的项目以家庭为单位采取干预措施，通过入户养育指导，促进婴儿与家长的互动，帮助孩子在具有丰富刺激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还有的开展孕期指导，减少母亲的心理压力。其中，救助儿童会在河北省和云南省开展了针对0-3岁幼儿综合发展及入户指导的试点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西部开展了针对3-6岁幼儿的教师培训试点项目。互满爱人与人中国项目在云南和湖北试点了基于当地农村社区的未来希望幼儿班，使当地留守儿童的发展得到明显改善。慧育中国项目从2015年起采用经过改编的牙买加家访课程，正在取得初步的成效。

对早期儿童保育与教育以及早期儿童发展的重要性缺乏公共意识，以及缺乏合格的师资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这方面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同样存在。我国针对学前教师的培训正在展开，培训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幼儿园按照年度公用经费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2014年投入了2亿8千万美金用于教师培训。然而，在学前教师，特别是农村学前教师的薪酬与社会保障待遇方面亟待改善。现实的状况是我国的留守儿童超过6千万，其中很多幼儿由祖辈不识字的老人看管。相关部门开展早期项目，促进留守儿童的认知、情绪和社会性发展非常重要。否则，这一代群体的破损需要未来投入额外的资源来补偿。然而，当前很多国家已经发生类似的问题，却似乎还没有被认识到。

关于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评估存在很大的差别，为此研究者正在致力于开发在地区范围适用的有效的评估工具。基于全民教育框架的全球监测报告主要监测婴幼儿死亡率、发育迟缓、入学率和性别均等这几个指标。而OECD国家普遍建立起了学前教育质量监测体系，通过监测服务质量、教师质量和儿童发展为社会大众和科学决策提供信息与证据。我国在此方面的工作尚在起步阶段，缺乏跟踪记录儿童发展结果和质量标准的公开的数据。由于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儿童发展指标的重要性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近年来开发出了多个量表和指标，用于衡量儿童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状况。其中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量表（theEastAsiaPacific-EarlyChildDevelopmentScales，Rao，Sun，Ng，Becher，Lee，Ipetal.，2014）；拉丁美洲地区儿童发展指标（theRegionalProjectonChildDevelopmentIndicatorsinLatinAmerica，Verdisco，Cueto，Thompson&Neuschmidt，2014）；根据家长报告开发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聚类调查早期儿童发展指数（UNICEFMICSEarlyChildhoodDevelopmentIndex,Bornstein,Britto,Nonoyama-Tarumi,Ota,Petrovic&Putnick,2012)；根据教师报告开发的早期发展研究工具（theEarlyDevelopmentInstrument，Janus&Offord，2007）；以及救助儿童会为中低收入国家开发的国际发展与早期学习评估工具（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ndEarlyLearningAssessment，Pisani，Borisova&Dowd，2015）等。这些评估工具聚焦于儿童早期发展，涵盖了儿童发展的多个不同的层面。评估工具的开发工作有助于未来几年在全球各地加强儿童早期发展的监测能力。

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实施较为复杂，因而一个先决条件是在各个部门中得到落实。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涉及诸多利益相关方。不同的部门管理着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家庭、成人教育等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的相关服务，另外还有国家和地方等各级政府机构的不同部门负责实施。在一些国家，私营部门，尤其在开展日托服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真正的难点在于儿童早期发展的项目没有单一的“归属方”，而这也许是难于实施的最主要原因。

通过支持儿童早期发展的制度架构来协调儿童早期保育与教育工作至关重要。稳固的治理结构应该明确承担的角色、工作规划、质量标准、监测和评估，以及各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同时，这一协同作用还应该促进政策的设计、制定、实施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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