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思考———中国外经贸2015年新春形势分析会上的演讲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一、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机遇

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开放，来推进工业化的成功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是我们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沿着过去三十多年的老路继续原来的战略。我想主要存在下面三个重要的变化：

（一） 第一个变化，是我们自己的变化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推进工业化，特别是过去三十几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推进市场化，推进了工业化，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减速，一开始很多同事都认为，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因为在过去三十年，我们其实经历过好几次周期波动。但经过非常审慎的研究，特别是对国际上一些追赶性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最后中央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新常态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习总书记在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从九个方面，对新常态新的趋势、新的特点做了阐述。在此之前，在APEC会的时候，总书记从三个方面做了概括：第一就是我们从高速或者超高速的增长进入到一个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速度的回落；第二个就讲到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第三个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过去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依靠效率的提升，来寻找新的动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中央也提出来，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真正的新处，需要我们改革到位，新的增长动力要到位，新常态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以后，它本身的发展目标，会进行调整。对于我们未来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以后，可能更多的要强调怎么能够寻找到中国经济新的动力，就是我们说的怎么能够真正形成一个靠创新驱动的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新的增长模式。

应该说，对外开放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战略，是适应整个国家发展目标的一个子战略。所以当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我们整个发展战略调整的时候，相应地我们需要调整我们对外开放的战略。

（二） 第二个变化，是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金融危机以后，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失去了危机以前十几年的全球经济的繁荣，对我们来说就是失去外需的快速扩张，转入了现在一种在危机以后的经济增长的低迷，结构的调整，对外开放格局的大调整的新的时代。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新的机遇，对我们这么一个出口大国来说，外需增长放缓，当然面临的全球的产能过剩加剧，全球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也会有所抬头。但是这里面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得为了走出危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来说，我们很多工程承包企业，实际上是在过去一、二十年的国内市场上锻炼了我们的能力，在全球工程承包市场上，我们的企业确实有很强的竞争力。

工程承包出口其实不简单是仅仅说我们获得了上千亿的合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带出去的是我们的承包设备，这些技术含量更高，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品，是我们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再比如说，现在全球都在推进的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也诞生了一些新兴的产业，包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能源、美国的页岩气，还有生物技术等等，非常地活跃，各国也非常地重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能够引领全球经济走出这种危机后调整的一个大的产业。所以新技术革命是方兴未艾，但是新兴的产业可能只能说是蓄势待发。还没有真正形成。

事实上，这种科技创新的活跃确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机会，尤其对我们这么一个依然处在追赶期的经济体来说。另外，外部环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全球的经济贸易规则可能又处在一个新的密集构建的过程中，特别是以美国主导的TPP为代表。在这个里面，不是简单地推进一个区域贸易合作，还蕴含着很多发达国家希望推动的新的经贸规则。对中国来说，这些新一轮的经贸规则，我觉得既是挑战，但是也有机遇。

（三） 第三个变化，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变化

过去三十多年，总体上来看，我们参与全球竞争，从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一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低成本，优质的劳动力。我们的人口红利，支撑了我们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竞争力的快速提高。我们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搞加工贸易，吸引出口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把外来投资者的技术、管理、品牌、国际销售的渠道和我们自己的这种低成本优势，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蓝领工人的低成本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全球贸易排名32位，今天一跃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大国，货物贸易的大国。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以后，我们已由人均GDP改革开放之初的148美元，现在到了七千美元。我们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这种比较优势，都发生了变化。二十年前，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当时他们的人均工资是咱们的三倍，现在反过来了，我们是他们的三倍。我们之所以说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保持着一定的竞争力，是因为我们的劳动效率比他们高，我们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综合成本还是有优势，产品质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如果我们动态地看，可能这个变化还会继续削弱我们传统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变化，这是发展的结果。

我们的人口结构本身也在发生着很快的变化，有不利的变化，比如老龄化快速到来，未富先老。同时我们看到在年轻的劳动力里面的结构变化，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一年高考招生是108万人，现在我们一年招700多万，毕业700多万大学以上的学生。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每年进入劳动大军的是一千五六百万人。原来就是说108万人进入高等院校，剩下还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可以做蓝领工人。现在有七百多万人去上了大学，上完大学以后，四年不就又进入劳动大军了吗？是的，他进入了劳动大军，但是他们已经不愿意做蓝领工人了。所以从我们劳动力市场上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蓝领工人继续招工，工资上涨得快。大学生找到一个他喜欢的稳定的体面的就业机会，很难。

而且在蓝领工人的市场，我们前两年跟张骥司长他们一起调研加工贸易劳动力状况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劳动力流动太快，从工厂的角度来说，就叫流失率，非常地高。一年流失百分之百的企业非常多。极端的企业可以到500%，一线工人换了五茬。这样的情况我们说也是有利有弊，好处是他们通过这种劳动力的流动，知识在快速地扩散，快速地交换，非书本上的知识可以通过流动来交流，有利于知识扩散。另一方面，一个不利就在于，快速地扩散，快速地流动，让这些工人缺乏劳动技能的积累。从企业主的角度来说，就不愿意过多地去投资工人的培训，因为人培训完就走了，培训的费用就打水漂了。当我们的产业需要升级，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的时候，而蓝领工人本身他的素质、他的技能，并不能支撑这种结构的升级。所以我们需要要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技术含量，更好的服务。这些有很多是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来支撑的。

除了结构性的变化，我们说人口有红利，这些红利表现在什么？它素质提高了，它的研发成本和发达国家比，就有了优势。再加上国内市场这么一个大市场，从原来潜在的大市场，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大市场。尽管说我们速度降低了，从10%降到了7%。但是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现在十万亿美元的GDP，我们增长7%，就意味着新产生的增量相当于美国增长3.5%以上，我们超过它的一半；相当于日本增长14%-15%，都是不可能的事。一年我们增长7%就是七千多亿美元的增量，这个增量相当于什么概念？全球第十六大经济体土耳其，全年的GDP八千亿美元，我们每年新增的GDP，就是大概排在全球十七、十八位的全部的GDP。虽然减速了，我们基数大了，市场的增长，对全球GDP的贡献依然还是最高的。这就会对来追逐本土市场的投资者，追逐研发成本的投资者产生吸引力。这和以前把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加工出口基地，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个变化里面确实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新的机遇。这些机遇和以前相比，我想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以前的机遇主要是有利于我们扩张，有利于我们推进工业化规模的一些机遇；现在我们内外变化带来的这些机遇，是有利于我们升级的机遇；除了结构变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规模的变化，也是导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主要方面。在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增量我刚才讲，是全球增量最大的经济体。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本身会有很多新的诉求，这些诉求也包括我们要对全球的规则制定发生影响力。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自己的诉求。国际社会也会对我们有新的期盼，这就是大家满耳朵都听到的，一方面说中国威胁论，另外一方面说中国责任论，美国人就说你不能搭便车等等。其实种种对中国的这些声音，背后都反映了我们的规模扩张，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和其他的比如说东亚一些经济体，韩国，我们四小龙，它在追赶到这个阶段，与世界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小经济体只面临结构升级的问题。大经济体除了结构的变化，还有一个规模变化带来的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挑战。

二、新常态下对外开放战略目标的调整

我们要牢牢地把握好这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就必须要去调整我们的对外开放的战略。我觉得首先我们新的对外开放战略目标和以前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一直在讲的对外开放，尤其有很多很多战略，但最深层次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通过利用外部的市场和资源，来加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这里面我们看到，引进外资，扩大贸易等等。这里面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当年说的两个缺口，推进工业化要解决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资金缺口主要在国内，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用强制的办法，积累的资金，所以到现在我们这个惯性还很强，投资率非常地高，消费率很低。对外开放，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外汇的短缺问题，早期我们大量借用外资，后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是为了获得外汇。

其实，借用外资也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好，长期来看，借外资是要还的，所以你必须用外资的效率很高才行，否则你长期来看是不利的；再一个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个利润汇出，所以长期来看，也不是持续地可以供给你外汇的来源。当然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货物贸易，竞争力持续提升以后，它解决了我们外汇短缺的问题，但是没想到，可能发力太猛了，一下外汇储备搞了将近四万亿，所以从上到下觉得外汇储备多了。但是这个多和绝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比，人家还处在外汇短缺的困境之中，还没找到一条特别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外汇短缺，我们解决得很好。也可以说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这个目标应该说历史性的，我们已经完成了。

下一个目标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两个。一个是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结构升级，寻找新动力的要求。我们就要考虑怎么能够通过开放战略的调整，更好地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来支撑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支撑我们技术的进步，结构的加速调整，经济的这种升级。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我们说特殊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新兴大国的崛起，总书记说的中国梦，怎么通过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国际社会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说互利共盈的关系，来确保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否则的话，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你处理不好国际关系的话，我们是孤独的大国，很难说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两个目标，是我们在中国经济新常态条件下，对外开放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新的战略目标。

三、 新常态下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重点

第一，中国制造业。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制造业，要在全球的生产价值链上，实现升级。这和以前我们说重在扩大出口，出口创汇有很大的变化的，我们要更多地着眼于怎么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就是全球化深入以后，这种升级出口结构的升级，还不完全表现为一个产业间的升级，它可能更多地表现为价值链的升级。

第二，中国服务业。重点是怎么能够扩大开放，通过扩大开放来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的服务贸易发展也很快，在全球我们是进口排第三位，出口排第四位，也是服务贸易大国。这些年我们服务贸易的逆差，也是快速地在扩大。这里面反映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竞争力还是比较弱的， 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本身就是我们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服务业之所以说发展滞后，竞争力提升得不够快，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我说是两句话：对内管制过度，对外开放不足。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我们绝大部分的服务业，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管制。比如说我们中心一个出版社出的书，是念外语口语的，它要出一个光盘版，配合这个书专门向有关政府部分去打报告去申请。你要仔细看每一个服务行业，几乎都有很多很多的管制，这就大大妨碍了我们服务业业态的技术创新。所以在三中全会特别强调，服务部门要加快开放，而且要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办法。

第三，中国的对外投资。短短的十年时间里面，中国一跃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体，既是利用外资的大国，又是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2003年的时候，对外投资只有28.5亿美元，到了2013年就已经超过一千亿美元了，1078亿美元。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企业有它的内在需求，它需要在全球来整合资源，通过在全球的投资，一方面我们说可以控制一些战略性的资源，来保证国家的资源安全。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就是通过对外投资特别是并购，来整合全球资源，什么资源？全球的研发资源、市场资源，通过并购来获取技术，获取研发，获取品牌，获取国际销售的渠道。我们商务部一直在讲推进我们的品牌战略，我觉得品牌战略是两条腿走路的。一个方面是培养自主品牌，把它变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这个过程会是相当漫长的。另一方面，去控制已有的品牌。利用它的品牌的效应，两条腿走路，并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促进。

第四，中国的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是相对滞后的，金融开放搞不好，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所以管理开放能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不好的话，有可能是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金融开放长期滞后的理由。怎么开放，国内首先要改革，为金融开放来创造好的条件和基础。在很多领域我们都说，用开放来促进改革，但是在金融开放里面，我觉得开放可能说倒逼更多的是先要促进它改革，然后才形成这种进一步扩大开放。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汇率机制的调整，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

第五，中国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在多边层面上，我们需要去参与全球的治理，去引导规则，向我们希望的方向逐步地去调整。不是说我们要把现有的经贸规则推倒重来，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能力。在区域层面上，加速推进我们和其他国家区域贸易安排，除了FTA这种制度性安排，其实还有很多功能性的合作，也不应该忽视。除了这种封闭的FTA以外，未来一个最大的就是习总书记提出来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里面我觉得是有很多区域安排在里面叠加，这种大区域的合作，功能性的合作，也有FTA在里面的叠加。所以这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统领我们对外经济、外交的重大战略，需要去落实。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的理念和心态，可能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就像总书记曾经说的，说我们欢迎别人，不管是搭快车，还是搭中国经济的便车，我们都欢迎。这和我们以前单方面讲抓机遇，是不一样的。其实这里面就蕴含着我既要抓外部的机遇，又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所以我想这五个方面，可能是我们新的战略里面要给予高度重视的战略重点。实施所有的战略，要让这个新的战略能够落地，它就需要体制的配合，这些体制怎么创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里面，应该说还是做了一个系统的阐述。所以我们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视角来分析，我们就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三中全会关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系列的安排。▲

(按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