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中日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探析

　　【摘要】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通过提升美台政治关系、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以及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等方式不断突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规定；另一方面又通过重新定义美日安保体制不断加强美日同盟关系，企图以此继续插手台湾问题。毫无疑问，冷战后日本支持“台独”、阻挠两岸统一、大力发展日台“实质关系”的种种作为与美国的怂恿与鼓动密不可分。

　　【关键词】台湾问题；中日关系；美国因素；美日同盟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虽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以较低的姿态发展日台关系，避免出现公开化和政治化倾向，但觊觎台湾的图谋却未有丝毫改变。冷战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壮大以及随之而起的“中国威胁”论调的甚嚣尘上，使日本对中国统一后会“威胁”其安全及其战略利益前景的担忧日益强烈起来。日本学者平松茂雄曾直言：“如果台湾与大陆能够实现统一，那么中国就会成为面向太平洋的国家，台湾海峡就会成为中国的‘内海’，等于是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等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据点，对日本来说，台湾是海上通道的生命线，因此，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绝不能等闲视之。”[1]在日本，加速走向政治大国基本方针的制定以及政治右倾化的推进，支持“台独”、阻挠两岸统一、大力发展与台湾“实质关系”，逐渐成为对台政策的基调，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及其程度最终要取决于美国对华的态度和政策取向。

　　一、美国全面提升美台关系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不确定”的担忧日渐强烈。为了阻止不断崛起的中国可能会成为其亚太乃至全球战略利益的挑战者，美国不断突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规定，加大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力度。

　　首先，大力提升美台政治关系。1994年9月27日，美国务院宣布了经克林顿批准的对台新政策：同意将台湾驻美机构更名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同意台湾代表在除国务院、白宫、白宫西翼外的美国政府机关会见美国相同级别的官员，并与台湾建立“次内阁级的经济对话”；允许美国功能机构和经济部门内阁一级官员的访问台湾；允许台湾“副行政院长”以上官员在美做“过境停留”。[2]这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对对台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是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严重违背。1995年5月23日克林顿批准，允许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此举严重恶化了两岸关系，使中美两国一度濒临直接军事对抗。虽然在中国的强烈抗议下美国一再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但并未取消允许李登辉“访美”的许可，只是重申这种访问今后要做个案处理，并且将是非官方、私人性质和次数极少的。小布什执政时，美国又以“安全、舒适、便利、尊严”为原则使台湾领导人在过境时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如同意陈水扁在纽约和休斯敦“停留”，允许其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会见国会议员和纽约市长。

　　其次，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为实现1994年对台政策调整的承诺，克林顿1999年11月30日签署了《对外关系授权法》，要求行政部门每半年就要详细列出支持台湾成为正式会员和参与活动的国际组织清单，并就此向国会进行报告。同年12月7日又签署了《支持台湾适当而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议案》，使美国的支持成为了法律。这也是美国在台湾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又一重要举措，点燃了台湾当局开展“务实外交”以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欲望。

　　再次，日益加强美台军事关系。这是美国在维持两岸战略层次不变的前提下，向台湾方面倾斜的突出表现。第一，在售台武器上，不断架空《八·一七公报》的实质内容，向台湾出售大宗且具有进攻性能的先进武器。1992年老布什决定向台出售额度超过1982至1991十年售台武器总和的价值58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克林顿上台后批准售台导弹，租借舰艇。小布什执政后向台提出了包括“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P3C反潜战机等先进武器在内的超过20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第二，突破种种禁区，不断升级美台军事交流的级别与规模。1996年台海危机后，美台展开了以“蒙特雷对话”为渠道的防务对话。2002年3月美国以允许台湾“国防部长”公开访美为标志提升了美台防务的对话层级。美国还不断为台培训军事人员，派遣评估团考察台军事实力，参与台军事演习，每年都有上千台湾军人在美接受训练，其战斗飞行员还获准参加美空军模拟作战演习。[3]1997至2004年间，美国派到台湾的各种评估团超过了十次。2001年美国打破惯例，允许现役军官每年观摩台湾的汉光17演习。第三，变“战略模糊”为“战略清晰”。“战略模糊”是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策略，即不明言如果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会怎样做，目的在于保持台海间的战略平衡。但小布什当政打破这一常规，公开表示如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就将尽其所能协防台湾，明显使美国在军事上站到了台湾一边。

　　纵观上述冷战后美国对台的种种行为，不难发现其核心就是要让台海地区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局面永久化和凝固化，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使台湾问题能最大限度发挥对华的牵制效用。美国此种对华战略取向与其刻意强化美日安保体制和日本依靠美国欲加快成为政治大国的情势下，引发日本对台湾问题更加积极的介入。

　　二、美日新安保体制推动日本积极染指台湾问题

　　运用美日同盟把日本纳入到对华战略中，挑起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纷争，是美国的一贯伎俩。美国依托《美日安保条约》及与其他亚太国家缔结的双边安全条约构成了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包围圈。1960年美日两国增加了“远东条款”，为日本插足台湾问题提供了“法理依据”。1969年的《佐藤尼克松联合公报》则进一步提出“台湾条款”[4]。这样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条约，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当然，美日制定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遏制苏联。随着中日、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美日两国在官方阐释中都不再明确坚持《美日安保条约》中“远东条款”包括台湾的解释继续有效。但随着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关系的不断强化，“远东条款”非但没有被剔除，反而却在以中国为“假想敌”、遏制中国为目的的背景下，以所谓“周边事态”的形式重新抛头露面。

　　冷战的结束与苏联威胁的消失，本已削掉了美日同盟的根基。可美国却从维持其亚太霸主地位的利益诉求出发，继续保持并不断充实美日同盟。在日本看来，美国强化日美同盟恰恰是其“借船出海”、成为“正常国家”的历史机遇。在美国的主导下，美日通过1996年推出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发表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1999年日本为贯彻新指针要求所颁布的“有事三法案”等一系列程序，初步完成了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定义，且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适用范围上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就性质而言，由原来美国单向保卫日本的防御型防卫体制变为美日双向合作体制；就适用范围看，由于有了所谓“周边事态”的相关规定，日美联合行动不再限于维护日本的安全，扩展到亚太地区等更广大的范围中，逐步构筑了介入东亚局部冲突的战略态势。虽然美日在重新修订日美安保体制的过程中既没有明言中国是威胁也没有对“周边事态”作出明确解释，但从美日高官在联合宣言签署前后所发表的言论就能一见分晓。1995年10月27日，外相河野洋平称，“从日本安全的角度及日美两国关系和亚洲的未来看，如何考虑中国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5]。而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佩里更是直言不讳地把中国的台海地区包括在日本的“周边事态”中，竟然声称今后面向21世纪的日美安全体制的主要课题是对付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不稳定局势。可见，新日美安保体制把主要矛头指向台湾以干预中国统一大业的意图，这也为日本以积极介入台湾问题向美国表示“忠诚”提供了“契机”。日本是1996年中国在台海军事演习后唯一追随美国表示“遗憾”和“关注”的国家。随着美台关系的不断升级以及由美国所造成的台海不稳定局势的长期化，日本也在不断介入台湾问题。因为有了美日的撑腰打气，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变本加厉，公然抛出“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损害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对“周边事态”做如何解释成为了测试其在台湾问题上的重要标志。起初，日本追随美国的“模糊战略”，一再向中国解释日美安保体制主要是防御性的，“周边地区”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必须“着眼于事态的性质”加以认定（其实这就为美日干涉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事务提供了借口），日本无意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然而，这一解释不断被日本政府要人偷梁换柱。1998年4月16日，外务省事务次官柳井俊二称“周边事态”的范围和《日美安保条约》中“远东”的范围在概念上是一致的[6]。5月22日，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称，“周边事态”的范围不超过“远东及其周边地区”。柳井和高野的论调等于说新日美防卫体制适用于台湾，因为按照日本政府的正式解释，“远东”是包括台湾在内的。这即是突破了日本政府此前曾一再坚持的“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的解释。尽管时任日本首相桥本不得不出面重申“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并解除了高野的职位，但日本打“台湾牌”以限制、对抗中国的意图已昭然若揭，由此而来的则是日本政府最终承认“周边地区”是有地理因素在内的。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美日同盟的再次强化，其对“周边事态”的解读和对台海局势的介入日益明朗。2005年2月举行的“2+2”会议上，台湾海峡首次被美日明确列为共同的战略目标，所谓“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确保海洋运输安全”的喊话无不体现着插手台湾问题、阻挠两岸统一的险恶用心。时任日本外相的町村信孝曾言：“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对象，迄今为止的日本对台湾政策全然没有变化。”[7]其意就是“远东条款”及其所包括的台湾继续有效。这一表态也使他成为了“周边事态”概念提出以来第二个明确将台湾列为日美新安保体制对象的高官。尽管中方表达了强烈抗议，但町村毫无撤回其论调的表示。2007年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又言“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威胁到日本的安全与和平，日本会按照《周边事态法》加以回应”[8]。可见，在美日新安保体制的鼓动下，日本意欲插手台湾问题的决心。

　　三、日本积极转变对台政策

　　随着日本对台湾问题的不断介入，日台关系也得到了全面和实质性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第一，突破禁区，不断提升日台“官方关系”。与台湾保持民间交往本是日本在《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中对中国做出的郑重承诺。可冷战结束后，日本便不断仿效美国，积极开展对台“务实外交”。1991年初，日本外务省派遣主管东南亚事务的野本佳夫出任“交流协会”总务部长。这是日本首次派出现任官员到该机构任职。1992年5月，日本政府同意台湾将其驻日机构更名为“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并允许扩大编制。同时对其成员及家属免于按照“外国人登记法”履行登记手续，这实际上是给予了他们“准外交官”待遇。此外，日本一方面允许部长和副部长级以下官员以所谓私人身份与台湾当局接触，一方面又不断提升日台官员会见的级别。1990年7月，日本批准台湾“立法院副院长”刘松潘率领台湾“立法委员代表团”访日，实现了日台“断交”18年后台湾第一个官方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1993年2月又允许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假借观光名义到日本进行活动。虽然钱复此行并未达到媒体所言的效果，但私下里，日台都对钱复访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此后又有台湾“交通部长”与日本运输大臣二见伸明的会晤以及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于1994年在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与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的正式会谈，等等。

　　第二，不断加强日台军事合作。这既是日美同盟不断强化的具体表现，更是日本企图以此支持“台湾独立”政治意图的真实写照。以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为依据，日本于1999年1月成立了由防卫厅长官、自卫队参联会主席以及各军种参谋长组成的“应对重要事态会议”，以研究台海问题。2001年6月，日本主管情报事务的现役少将“应邀”参观台试射“爱国者”导弹，彰显日台军事交流的升级。在2002年8月举行的“美日台三边安保对话”上，日美安保会议事务局长藤井严喜公开表态称，台湾与日本可谓是“生命共同体”。2005年8月，由日本内阁通过的《2005年度防卫白皮书》进一步呼吁台湾转换战力。而台海军于2006年3月在台东部海域进行军演更是首次将军事管制区延伸到日本领海内。事实表明，日本正在以美日同盟为背景积极拼凑“日台军事同盟”，以使之成为抗衡中国大陆的“利器”。

　　此外，日本还公开扶持台湾拓展所谓的“国际活动空间”，如大力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台政策的这些实质性调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日本已然偏离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一个中国”的原则轨道，而这正是致使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矛盾不断、摩擦不断的根源所在。对于日本欲利用台湾制衡中国大陆以及分裂中国的图谋决不能掉以轻心。

　　参考文献： 

　　[1][日]平松茂雄.中国进入海洋与自卫队的作用[N].世界周刊，2001 

　　[2]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 吴寄南.冷战后的日台关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4][日]吉泽清次郎.战后日美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 [7][日]朝日新[N].1995-10-27.2005-04-30. 

　　[6][日]新N].1998-04-17. 

　　[8]日本防长：台湾不独立台海就不会发生冲突[N].参考消息，2007-05-06. 

    作者：魏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