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形象与图像化：不可见的可见性

（1.柏林自由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柏林14195；2.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200062）

摘要：对人的形象的讨论是教育人类学的永恒话题。在传统的研究当中，人的形象往往以抽象的概念、不可见的形式得以表达。本文指出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存在着关于人的形象的假设，并有可能以可见的方式得以表达。在儿童早期，人的形象便以身体化的方式进入到人的想象世界，并且在实践当中不断地内化、图像化。当“世界成为一幅图像”，图像、想象力及模仿在人的形象形成与儿童的成长当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人的形象；图像；不可见；想象力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7.05.001

一、引言

在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段历史中，人类都创造了并且始终创造着关于自身的形象。人们需要这样的形象，以便在与人交流中向他人诉说自我；同时，人们也需要基于这一形象去获得自我理解。人的形象是人类自身的设计，也是人类自我的投射。人的形象的图像存在（以下简称“人的图像”）就是为了对人的整体性以及作为人的独特性进行可视化地再现。在此，再现本身是对原本丰富性、多样性的人类特性的简化，是对人类的复杂性的图形化。虽然在人的图像化再现中也存在着“生产性瞬间”（productivemoment），如拉奥孔雕刻艺术研究①所展现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历程和具有解释性的变异（variants）却无法体现在这一图像性的“生产性”中。图像的独特本质就潜藏在定格的某一瞬间，隐含于具有暗示性的线索中。当然，形象的图像性再现的局限性也由此而暴露无疑。尽管人的图像总是具有简化特征，但它所产生的具大效力却是不容忽视的。譬如，我们很难直接观察到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但它却被身体化在这些人的图像构建当中。人的图像是在“吸收”与“排斥”的区分过程形成的。欲望、规范、价值观等通过人的图像来传递，而人的图像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的规范性。社会组织、文化机构、宗教团体、乌托邦式的想象、世界观等，都利用人的图像去炮制其各自对人的假设，从而将各自的意识形态置入到人的想象世界和人的行动中。

在此，我们举例说明何谓我们提及的人的形象。在古希腊的人物雕像中，蕴含的就是关于美和善的理想（即古希腊语kalokagathia）模型，是身体美和精神品质和谐的表达。再身体美和精神品质和谐的表达。再比如，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人的形象总是通过圣洁的人，或者虔诚的人来呈现。这在中世纪图示本《圣经》（Biblia Pauperum）中随处可见。其中圣洁人的表达是通过对僧侣、贵族、平民不同人群之间的划分而再现的，这恰恰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等级结构。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民族主义时期，人们曾刻画了大量理想人的形象。比如当时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就代表着有教养的、正直生活的理想模型。而在苏联和东欧这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当中，也尝试着将特定人的形象嵌入青年一代的想象世界中。当前的欧盟也正在致力于勾勒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公民形象，以此作为人类发展和教育实践的模型。

二、一种可持续发展式人的形象

联合国所制定的新千年目标①，到2015年为止，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降低了文盲率。目前，联合国正热衷于构建一种可持续化的目标框架（见联合国国际高峰论坛2015）。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当中，将涉及到道德、可持续性、发展与可持续性目标的可行性、可持续性的概念澄清、方法途径等一系列问题的哲学和人类学的分析。但不管怎样，我们始终坚持着这一信念，即只有当“确保当前人们的生活品质的条件下，而不妨碍下一代去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1]，发展才是可持续性的。以这一认识为基本前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必然与世界和平、人权、文化多样性、民主参与和规章律法等话题具有内在关联。同时，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观念对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也十分有必要。面向未来的发展模式、观念、规范、知识形态要求可持续发展模式，因而它们需要具备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态度、生活方式给予补充。在此，教育将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完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教育，就无所谓可持续发展。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寻求一个全人类、全社会、所有文化都能接纳的人的典型形象，一个能够囊括文化社会多样性的人的形象。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怀疑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形象，或者这种形象本身就损坏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我们也有理由去怀疑，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幅形象，它又是否可以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当中，而不会滋生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张力。

三、人的形象在儿童成长过程的重要性

为什么人的形象会如此具有效力性呢？它又为什么会对人的成长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我认为其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灵长类动物常常受控于他们的本能，而人类并非如此。人作为一种“早产”和“宫外发育”（Extrauterine Year）的动物，其基本特征在于婴儿时期身体和感官的可塑性。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由人的本能所决定的，它具有开放性与可教性。儿童需要学习，并且有学习的能力。他们就是为文化学习而存在的。文化学习常常是在模仿性过程中展开，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习过程[2，3]。其中，形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包括对他人的图像认识和对周遭环境的图像认识，以及在这一综合过程当中所获得的人的形象。人的形象具有导向性和意义赋值性。这些形象通过人与人之间分享，生产制造一种归属感和集体感。其中便体现了形象效力的可续性、持存性。形象并非单纯地被接收，而是与人类（自我，他人）共存、内化。人的形象形成于行动和语言游戏中。所以，与动物依赖于其本能不同，它们受制于历史性、文化性，且具有可更新性。

其次，人的形象具有深远的效力，因为至少其中的部分形象已经出现在童年时期，并制造出某种归属于某一集体成员之感。人的形象占据了人的概念世界，并成为想象的一部分。它影响着我们对世界、对文化、对他人和对我们自身的洞察与认知。由此，人的形象成为个体的一部分，成为个体的想象，进而影响着个体的情感。他们在时间节律中、在仪式化的生活当中被不断的重复，从而固化下来。就像大树拥有盘根错节的树根，某一特殊的和普遍的人的形象也扎根于人的想象，并在与原有的观念和图像连接中，产生其效力性。

最后，作为想象的图像，人的形象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这是固有的、内在的，也因此而很难改变。这些形象不仅包括个体自身的形象图像，还包括图像序列，甚至那些具有异质性的、相互冲突的图像也可能“俘获”我们。最终，现存的人的形象一再地重复，其重要性也因此而一再得到加强。

四、人的形象图像化的背景：世界成为一幅图像

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世界处在人的对面，并且被当作一种客体和一幅图像被把握。在远古时代，人、动物和环境都被视为生物界的一部分，是自然性的（Physis）。他们常常被看作相似的存在。它们都受着自然力量、自然的动力即自然性的促发。这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到了中世纪，动物、人类和世界都被视为上帝所造，都具有了被造的特质。到了现代社会，人类、世界、他人和自身的内在关系发生了改变。自然不再被经验为类人的、具有生命力的，而是客体。人类也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是上帝的创造物，而恰恰与之相对立；人类是万物的尺度，丈量着世界和自然，并且将其命名为“客体”。在这一过程当中，世界成为了图像。当前，新媒体的出现又加剧了这一趋势。此时，不仅世界和他人被把握成图像，我们自身也不断地在各种形象模式中去认识自己。比如，弥漫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数字相片或自拍相片就是最好的证明。利用数字照片或影像电影，我们制作了所有重要的事件，最终，也创造了关于我们自己的形象[4-6]。

人的形象在图像游戏中具有主导性的地位。人的形象、想象力和想象世界构造着人的存在和人的教育。在其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形象是怎样依赖于其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性的，而对其进行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又显得多么必要。人的形象是人类生产的关于自身的图像，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人对世界的洞察、人的记忆以及人的未来愿景中。他们都是由日常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而生成，在人文艺术中产生。人的形象转化成了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集体的或个人的）想象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也在塑造人类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图像生产能力是我们人类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特质。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当中，它们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由于图像和想象世界总是对事物视觉化表达，一旦缺失了图像和想象世界，这些事物可能一直是不可见的，因此，对不可见的可视化是教育人类学关注的重要方面。

我们在此所说的“图像”与传统意义上的图像不一样，它包含更广泛的意义。常常，我们所说的图像是指视觉化感知过程的产物。然而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他们对视觉化形成策略的研究，所有感官获得的知觉图像都可以描绘成图像。因此，我们所谓的图像也是指精神的或者内在的图像，一种完全不在现场的图像，如回忆性图像。这类图像由于它的模糊性，完全不同于知觉本身。类似的形象还有未来愿景性图像、梦境图像、幻觉图像和异象性图像。很多美学艺术作品也是一种图像形式。它们意在创造一种新图像，是过程性的产物。作为一种隐喻，它们构成语言的重要部分。图像创作、图像识别、运用图像构建想象是人类所共有的能力。但它们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在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特性。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能看到哪些图像（或说哪些图像将为我们所捕捉），以及我们如何观看图像。当然，我们如何洞察图像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图像，也总是受我们独特的个人的经历和主体性所影响。

像所有其他类型的图像一样，人的图像也是能量流动的结果。它将客体对象、行动世界和他人世界转化为图像形式。运用想象力，使它们想象化，从而转化为集体和个体想象世界中的一部分。这些过程很多都是模仿性的，都是出于对他人、环境、观念、图像同化的结果。在模仿过程中，外部世界进入到内部，进入到一个充满了图像的想象世界。而反过来，这一充满图像的想象世界又塑造了外部世界。由于图像是演述的，它促使行动的兴起，有助于自我与他人、与周遭世界表演性关系的生产与表演。想象力世界是图像的栖息之地，是基于想象过程而生成的图像的终点。与此同时，它们又是图像模仿和图像演述的起点。

五、人的形象图像化的两大动力：图像和想象力

就像语言一样，想象力也是人类存在的前提条件（conditio humana ），它以人的身体为基础[7-9]。演述性，即人类行动的表演策划性，是人的想象力开放性原则与角色扮演的直接结果。基于演述性，人的过去、当前和将来相互交织。想象力构建了人类世界，创造了社会与文化，形成了符号与想象世界。想象力也构建了人的形象，使历史和文化成为可能，构造着历史与文化的多样性。它创造了图像世界及其想象，并参与到人的身体实践活动中。不仅仅是对实践活动的意识需要想象力的再生产与表象，在现实当中，想象力必须被身体化，并且成为实践的、身体的、缄默知识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想象力的动态性特点，促使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与筹划成为可能。在此，基于想象力的模仿性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学习正是基于这一模仿过程而发生。在模仿过程中人被赋值了社会的、文化的身份，而这种身体赋值又恰恰是人类幸福和安康的前提。

在所有的社会与文化形态中，想象力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这种想象力往往融汇在人的形象和世界图像当中。通过图像、图表、模式的运用，想象力掌控着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图像是某一种行为的表达，从而使这一行为的作用持续性地发酵。此时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促成了图像？图像又具有哪些类型？要知道，内在图像与人工技术图像具有显著差异，而动态图像和静态图像又各不相同。

想象力不仅在欧洲艺术当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它在人类的演化过程及其文化构建中也扮演重要的作用。譬如，具有审美价值的骨刻形象就可追溯至数十万年前。通过对图像进行想象式地使用，人类进入世界，而世界又被纳入到人的“内在”。

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图像：神圣图像、再现图像及拟象仿真图像。神圣图像不具有指涉性，它所呈现的样子就是它本身。如圣经里的“金牛圣像”本身就是圣洁，是上帝；同样，圣骨残体就是上帝的肢体。

而再现图像则不同，这类图像常常是基于模仿过程。有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正是他所刻画的，而有的时候则并非如此。照片就是其中一例，他呈现是过往而非当下。

拟象仿真性图像是媒体时代所产生的一种新型图像，并且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感知性图像和精神图像的区分就变得很重要。每个拟象仿真图像的展现呈现的都是一个“缺席”的客体，比如说回忆性图像，以及未来愿景图像。对现存客体的知觉图像，对上述两种图像都具有影响。

病态性图像、幻觉图像和梦景图像，不同于上述两种图像。但不管怎样，想象力参与了以上所有图像的生成构建。借助于想象力，出现了精神的、内在世界的、凝聚着情感的图像。想象力的动态性连接了人类，创造了一个共同体。其游戏性特点又创造了图像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和连接。

六、人的形象图像化表达：想象世界的构建

借助于人的想象力，人类、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想象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图像、声音、触觉、嗅觉和味觉的有形世界。这是人类对世界进行历史性、文化性知觉的前提。想象力记录、创造、连接并且投射了各种图像，它创生了实在。与此同时，实在又协助想象力创造了图像。想象力的图像，具有动态性，它使知觉、记忆和未来愿景得以结构化。其中图像网络，又跟随着想象力的辩证式和节律式的流动。不仅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且也在文学、艺术、表演性文化活动中，都包含着取之不竭的图像记忆。有些看起来很稳定，并且很难改变。相反，有些却恰恰引起了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想象力具有符号动态性，并且以此持续性地创造新的意义，而它对图像的运用也恰恰基于此目的。对世界的解释，也正是通由这些受造于想象力的图像运用。

与通常所理解的想象不同，拉康主要强调了想象的迷惑性特征（Verblendungscharakter）。在其中，人的欲求、渴望和激情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得人们无法完全摆脱想象世界空间。这些欲求、渴望和激情无需与现实实在有直接的关联。作为一种话语实体，只有通过符号秩序与想象力，人们才能与现实世界建立起一种断裂式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才可能尝试着摆脱想象世界的束缚。正如坎普（Kamper）也曾指出，“想象世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其表达的是一个内在的空间世界。它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内在固有性。而人的幻想力、想象力则是冲出这一封闭空间，穿越时间的枷锁的唯一可能，毕竟诸如幻想或想象力本身是非连续性的、超时空经验的。”[10]想象世界的这种强行特性划定了人类生活空间的界限，勾勒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尽管这种强行性只是构成想象世界的一部分，但要去弄清想象力的强行性特点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它可以标明形象知识的多样性和文化矛盾性。

想象力具有很强的演述力量。这种力量生产了社会文化行动，并对其进行表演。想象力促成想象世界（充满了回忆图像、过去的图像和未来的图像）的构造。利用模仿性动作，形象的图像性质可以被我们捕捉。在对图像特质的生产中，图像得以在想象世界中身体化。作为内在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又指示着外部世界。哪些图像、哪些结构、哪些模型可以成为想象世界的一部分，取决于各个方面的因素。在这些图像中，当前世界和不在场的世界存在着理也理不清的交织缠绕。从想象世界涌现的图像，被想象力转化到新的情境中。图像网络得以扩展，由此我们改变着世界，也由此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

想象力的演述性使得社会性图像在想象世界中占据着中心地位[11]。因此，社会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结构，也再现于其中。而这一过程的发生，大部分都可追溯到人的童年时期，产生于人的潜意识中。在童年时期，人们已经习得并掌握了社会的构成和组织。这种早期获得的视觉体验与形成性图像，对人们视觉化地理解世界，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对社会行动的综合性洞察，实际上源于受个人影响而获得的具有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图式。同时，人的内在精神形象在所有的人类洞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观看到一种社会行动，并将它与我们的知觉性洞察关联起来。最终，这些行动对我们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有他人的行动直接指向于我们，那么从中会产生一种关系连接的冲动，并等待着我们去回应。在不同社会情景中，都将形成某种关系，因为在其中我们想象力的原始图像构成了重要前提。当我们进入到一种社会行动情景当中，即使我们会对它进行回应，但我们并不会完全按照社会情景所期待的那样行事，而是对其进行修正，抑或作出相反的行为。由于我们行动是相似的模仿，因此它缺乏伸展性，但却同时具有很强的同步生成性。当我们完全浸入到一种行动中，我们便会深入洞察到他人的行动，并且模仿性地行为。

七、展望

人的形象是不能被简化的。它的存在是因为我们需要对自身进行述说，并必须发展出与他人的某种相似性，获得归属感。人的形象是复杂的人类过程的最终结果，在其中，社会权力结构和文化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人类形象的图像特质，它将复杂的人类进行浓缩，将存在于世界（在世界中）的人类有选择性地简化成特定的特征，而非构建一个完整的关于人的形象。

这一形象近乎于隐匿的人（homo absconditus），以至于人类自身也无法完全地理解自我。所以在“十诫”当中，上帝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类比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形像是完完全全对某人的炮制。图像和想象力对我们构建与世界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我们自身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也需要图像批判，这样才能使我们逃脱图像解释的力量，特别是人的图像的力量。对教育实践而言，对一个儿童和青少年图像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批判同样适用于教学话语中生成的观念和图像的批判。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图像和想象力在儿童教养、教育和社会化过程当中的重要性，那么就要求我们自身从与儿童青少年、与世界、与我们自身的关系当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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