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调整变革与中俄关系的价值取向

　　现年56岁的阿·弗·卢金是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教授、俄外交部下属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的东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曾在中国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后供职于苏联外交部、苏联驻华大使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获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俄罗斯外交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布鲁金斯学会访学，还是中国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俄罗斯各界多位友好人士获得胡锦涛主席颁发的“中俄关系六十周年杰出贡献奖章”，卢金位列其中。

　　维·拉林，1952年出生，1974年毕业于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东方学院，现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近日，本刊围绕普京总统第四个任期的俄对华政策等问题专访了卢金、拉林教授。

　　《世界知识》：普京先生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已经开始。在这个任期内，普京总统将秉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观，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將向什么方向调整？中国在其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卢金：普京总统已经执政18年了，他的对外政策路线是始终如一的，就是在坚决捍卫俄国家主权、维护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独立性的同时，与外界保持高水平的合作。由于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和俄东部地区发展的需要，俄最近几年积极推行“向东看”政策。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一直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未来也必将发挥更加重要作用，中国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拉林：未来几年，实现国内发展是俄罗斯坚定不移的国家政策优先目标，俄将致力于构建一种有利于化解国内困难的国际秩序。目前，俄正遭受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外部威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俄没有按照华盛顿策划的“脚本”演绎自己的内外政策，也没有争取到伦敦、柏林的支持。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对它们有利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不可能完全接纳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的。所以，对现行国际关系体系进行重构，是俄中战略合作的基础之一。

　　《世界知识》：回顾苏联解体以来的中俄关系，其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俄罗斯外交政策也由一度的“倒向西方”转为“向东看”，并且在处理对华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克服弥漫俄精英阶层的“远东黄祸论”“资源附庸论”“中国才是俄最大挑战论”的影响，确立中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调。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变化？目前俄知识阶层涉华思维的主流是什么？存在什么样的谱系？

　　拉林：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四次“转向东方”，最早是在17世纪上半叶，每一次都与中国有关。但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中国会在俄罗斯的亚太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上世纪90年代，俄实行积极的亚洲政策，中国当时只是与韩国、日本并重的重点之一。本世纪初，俄试图实现同东亚国家关系的多元发展，避免“过度依赖中国”，这也是当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命运多舛的背景。然而经过这么多年，中国在俄亚洲政策当中的中心地位还是确立下来了。

　　上世纪90年代，俄政治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中的反华情绪都很高，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突然涌入俄远东地区的大量中国人所带来的陌生的、无法理解的文明和文化碰撞感；二是美国和西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现在，俄罗斯人对全新的、工业化的中国有了更多了解，认识到以往“中国人口扩张”“资源扩张”等预测站不住脚。美国执意奉行对俄敌视政策也改变着俄罗斯人的中国观。虽然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中国仍然具有难以理解的一面，但已不再是“陌生”“可怕”的代名词，个别俄专家已无法拿“中国威胁论”吓住俄百姓了。

　　卢金：苏联解体后，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一度相当盛行，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地方精英通过散布“中国威胁论”对抗中央政府的政策，掩盖他们在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方面的无能。第二，在俄联邦中央层面，有些人出于亲西方的意识形态，利用“中国威胁论”推进他们主张的“西方优先”政策取向。而俄罗斯从中央到地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则借宣扬“中国威胁论”鼓吹封闭保守。

　　同时也要看到，当时的俄罗斯国力极度虚弱，国内状况非常不稳定，国家刚刚对外开放，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一下子涌入大量中国商人和游客，当地人极不适应，不知道中国人的到来将给他们带来什么，加上当时因假冒伪劣商品、不同生活习惯、租借土地纠纷等在两国普通民众之间产生的摩擦，于是俄罗斯有不少人一度在心理上倒向反华势力。

　　今天，俄罗斯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了，极端和激进势力的主张已经不能左右俄国内政治生活，东部地区的老百姓也已习惯了与中国人共处，并且意识到同中国加强合作可以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恐华厌华心理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尽管一些亲西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仍时不时地发表反华仇华言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的论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会对俄普通百姓的心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近几年俄社会调查情况看，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支持俄联邦政府推行的全面扩大与中国合作的政策。随着俄政府对华友好政策的推进，我认为俄知识界、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中国观将进一步向好变化，最终锁定“阳光谱系”。

　　《世界知识》：自普京先生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俄罗斯外交提出“向东看”，或者说是实施俄罗斯版的“重返亚太”政策，乌克兰危机后更是进一步提速。这一政策调整的具体目标有哪些？落实效果如何？

　　卢金：早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就致力于同亚太国家发展关系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的专家学者们就讨论过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否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命题，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兴起有利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崛起，主张苏联应积极加入这一进程。1986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视察符拉迪沃斯托克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完整的“转向亚太”的外交政策方针。但后来由于苏联解体，有关计划都没来得及实施。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一度实施亲西方的单向政策，俄罗斯试图成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的一部分。但最终实践证明，欧洲不会把俄当作平等的合作伙伴加以对待。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普里马可夫出任俄罗斯外长后，俄对外政策开始趋向平衡，他首次提出了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构想。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职务后，不仅延续了这一政策，而且更加积极地加以推进。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转向亚太”是伴随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的客观现实，加快发展俄远东地区的国家战略需要。由此需要澄清的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始于2008年，是美欧对俄罗斯不断进行战略挤压的结果，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一发展趋势，并不构成俄“转向东方”的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美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促俄与中国不断加强合作。美欧不断威胁有可能冻结、没收相关俄罗斯人在西方的资产，促使俄罗斯进一步确认与中国、同亚洲打交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拉林：普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之初就提出“东进”路线和“亚太一体化”思想，在第二任期通过了加快发展远东地区的重要决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政治精英开始担心俄会“失去远东”。普京担任总理期间切实实施了有关政策，建成了通往中国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也拉抬了俄远东地区人口增长的水平。之所以总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是因为亚太地区之于俄罗斯毕竟是“别人的经济空间”，和这个地区实现高度一体化只是“美丽的童话”。俄罗斯的国力也不允许向远东地区注入过多的财政资金。因此，克里姆林宫调整了方向，重新转向欧亚空间，对亚太更加强调“为商业发展创造条件”。

　　《世界知识》：普京总统在2018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俄罗斯同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友好平等关系的典范。普京总统在3月17日就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来的贺电中也强调，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将增进友好的俄中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欧亚大陆和全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在两位看来，今后一个时期中俄两国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新的内涵具体又指什么？能对全球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卢金：不久前我在英国出版的新书《俄罗斯和中国——新的接近》全面论述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俄中关系紧密发展的基础是地缘政治领域的相互认同。对于未来世界应是什么样子，今天俄中的认知实际上是一致的。两国都认为世界政治不断趋向多极化，主张国际关系应该更加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俄中的这些观点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观点严重对立。同时，俄中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朝鲜半岛、阿富汗等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看到了西方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所产生的混乱和动荡。俄中并不是全球治理体系的破坏者，而是主张不断地改进它，使之更加公平合理，非西方国家能发挥更大作用。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俄中是具有稳定性的力量，美国及其盟友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势力。俄中经济合作固然重要，但这是两国关系不断改善的次要因素。未来俄中之间的共识会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客观进程将引导两国关系朝不断深化战略合作的方向发展。

　　拉林：在我看来，今天的俄中關系有四根重要支柱：一是对世界体制建设的一致观点；二是基于历史经验对国家间和平友好关系重要性的共同理解；三是能源合作；四是边境合作和区域合作。最后一个支柱是最不牢固的，需要莫斯科和北京予以特别关注，双方需要厘清机遇和问题，如何在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开展合作，谨防地方上的官僚主义扼杀美好创意。

　　《世界知识》：俄美关系在普京总统的第四个任期内是否存在改善的可能？在两位看来，俄罗斯与美国、印度以及欧洲大国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卢金：俄罗斯当然希望同所有国家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指望俄美关系会有所改善。现在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同俄罗斯达成和解。俄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向华盛顿“俯首称臣”，但最终放弃了这种态度。然而直到现在美国人都不认为这是客观必然。俄罗斯太大了，实力依然强大，富有战略纵深，将其置于西方的股掌之中是不可能的，美俄对抗仍将持续。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等“老欧洲”国家曾是俄罗斯传统的合作伙伴，非常希望与俄改善关系，并且愿为此做出一定妥协，但受到包括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新欧洲”的羁绊。原因很简单，俄欧冲突的状态对它们有利，“俄罗斯威胁论”可以使“新欧洲”国家从“老欧洲”国家和美国那里获得巨额援助。除此之外，“新欧洲”国家视俄为曾经的“宗主国”，“后殖民”心态驱使它们对俄心怀仇恨。

　　拉林：我也并不觉得俄美关系近期有改善的可能。消极的一方是华盛顿。美国之所以对俄保持咄咄逼人的姿态，不仅是因为其面临严重的国内政治体系危机，更是由于它日益感受到丧失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和全球领导作用的危险。华盛顿正在国际上寻找“替罪羊”，为自己的战略失败推卸责任，曾经的冷战对手俄罗斯就是其信手拈来的批评对象。欧洲也是如此。只有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这样的威胁能让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改变立场。对自己的“例外主义”信仰和动辄教训别人的习惯正将美国和欧盟推进“文明的死角”。

　　《世界知识》：今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五周年。经过五年的沟通，俄罗斯目前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一倡议，在“欧亚联盟”倡议与其对接方面是否将采取更多实际行动？是否准备把中俄双边合作置于更广阔的区域合作架构当中？

　　卢金：俄中已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达成战略共识。俄罗斯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极大兴趣，普京总统全力支持这一倡议，因为它与俄及其邻国直接相关。“欧亚经济联盟”执行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同中国商务部的谈判正在进行，双方准备签署合作协议。俄罗斯已经得到丝路基金的投资，中国也通过“欧亚经济联盟”得以同该组织的五个成员国深化合作。

　　欧亚合作还有其它项目，比如蒙古国提出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等，最终俄领导人还是采纳了“大欧亚方案”。中国政府也非常赞同这一方案。“大欧亚合作伙伴关系”是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开展政治、经济合作的松散机制，俄罗斯将积极参与到所有合作进程中去。

　　拉林：“对接”，到目前为止仍主要是政治口号和双边意志，不代表具体方案和行动计划。在现代国际制度框架内讨论有关问题，建立自由贸易区、实施签证互免等理应成为“对接”的具体标志，当然也要包括莫斯科-喀山铁路项目。今后俄中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的“对接”，可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共同保障欧亚大陆的安全和稳定；第二，共建新经济，推动相关国家在新知识探索、新材料和新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等方面的沟通交流。第三，以“太平洋深处”为新的基准定位，设置具体目标，建立共同研究项目，向其他国家学者开放，为应对从环境到信息无序流动等各种全球性挑战做出贡献。

　　《世界知识》：俄罗斯与中国均在全球战略稳定方面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分别被美国视为现实和潜在的对手。加强全球战略稳定，改善俄罗斯在其中的处境，無疑将是普京总统在他新的任期内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此方面中俄两国有哪些合作潜力？

　　卢金：俄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当代世界重要的稳定因素之一。两国如在国际场合不发出一致声音，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新的军事冒险行动会更容易。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俄中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凭一国之力还不能在国际事务中对美国形成有效的牵制。所以在军事、安全领域俄中合作尤为重要。俄罗斯的领导人将会把这一政策延续下去。

　　《世界知识》：普京先生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特朗普总统在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祝贺电话。于是有观点认为，美国为阻止中俄结成事实上的“反美同盟”，仍有可能减轻对俄罗斯的压力，而俄罗斯方面为换取美国压力的减轻则有可能“克制”与中国合作的步伐。两位怎样评价这样的观点？

　　卢金：如果美方有意与俄罗斯展开建设性对话，俄方当然会同意改善双边关系，前提是不能危害俄罗斯的利益。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要求俄罗斯单方面做出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了，那个时期的教训莫斯科永远铭记于心。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对方不会用让步来回报让步，而只会要求你做出更多让步。俄罗斯对美国的信任已无从谈起，同美国的经贸关系也日益变得微不足道。对于俄罗斯来说，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方面，中国都比美国重要得多，是可信赖的伙伴。俄罗斯没有想过在合作伙伴中做出选择，同所有国家开展合作的出发点都是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如果必须做出选择，毫无疑问俄罗斯将会选择中国。

　　拉林：俄中国内政治架构的稳定、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彼此关系的稳定发展是两国努力把握机遇、克服挑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要理会那些对俄中关系不是很满意的人，坚持做对俄中共同利益有益的事情吧。

　　（刘涛为延边大学俄罗斯远东问题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