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犯罪中证据问题的实证分析

彭峰 侯婉颖 闫立东

摘要环境污染犯罪长久以来具有“低犯罪成本，高司法成本”的特点。2013年6月8日，“两高”通过《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的颁行虽然加大了对该类犯罪的打击力度，提高了犯罪成本，但无法解决司法成本高、认定难度大的问题。文章通过深入分析环境污染犯罪认定中存在的取证问题、因果关系认定问题、证据鉴定问题，提出准确理解并适用现有的法律法规、适当适用推论并借鉴国外的理论等建议，以期为环境污染犯罪中的证据调取和认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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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污染犯罪：取证：司法鉴定：污染行为

针对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我国于2011年颁行《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降低入罪标准。然而， 《解释》颁行近两年以来，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环保部门，均在环境犯罪证据的调取和认定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发现了一些问题。

司法《解释》颁行后环境污染犯罪的概况

在从严刑事政策的指引和《解释》的规制下，201 3年，环保部门移送警方立案侦查环境污染刑事案件372起，超过前十年的总和，公安部门共侦查环境污染刑事案件779件，创历年之最。据公安部的统计，2014年第一季度，全国立案环境污染类案件300多起，相当于往年一年的案件量。通过走访调研，办案机关普遍面临的核心难题是证据问题，存在取证难、证据固定难、鉴定周期长、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等问题。

环境污染犯罪的取证问题

目前，在环境污染犯罪的取证方面，普遍采用环保部门为主，公安部门补充的方式。《解释》的内容不涉及取证的规则与要求，关于取证方面，主要依据2013年公安部、环保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与公安部门执法衔接配合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然而， 《意见》的重点在于工作机制的探讨，并不能解决取证的实际问题。

发现难

发现难体现在，一方面，行为人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发生在夜深人静、人迹罕至之处，执法部门很难在常规检查时发现；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犯罪的案发主要依靠群众举报，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污染行为或污染源，污染行为的发现往往来自于污染物的扩散，或危害结果已经发生。

调取难

证据调取难同样是由多方原因造成的。第一，液体污染物往往排入水流，而水流具有流动性，气体污染物和部分固体污染物具有挥发性，执法部门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取污染物的信息。第二，行为人往往采用间歇性分时段的方式排放污染物，执法部门发现污染物时污染行为已经停止，因此很难再确定污染源。第三，目前对于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均主要采用取样的方式取证。污染行为往往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客观上为取样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固定难

证据的固定难主要源于污染物的挥发性与流动性，及现有技术手段的有限性。环境污染案件中大部分为水污染案件，行为人通过持续性多点排放的方式将污染物直接排入水流，而水源往往具有流动性，相关部门在取证时难以对污染行为予以还原和固定。固体废弃物污染物具有挥发性和扩散性，且数量较多，必须采用取样的方式确定污染物。而废弃物体积庞大，且分布不均匀，很难做到取样的科学性。气体污染的证据固定难度则更大，一旦停止排放，便难以收集证据。此外，由于法律规定的标准较高，鉴定污染行为所需的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而取证的经济成本高昂，也加剧了取证难度。

此外，由于环境污染损害一般在污染发生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废水、废气和噪声都是迅速变化的，等到事后取证时，采样时的环境状况与污染发生时相去甚远。

环境污染犯罪中的证据鉴定问题

鉴定机构及鉴定效力问题

这主要包括鉴定机构的资质及其鉴定结论的效力等问题。

第一，鉴定机构的级别问题。根据《解释》第11条第1款，环境污染案件由司法鉴定机构或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由于司法部确定的司法鉴定机构数量少，实践中一般是将省级环保机构的报告作为主要定案依据。由于鉴定机构过少，部分污染行为发生地距省会城市较远，样品量大且需要专人送检，易造成鉴定成本高，鉴定报告出具慢等问题。同时， 《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据，要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才可作为证据使用，这同样易造成效率方面的问题。

第二，鉴定部门的不统一问题。由于环境问题涉及诸多部门，如环保局、发改委、水务局、国土局、质检局、卫生局、市容绿化局等。多头管理的结果之一就是在鉴定问题上的多头负责，即在鉴定过程中，各基层部门分别取样后送至上级机关进行鉴定的方式，鉴定的报告无法做到通盘考虑、全面科学。

第三，鉴定报告的结果及效力问题。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证。同时，根据相关规定，鉴定意见必须有鉴定人的签字。然而，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很少有地区采用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而是采用省级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作为主要证据使用。这些报告往往结果不明确，且只有机构的公章，无鉴定人签字，因此不能作为鉴定意见使用。实践中，对行为人罪与非罪、量刑程度起决定性作用的鉴定报告往往只能作为书证使用，在受到各界质疑的时候，无法邀请相关鉴定人出庭质证，其效力会降低。

污染物的数量与性质界定问题

由于污染行为往往涉及多种污染物，鉴定报告出具后，对于污染物数量和性质的界定就成为司法机关要解决的问题。以水污染为例，一些部门普遍反映，在鉴定之后以下两个问题是实践中的难点：

第一，污染物数量。根据《解释》，在对环境污染罪认定及确定量刑档次时的重要依据是污染物的数量。在水污染案件中，由于取证时间延迟、水源的流动性等原因，参与鉴定的机构常采用水体推衍的方式对污染物的数量进行测算，依据监测的数值估算排放量。受水流等因素影响，这种计算方式极易出现偏差。

第二，关于不同种类污染物的性质问题。《解释》第10条确定了五种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物质”，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同时，根据《解释》第8条的规定，如果经鉴定为“有毒物质”，则可能构成污染环境罪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想象竞合犯，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然而，司法机关并未出台类似“名录”的文件以确定有毒物质的具体种类，在实践中，污染物到底是对人体有毒、对作物有毒，还是污染物本身有毒，界定十分模糊。

损失认定问题

根据《解释》第9条，刑法中认定的环境污染行为的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即从原则上确定了将直接损失和部分间接损失都认定为损失数额。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环境污染涉及多区域、不同部门，某些污染具有特殊性，推定损失，特别是间接损失的认定时十分困难。

针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损害后果难以认定的情况，环保部2013年颁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确立了认定环境污染损害的方式，规定了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应急处置费用、调查评估费用、污染修复费用五项内容作为损失的范围，基本等同于《解释》确定的数额范围。然而，由于对这些费用的评估需要较长周期，而刑事案件的办理期限较短，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在民事领域、刑事领域都较难适用。损害结果的量化难也造成了在起诉和审理时证据的薄弱。

环境污染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

因果关系的确定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证明刑事案件的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因果关系上倾向于必然因果关系说。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往往存在其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包括多因性和不确定性；后果的隐蔽性和长期性；严重受制于技术手段的发展等。

实践部门在认定时，特别是就刑事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时，必须就因果关系给出唯一的答案。在个案中，辩护人的抗辩理由主要就围绕在因果关系上，如无直接因果关系，环境本身自净力差或地质结构造成等。因此，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即因果关系问题要参照国外的研究方式，并另辟蹊径进行分析。如大陆法系的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疫病因果关系理论、间接反证说，英美法系的无因果关系说、事实自证说等。然而，由于法律没有确定普遍适用的准则，司法机关一般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证明，也容易被辩护人所攻击。

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推定

法院审判人员普遍反映，在环境污染类犯罪中，行为人普遍辩称其不具有主观故意：既包括对排放物品为污染物的不明知，也包括对污染物性质的不明知，还有对于污染后果的不明知。这其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便在于如何运用证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主观故意，并确定其“明知”的程度。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由于污染行为的危害结果具有扩散性，何种损害后果属于在行为人的明知范围内。

解决环境污染犯罪证据问题的建议

准确理解并适用现有法律法规

在环境污染犯罪行为人主观故意，特别是间接故意的判定上，要准确运用现有法律法规，明确几方面原则。第一，全面审查行为人的辩解，排除不明知行为。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知或者不应知其排放的物品可能为污染物，则不具有主观故意。第二，对污染物性质或危害结果的不明知不影响定罪。如果行为人为污染企业工作人员、污染物直接经手人，或者在排放前对于污染物的性质有一定的了解，无论行为人是否了解具体的危害后果，不影响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第三，谨慎认定间接结果的相关性，以不入罪为宜。这主要是从降低认定难度，提高司法效率角度而言。环境污染行为具有长期性、潜伏性和隐蔽性等特点，要证明行为人对于间接结果具有明知难度大，且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对于不确定的间接结果以不认定为宜。

法律法规的进一步明确

第一，给予行政机关更广泛的执法权力，加强其取证能力。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虽然加大了对环保行为的惩处，但是没有落实权力主体。公安机关也普遍反映，在刑事取证的过程中，环保机关的取证能力普遍不足。基于此，在接下来的环保法相关细则中应当赋予环保机关更多的取证权力，司法机关亦应当对环保部门的取证人员给予单独的培训，增强其取证能力。

第二，合理确定鉴定机构的范围及鉴定程序。一方面，应当明确环境鉴定报告为鉴定结论的性质，并规定鉴定人签字，方便质证和采纳。另一方面，现有的司法部确定鉴定机构的方式虽然谨慎，但是在实践中由于鉴定机构过少、费用过高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已经显现。因此，对于环保等特殊领域的鉴定，应当主要采用环保部授权的机构检测的方式进行。同时，取样经省级机关认可的规定极大地降低了司法效率并增加了司法成本，可以授权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设备较为先进地区的环保部门监测数据，不再需要省级认可的权利。

第三，颁布细则对不同种类污染物的性质进行明确。针对有毒有害物质难以确定的情况，应当由权威部门确定统一的污染物名录，并确定一定的数量作为入罪标准。当然，由于污染物种类多种多样，名录不可能罗列完全，但是可以确定一定的标准，并举例，方便鉴定机构操作。

适当适用推论并借鉴国外的理论

在论证的过程中可以适当采用推论的方式。

第一，按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确定污染物数量。虽然污染物数量的推论过程中，受到环境自净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取样+鉴定+推论”是目前唯一可行的确定污染物数量的方式。现有的计算污染物数量的方式基本科学，可通过水体推衍计算总排放量。计算出的总排放量，非经有效的证据质证，不得排除。

第二，允许理性预估损失数额。由于刑事案件期限短，在鉴定的过程中，不可能待所有损害结果发生后一并处理，后续损害结果发生后二次处理也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因此，在间接数额的认定中，应当允许推论的存在。 《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可用于刑事领域，以此作为量刑依据。

第三，采纳疫学因果关系的理论合理推论因果关系。由于因果关系认定难度大，可以适当降低证明要求，采纳国外的认定理论，特别是在人身损害的认定过程中，可以采用德日等国普遍采用的疫学因果关系的理论，方便因果关系的确定。同时，对于“多因一果”行为，可以借鉴民事领域对责任划分的形式，合理划分行为人的责任范围，确定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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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全国环保移送案件去年超前1 0年总和[EB/OL]. 2014-01-06．http：／／jingji. cntv. cn/2014/01/06/ARTI1388963870136183. shtml.

[2]马东晓．环境污染案件中证据的时间效力[N]．法制日报．2005-9-8．

[3]胡向阳，栾兴良．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因果关系认定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 (10)：90-94.

（彭峰、闫立东，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侯婉颖，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