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祁春凌　北京城市学院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由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经历了第一个“黄金十年”后，自贸区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500亿美元跃升至4000亿美元，使得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双边服务贸易和投资也快速增长。但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目前也面临着国际、区域环境变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东盟 “10+3”、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制度安排不断涌现。尤其是，TPP作为由美国主导的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吸纳了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四个东盟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参与，意欲在亚太建立新的贸易投资规则，这必将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多年经营形成的贸易投资格局产生冲击。

目前学术界对TPP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战略层面，围绕TPP谈判进展、美日等国推动TPP谈判的战略意图、TPP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等角度展开，就TPP对东亚现有自贸区的潜在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很少。本文将尝试采用中观行业数据，就TPP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潜在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的对策。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现状

（一）贸易规模逐年扩大，但与东盟各成员的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

自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来，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2002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为500亿美元，2004年即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10年接近3000亿美元，2012年更是突破4000亿美元。伴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增长，彼此双方的贸易地位也逐步提升。2013年东盟已成为继欧盟、美国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从2010年开始跃升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具体国别结构看，东盟5个老成员国（即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一直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是中国在东盟内的主要贸易伙伴。东盟新成员中的越南与中国贸易额增长非常迅速。2013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和越南六国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的占比为23.9%、17.1%、16.1%、15.4%、8.6%和14.8%，而中国与文莱、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四国的贸易额占比则不足5%。

（二）投资双向增长，但投资水平低、不平衡问题突出

从2003年至2012年，东盟对中国实际年投资额从29.25亿美元增加至70.73 亿美元，中国对东盟投资金额则从2.3亿美元增加至44亿美元。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达1147.8亿美元。中国企业累计在东盟国家非金融投资总额293.4亿美元，其中2013年新增直接投资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9.8%。东盟国家来华累计实际投资854.4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的6%，其中2013年新增直接投资83.5亿美元，增长18%。

但双边投资不平衡问题突出，从东盟对华投资角度看，新加坡对华投资一家独大。1994-2012年间，新加坡在中国的实际投资额已经累计达到581.79亿美元，占同期东盟实际对华投资额的77.45%。中国在东盟各国的投资分布也极不均衡，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累计投资282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柬埔寨、缅甸、印尼和泰国五国，占投资总额的81.5%。其他五国仅占18.5%。

可见，中国-东盟自贸区这一区域性多边制度建设给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从整体上促进了区内各成员的经济融合与发展，但不平衡问题致使不同成员国不能平等共享自贸区带来的发展福利。而TPP的出现，将会削弱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制度优势，激化这一区域内国家间的固有矛盾与问题，给中国-东盟自贸区进一步发展带来挑战。

二、TPP的发展给中国－东盟自贸区带来挑战

（一）TPP将改变中国与东盟各国所处的贸易环境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错综复杂，形成了多个相互交叉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而TPP的加入无疑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目前，TPP已经吸引了文莱、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四个东盟国家加入谈判，菲律宾、泰国的态度也非常积极。随着2012年“美国-东盟扩大经济合作”倡议的继续推动，不排除更多东盟国家加入TPP的可能性。如此一来，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就分为TPP成员和非TPP成员两类。未来TPP一旦正式签署协议，将给文、新、越、马等国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尤其是进入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同时，由于TPP产生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还将给非TPP成员当前的贸易投资格局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与现有12个TPP成员的贸易联系紧密，同时与TPP中的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经济大国没有签订任何双边自贸协定，中国将会面临更为不利的贸易环境。

（二）TPP将放大中国与东盟对美日市场的出口竞争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近，产业结构相似，在国际分工中基本处于同一层次。中国和东盟大部分国家都以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同为双方主要的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地。由于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相似度高，双方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较强的竞争性。东盟四国或者未来有更多东盟国家加入TPP的话，中国与东盟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将会更加凸显，TPP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会十分显著。

我们利用2000-2012年中国和东盟工业制成品在美国、日本市场的占有率数据对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考察。表1显示中国和东盟的化学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在美国、日本市场上的竞争关系十分明显。

在日本市场，中国产品在主要产品门类上的市场占有率及增速都要显著高于东盟。具体来看，双方在化学产品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2000年双方的市场份额都在6%水平，2008年中国的市场份额上升至15.2%，2012年则又下降到13.9%。与此同时，东盟的市场份额从8.7%增加到10.3%。而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东盟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受到中国产品的挤压，中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从12.2%增长到43.8%，东盟的市场占有率从21.3%下降至14.8%。从现阶段看，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要强于东盟。但若TPP最终达成协议，当前的贸易竞争格局就会被打破，中国这几类制成品的竞争优势将逐渐消失，对日出口将会受到冲击。

在美国市场上，双方的竞争突出体现在机械及运输设备市场上。东盟的市场占有率从2000年的10%被压缩至2012年的5.6%，而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则从6.5%增长至25.5%。虽然目前中国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的对美出口中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但TPP协议签署后贸易转移效应也最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发生。

（三）TPP原产地规则将影响中国对东盟的中间品出口

区域贸易协定中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与原产地规则密切相关，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制定有不同的原产地认定标准。美国在TPP谈判中试图推行更加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并对特定产品制定特殊原产地规则。如纺织品和服装原产地规则谈判中，美国为保护国内服装公司利益，就建议实行严格的“纱后原则”，即规定判断货物是否“原产”的标准是从纺纱、织布、剪裁、缝制等一系列程序都必须在TPP国家完成，否则服装出口不能享受零关税待遇。更加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将对东盟国家业已形成的生产网络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对TPP成员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我们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BEC分类数据，考察了2004-2013年十年间中国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三国的中间产品出口规模及结构。结果发现，中间产品在中国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三国出口中一直占据很高比例，2013年中国对这三国出口的中间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达48.46%、49.99%和62.51%。从表2显示的具体出口类别看，未另归类的工业用品、运输设备及其他资本品的零部件是主要出口品类。2013年，中国对三国出口中间品中未归类工业品占54.8%，其次是资本货物用零配件，占30.95%，运输设备用零配件占4.97%。中间品贸易规模和结构反映双边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及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分工与合作。TPP协议的签署，必然对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中间品贸易产生影响，进而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业已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协作体系形成冲击。

（四）TPP会使美日投资进一步向东盟国家转移

美国和日本不仅是东盟和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是东盟和中国的重要外资来源地。2012年日本对东盟投资额为106.7亿美元，是除欧盟外第二大投资来源地。同年，日本对我国投资73.8亿美元，是位列香港之后的中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地。美国则是东盟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中国的前五大外资来源地。TPP倡导的高水平“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等投资自由化规则将进一步吸引美、日对相关东盟内TPP成员国的投资，放缓对中国的投资步伐。而随着东盟国家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进一步显现，投资转移效应将会更明显。而依赖中国广阔市场的日美跨国公司，也会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较宽松的贸易规则，通过在东盟国家投资，迂回实现对中国出口的目的。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应继续深化与东盟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

应对TPP带来的冲击，中国必须夯实与东盟合作的基础，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提升双方的合作水平。在货物贸易领域，要在现有90%商品实现零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降税产品范围和降税幅度，削减非关税贸易壁垒，在海关、商检、物流等领域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提升双边运输、旅游、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只有进一步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经济活力，增强其对东盟国家和区域其他经济体的吸引力，才能维护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中的地位。

（二）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

TPP贸易转移效应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实际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相似程度及出口竞争力。产品相似度越高，贸易转移效应就越大。从当前情况看，中国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这三类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相关企业必须要充分意识到TPP实施后可能带来的冲击，抓紧时间巩固现有产品的竞争优势，夯实美日市场地位。从长期来看，相关企业必须抓住我国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有利时机，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通过增强自身产品的差异性培育可持续竞争优势。

（三）积极引导中国企业加强对东盟制造业的投资

本文表2数据显示，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存在大量工业品和零部件的中间品贸易，反映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在制造业领域存在较强的以贸易为纽带的分工合作关系。未来可以考虑以直接投资形式应对TPP对这种分工合作模式的冲击。从可行性上看，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集中在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煤气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资源垄断性行业，中国企业对东盟农业、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还有空间发展巨大。而东盟国家在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投资优势，在我国国内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是非常合适的产业承接地。更重要的是，对越南、马来西亚等TPP成员国的投资还能发挥跨越贸易壁垒作用，直接减少TPP贸易转移效应对中国企业造成的冲击。因此，政府应积极搭建各类投资平台，改变以往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以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充分宣传，积极引导中国各类制造业企业到东盟投资设厂。

（四）加快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和双边自贸区谈判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截至2013年，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已达109个，另有148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各类自贸协定在成员上交叉重叠，在谈判议题和规则上差异明显，导致“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日益严重，而这只能通过建设更具包容性的自贸区来解决。在刚刚闭幕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就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达成一致共识，为中国在亚太一体化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抵制TPP威胁提供了解决方案。今后，中国应继续推动亚太自贸区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逐步构建以RCEP和TPP等自贸区为基础，以亚太自贸区为目标的亚太经贸新格局。

当然，亚太自贸区内成员国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各异，短时期内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因此现阶段，中国应继续在亚太区域内与更多国家（特别是美日）进行双边自贸区谈判，逐步搭建以中国为中心的FTA网络，发挥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辐射作用。而在FTA网络建设中，需要更加关注中国与各国各地区的利益汇合点，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谈判标准，同时注意与已建成自贸区的兼容与协调。

（五）努力拓展亚太地区各自贸区相互兼融的途径

亚太区域内各类自贸区数量众多，短期内也无法建成覆盖亚太多数国家的亚太自贸区，因此逐步探索各自贸区间的相互兼融的途径也是当前应该努力的方向。总体来看，各自贸区虽然差异显著，但主要体现在参与国家、议题范围和自由化程度三方面，因此拓展兼融性的途径也应该从这三方面入手。无论是TPP、RCEP还是亚太自贸区，都应该遵循开放性原则，不构建排他性贸易集团。目前各自贸区在谈判议题和自由化程度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TPP是目前议题内容最广泛、开放标准最高的自贸协议，不仅涉及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传统领域，还包括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保等诸多涉及一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代表着未来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要密切关注TPP谈判动向，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与TPP的对话，确保亚太区域自贸区谈判的透明性。此外，通过上海自贸区试点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修炼内功使中国可以参与更高标准自贸区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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