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综述

摘　要：1985年，李荣先生第一次提出晋语，1986年，侯精一先生划分出晋语五台片。晋语五台片涉及秦晋蒙三省区29个县（旗）、市，29个县市的方言，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研究文章发表。30多年来，五台片方言研究一直处零散状态，缺乏系统性整理和归纳。本文初步对秦晋蒙三省区29个县市方言研究文章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方言 晋语 五台片 内蒙古西部 陕北 晋北

一、晋语五台片方言发展脉络

西汉末年，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前18年）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对汉语方言首次进行了调查。1915年，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最先以太原、大同等地为方言点做了研究[1]。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的推广和方言普查为语言调查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至80年代汉语方言得到长足发展；1983年，温端政主持的重点项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以《山西省方言志丛书》为主要成果，到1991年总共出版了40种单点方言著作[2]，至此，忻州、大同、朔县等地方言均有了系统研究成果。

1985年，《官话方言的分区》中，李荣最早提出晋语一词——“山西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3]。1986年，侯精一在《晋语的分区》中对晋语各片做了详细划分，晋语五台片第一次进入人们视野。“晋语五台片包括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后套地区共三十个市县旗（山西省：忻州、定襄、五台、原平、岢岚、五寨、神池、宁武、代县、繁峙、灵丘、保德、河曲、偏关、平鲁、朔县、应县、浑源、阳曲；山西省：府谷、神木、靖边、米脂、子洲、绥德、子长；内蒙古：杭锦后旗、临河、磴口、乌海）。”[4]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5]晋语五台片与上述划分一致。

1991年，晋语五台片部分方言点引发学术界的讨论。孟庆海在《阳曲方言志》中认为，阳曲处并州片与五台片之间形成自己的特殊方言，就语言来看应将其划属并州片的晋阳小片[6]。1999年，阳曲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阳曲县志》，也将其划作并州片[7]。2006年，《晋语的分区（稿）》沈明将阳曲又划归五台片[8]。2004年，乔全生《论晋方言区的形成》再次将阳曲方言并入并州片中[9]。2008年，《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将阳曲划归并州片，其他晋语方言点保持一致（由此，本文不再将阳曲县方言作为研究对象）。

晋语五台片涉及方言点主要有29个（本文涉及的县、市名称一律以2017年行政区划为准）：忻府区、定襄县、五台县、原平市、岢岚县、五寨县、神池县、宁武县、代县、繁峙县、灵丘县、保德县、河曲县、偏关县、平鲁区、朔城区、应县、浑源县、府谷县、神木市、靖边县、米脂县、子洲县、绥德县、子长、杭锦后旗、临河区、磴口、乌海。

二、晋语五台片概况

晋语五台片方言分布区域较为广阔，所占面积约为66711平方千米，人口近900万。主要涉及内蒙、陕西、山西三地，其中内蒙占到4个方言点，主要集中在巴彦淖尔、乌海两市；陕西的晋语五台片有7个方言点，分布在榆林、延安两市；山西晋语五台片方言点主要分布在晋北18个县市。

表1：晋语五台片方言市县旗地名、面积及人口一览表

注：①2017年4月9日神木撤县设市，由榆林市代管。

②人口数为2012年度公安部的统计数据。

③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

三、晋语五台片著作文献溯源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赵之韩修，王浚纂《浑源州志》；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王会隆纂修《定襄县志》（8卷）之后断续出版了一些著作；康熙二十三年（1684）宋起凤撰，岳宏誉增订《灵丘县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汪嗣聖，王霷，萧泰芳编写《朔州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孔繁朴，高维岳编《绥德直隶州志》；1968年，魏元枢，周景柱在学生书局出版《宁武府志》。这三百多年间，目前发现涉及到晋语五台片的著作仅7篇，且书中多以记载当地历史、地理、风俗、制度、物产、人物为主，有关语言的研究很少。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重点项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的展开，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成果有：温端政《忻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5）、马文忠，梁述中《大同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6）、金梦茵《原平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89）同年江荫褆，李静梅《灵丘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江荫褆《朔县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陈茂山《定襄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等。与此同时各方言点编纂出版本地县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宁武县志》（1985）；山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五台县志》（1988）、《河曲县志》（1989）、《保德县志》（1990）、《平鲁县志》（1992）；文献出版社出版《代县志》（1988）；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杭锦后旗志》（1989）；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神木县志》（1990）；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忻县志》（1993）；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定襄县志》（1993）；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子洲县志》，同年《靖边县志》《子长县志》《米脂县志》问世。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府谷县志》（1994）、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偏关县志》（1994）、今日中国出版社《繁峙县志》（1995）、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朔县志》（1999）、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神池县志》（1999）、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灵丘县志》（2000）、三秦出版社出版《绥德县志》（2003）等，此次县志的编纂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方言点文化的缺失。

20世纪90年代由乔全生主编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对晋语五台片（山西部分）进行了综合研究。杨增武《平鲁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崔淑慧《代县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孙小花《五台方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白云等《浑源方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10]，该丛书体例大致相当，一般分为五到六章。由导言、语音系统、声韵调配合表、当地方言与中古音韵的比较、与普通话进行比较、方言的独特之处等章节组成。

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大量专题著作。有对某一方言点词汇研究的词典、词汇集：《忻州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李荣，1998）、《陕北方言词典》（刘育林、安宇柱1991）、《忻州方言词典》（温端政、张光明，1995）、《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哈森，1995）、《陕西方言词汇集》（张崇，2007）、《浑源方言实用手册》（张津，2009）、《陕北语大词典》（杨明芳，2011）；有方言俗语的探究：《忻州俗语志》（温端政、张书祥，1986）、《忻州方言俗语大词典》（温端政、张光明，2002）、《忻州歇后语词典》（张光明，2006）、《忻州方言谚语》（王兴治、王海虎，2009）。2012年4月出版《忻州方言语汇系列辞书》，该辞书由《忻州成语词典》《忻州谚语词典》《忻州惯用语词典》组成，共收忻州方言成语5282条、忻州方言谚语7156条、忻州方言惯用语2670条。[11]语法研究著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邢向东，2006）、《定襄方言语法研究》（范慧琴，2007）、《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邢向东、张永胜，1997）；关于民俗文化的研究：《陕北文化研究》（吕静，2004）、《定襄民俗文化志》（张建新，2006）、《定襄民俗杂谈》（1998）。还有州志、市志、詈语、方言辨证、年鉴等方面的著作：《绥德州志》（孔繁朴、高维岳，2013）、《榆林地区志》（榆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1994）、《榆林市志》（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1996）、《巴彦淖尔盟志》（王治国，1997）；《蒙古詈语一千条》（曹纳木，1997）；《内蒙古汉语方言辩证》（王冬生，1993）、《榆林方言辨证》（李长茂，2000）；《子洲年鉴》（张俊谊，2002）；《宁武府志注》（董常保，2006）、《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王克明，2007）、《内蒙古自治区旗县情大全》（内蒙古自治区旗县情大全编纂委员会，2007）、《朔州之最》（周子君、高海、贾尚福，2009）、《子洲统计年鉴》（子洲县编委会，2011）等。

在专题著作发表的同时，另外出版了综合性研究著作：侯精一、温端政编写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2]，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13]、《晋语与官话方言研究》[14]，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15]，刘育林《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16]等。

四、晋语五台片区域性研究成果

（一）内蒙古区域

晋语五台片内蒙方言研究最早的是1962年张清常《内蒙西部汉语方言构词法中一些特殊现象》（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17]，1963年，该作者发表《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音概况（一）》（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之后，五台片方言内蒙区域研究一直处于空白期。1989年，马国凡、邢向东发表《内蒙古西部方言词语札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1990年二人又发表《内蒙古西部方言叠音词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1991年，韩登庸发表《内蒙古西部地区何以能保留大量元杂剧中的方言俗语》（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1993年，哈森《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重叠式构词法》（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1993年，史震己《内蒙古西部地区汉语方言拾零补》（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1994年，哈森发表《简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单纯词》（前沿，第10期）、《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加级式构词法》（阴山学刊，第2期）；1995年，卢芸生《内蒙古西部地区民歌中的古词》（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诗经>古词在内蒙古西部方言里的孑遗》（内蒙古师大学报，第3期）及《沉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汉语方言中的古代白话词汇》（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卢芸生、道尔吉（1995）发表《内蒙古西部地区汉语方言里的蒙语借词》（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邢向东《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祈使句的常用格式和语气词》（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对内蒙古西部语法进行了分析。1995年，张简、章也从方言与习俗角度进行了研究：《<金瓶梅>中的内蒙古西部方言、方音及习俗》（内蒙古电大学刊，第3期）、《内蒙古西部方言与民俗文化》（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第5期）。

之后，关于晋语五台片内蒙各点的研究还有：1996年，刘成荫《<金瓶梅>中的内蒙古西部方言》（阴山学刊，第3期）；2004年，哈森《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2008年，周凤玲《内蒙古西部农村方言婚俗词反映出的婚俗文化》（汉字文化，第3期）；2009年，李丽《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饮食词语之构词理据研究》（汉字文化，第2期）；2010年，张金梅《内蒙古西部方音与二人台音韵》（阴山学刊，第4期）；2011年，刘娟、安利萍《内蒙古西部方言对英语语音学习的影响》（集宁师专学报，第2期）。

民俗、方言比较、詈词，特殊字词方面的研究：2007年赵子阳《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的构词理据分析》（绥化学院学报，第5期）；赵子阳、章也《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的分类与民俗文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第6期）；2008年，郭荣芳、赵子阳合作的《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的心理解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1996年，吴金铎、吴学松《内蒙古西部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差异初探》（文科教学，第1期）；2002年，董永义《试论内蒙古西部区河套方言中的“儿化”现象》（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Z1期）；2007年，石慧《内蒙古磴口方言中“个”的用法》（社科纵横，第6期）；2011年，杨开昌《内蒙古西部方言中的程度副词“稀”——以后套话为例》（河套大学学报，第3期）。2013年，蒙瑞萍《内蒙古西部方言与莜面饮食民俗文化》（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

五台片方言内蒙古各点（西部方言）研究比较充分的是词汇部分：1998年，李剑冲，郭丽君《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汇的几个特点》（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第2期）；孟双吉《内蒙古西部方言古词古音遗存简说》（职大学刊，第1期）；2000年，王建莉《从文化看汉语中的蒙语借词》（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期）；2001年，长石《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内蒙古师大学报，第6期）；2006年，王秀玲《元杂剧中的方言俗语在二人台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方言中的遗存》（区内外学人笔谈，第2期）；同年，毕若莹《浅谈内蒙古西部方言的成因及其对词汇的影响》（文学界，第9期）；2013年，李丽《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中的古语词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等。

通过分析发现，对晋语五台片内蒙古各点的研究多以综合探讨为主。目前从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读秀学术搜索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超星期刊、雅学资讯网（下同）等可以查询、检索到涉及各点的文献共36篇，除磴口一篇（内蒙古磴口方言中“个”的用法[18]），巴彦淖尔两篇（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二人台”保护及发展现状调研[19]、高中语文朗读能力的教学对策探讨——以内蒙古临河地区为例[20]），其余都是以内蒙古西部方言角度而写的。各方言点论文加上内蒙古西部的两篇文章（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后缀研究[21]、内蒙古西部区方言詈词与民俗文化[22]）仅6篇，乌海这一方言点至今无人研究。该地方言研究，有待学者们深入挖掘。

（二）陕北区域

20世纪70年代，晋语五台片陕北区域研究，仅1979年刘德鸿发表过《小说<李自成>地理方言小议》[23]（社会科学战线 第3期）一篇文章。80年代初，刘育林（1986）发表《今陕北话之古入声》（延安大学学报，第3期）开始了语法的探讨。刘育林、张子刚1988年发表《陕北方言本字考》（延安大学学报，第2期）、《陕北方言本字考》（延安大学学报，第3期）；此外，刘育林单独发表：1988年《陕北方言略说》（方言，第4期）、1989年《陕北话漫谈（一）》（延安大学学报，第2期）。90年代，五台片陕北方言研究涉及到的有语流音变：1996年，邢向东《神木方言的儿化变调》（方言，第1期）；1999年，《神木方言的两字组连读变调和轻声》（语言研究，第2期）。词汇专题研究：1996年，黑维强《晋语绥德话“日”头语词汇释》（运城高专学报，第2期）；1994年，张子刚《陕北方言中的“圪”》（延安大学学报，第4期）。

1.进入21世纪，晋语五台片陕北各点方言研究呈现类属特点

（1）《府谷西部方言音系研究报告》（王珏 榆林学院学报，2010，5）；《陕西省子洲县方言的语音特点》（张馨爻，青年文学家，2010，20）；《子洲方言语音研究》（张建华，西北大学学报，2011，6）；《陕西子长方言语音研究》（李延梅，西北大学学报，2011，4）；《子洲西川话语音研究》（景鹏，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5）；《府谷方言的语音特点》（孙立新，延安大学学报，2016，5）；《陕北米脂方言的语音特点》（毕娇娇，甘肃高师学报，2016，5）；《子长话与普通话的语音比较研究》（李延梅、汪东锋，延安大学学报，2010，1）。李建校《陕北晋语知庄章组读音的演变类型和层次》（语文研究，2007，2）、《陕北晋语果摄字的读音》（语言科学，2008，2）、《陕北晋语假开三精组和以母字的读音》（方言，2008，3）、《陕北晋语古塞音塞擦音声母的读音及演变层次》（山西大学学报，2009，3）、《陕北晋语入声韵的读音类型和演变规律研究》（晋中学院学报，2010，1）、《陕北晋语入声韵的舒化》（晋中学院学报2011，4）。黑维强《绥德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3）；《陕北绥德河底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2010，4）。

（2）《陕北方言词头探微》（李延梅、汪敬尧，延安大学学报，2003，2）；《子长话的合成词构词法探析》（汪敬尧、李延梅，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3，3）；《陕北方言中的合音词》（张子刚，延安大学学报，2003，4）；《晋语子长话的分音词、合音词、逆序词》（汪敬尧、杨美芬，榆林学院学报2003，4）；《绥德方言单音词举凡》（马世平，榆林学院学报，2006，1）；《陕北方言特色词例谈》（张统宣，价值工程，2010，22）；《陕北方言词语考说四例》（汪东锋、傅来兮，赤峰学院学报，2012，7）；《府谷方言中的分音词》（韩宽厚，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5）；《<老乞大>所见府谷方言词语例释》（王珏，西北大学学报，2013，1）；其中傅怡然，傅来兮在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发表了《府谷方言语词疏证（一）》（2013，3）《府谷方言语词疏证（二）》（2014，1）；等。《陕北晋语与山西晋语重叠构词法比较》（马晓琴，语文教学通讯，2014，6）；《陕北方言中古语词的缤纷世界——浅议陕北方言中古语词的文化内涵》（苟家兴，北方文学，2014，1）；《陕北方言准黏着成分“圪”k??3和“达”ta°》（刘育林 延安大学学报，2014，6）；《陕北方言成语的修辞及文化暗示》（冯娟，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5，5）；《子长方言词缀特点简析》（王历芳、强晓倩，青春岁月，2015，14）；《陕北方言中的特色词》（王妮，课程教育研究，2015，20）；《陕北方言“坐席”语义演变考》（姬慧，兰州学刊，2016，8）；《子洲方言同音字汇》（范慧琴，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3）。

（3）《绥德方言形容词的一种特殊重迭形式》（马世平，榆林师专学报综合版，1991，1）；《陕北方言的疑问句》（王鹏翔，延安大学学报，2002，3）；《陕北方言子长话中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李延梅、刘刚，榆林学院学报，2003，4）；《陕北方言反复问句的句法形式》（李延梅、汪沛，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3）；《绥德方言的副词》（马晓琴，唐都学刊，2004，3）；《陕北方言的选择问句》（马晓琴，社会科学家，2004，2）；《陕北方言的反复问句》（马晓琴，广西大学学报，2004，6）。《陕北方言关系称谓语“NP＋的”结构研究——兼论汉语“的”的发展趋向》（王鹏翔，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6）；《晋语子长方言的代词》（李延梅，西北大学学报，2005，2）。《影视作品中的陕西方言——简述绥德方言的语气词》（马晓琴、陶相荣，电影文学，2007，2）。《绥德方言语气词的连用》（马晓琴，陶相荣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1）；《陕北米脂方言中的“吃＋了”》（李江艳，现代语文，2009，2）；《子长话的拷贝式话题结构》（张兴，陕西师范大学，2012，6）；《陕北绥德话中的“是不是VP”问句》（雷闪，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7，2）。

2.学者对晋语五台片陕北方言进行的规模研究整理

（1）邢向东先后在《内蒙古师大学报》发表《神木方言的语法特点》（1985，4）、《神木方言的语法特点（续）》（1986，3）、《神木话表过去时的“来”》（1991，1）、《神木话表将来时的“呀”》（1993，4）；在《中国语文》发表《神木话的结构助词“得来/来”》（1994，3）、《陕北神木话的助词“着”》（1997，4）、《陕北神木话的话题标记“来”和“去”及其由来》（2011，6）；《方言》杂志发表：《神木方言的代词》（2001，4）、《陕北神木话的准语气词“是”及其形成》（2006，4）并在第38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论文提要中提交了《陕北神木话的准语气词“是”及其形成》（2005年10月）[24]。邢向东，周利芳在《方言语法论丛》（第六辑）发表《神木方言的语气副词“敢”及其来源》（2012年10月），邢向东对神木方言的体貌系统、语法特色、实词研究做了一定的增补。

（2）黑维强的《敦煌文献词语陕北方言证》（敦煌研究，2002，1）、《敦煌文献词语陕北方言证（续）》（敦煌研究，2005，1）；《从陕北方言看近代汉语助词“也似”的来源》（延安大学学报，2002，1）；之后相继写了《陕北绥德方言的疑问代词》（宁波大学学报，2013，2）；《绥德方言的几类补语》（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绥德方言的并列及假转类复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绥德方言的因果类复句》（榆林学院学报，2015，5）；近年发表了《绥德方言的语音演变及其历史层次》（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3）；《绥德方言“是”的几种用法及其语法化考察》（兰州学刊，2016，8）；收录在《西北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一辑上的《陕北绥德方言的“把”字句》（2013年3月）[25]；2011年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6届年会的会议论文《绥德方言的比较句》等。我们可以发现黑维强从句式、实词、助词、单复句、词语考证、虚词渊源等视角对绥德方言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3.专题研究、综合研究

（1）《陕北方言中的“嘞”“口览”“来来”》（王鹏翔、王玉彪，延安大学学报，2003，2）；《陕北方言表贬义“儿”的用法及来源》（黑惟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3）；《陕北方言称谓语“强强妈妈的”中的“的”辨析》（延安大学学报，2004，1）；《陕北方言中“漂亮”义词语探析》（傅来兮，榆林学院学报，2009，3）；《陕北方言中“家”的用法考释》（李江艳，榆林学院学报，2009，5）；《靖边方言中的先事时助词“来来”》（张庆萍，剑南文学，2012，3）；《关于对陕北方言“圪”的再思考》（毕娇娇，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1）；《陕北晋语贬义形容词“鬼”的用法及形成》（贺雪梅，兰州学刊，2016，8）；《陕北方言詈语文化探析》（吕亚丽、张小兵，延安大学学报，2016，3）；《陕北方言骂詈语及文化蕴涵》（冯娟，课程教育研究，2016，8）；《陕北方言性别歧视现象分析》（白虹，丝绸之路，2016，8）。

（2）《新世纪以来陕西方言研究综述》（任永辉，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9，2）；《陕西方言研究六十年述评》（张成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方言与民俗研究：《陕北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孟万春，延安大学学报，2013，3）；《论陕北方言蕴含的婚姻文化》（白振有、石婷婷，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5）；《从方言词语看陕北特色饮食文化》（张楠楠，大众文艺，2016，15）。方言比较研究：《米脂方言与普通话语音比较研究》（李延梅、汪东峰，高校教育研究，2009，8）；《陕西定边话与绥德话语音比较研究》（苗丽，现代语文，2008，5）等。此外还有四篇论文，《神木方言的话题标记》[26]；《晋语五台片陕北米脂方言研究》[27]；《靖边方言研究》[28]；《绥德民歌歌词研究》[29]对神木、米脂、靖边、绥德四个方言点从声韵调、词汇、语法、方言特色等角度做了分析探讨，对晋语五台片陕北区域方言的研究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晋语五台片陕北区域方言研究目前检索到期刊文献共135篇，其中单点方言研究相对较少，陕北区域方言研究占到71篇，神木市、绥德县各自20篇左右，府谷县、子长县各7篇，米脂4篇，其余两县仅为2篇。米脂、靖边各有一篇论文，神木、子洲、绥德有两篇。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神木市、绥德县外，其他各方言点的研究仍很欠缺，论文屈指可数。

半个世纪以来，李建校《陕北晋语语音研究》[30]（北京语言大学，2006年6月），在对陕北晋语进行了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做了较为深刻详细的研究，是目前为止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中唯一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三）晋北区域

晋语五台片晋北区域，目前可考的较早的文章《定襄话的非动作后置“行”——兼与余志鸿同志商榷》[31]（陈茂山，语文研究，1985，2）。1986年，靳雨发表《忻州方言四字组俗语的构成方式和修辞特色》（语文研究，第1期）。同年，陈茂山《定襄方言“可”字的一种特殊用法》（语文研究，第3期）；1987年陈一《忻州方言的“去”》（语文研究，第1期）、张光明《忻州方言“A眉B眼”式俗语例释》（语文研究，第1期）。1989年开始，《忻州方言词典》编写组先后编写：《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一）》（1989，2）、《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二）》（1989，8）、《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三）》（1989，4）、《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四）》（1990，2）、《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五）》（1991，1）、《忻州方言“圪”头词语汇释（六）》（1991，2）。1990年，陈茂山《忻州方言的“动词（形容词）＋顿咾”》（语文研究，第3期）；1992年，张光明《忻州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方言，第1期）及1994年《忻州方言逆序词》（语文研究，第2期）；1991年，江荫禔《朔州市朔城区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第4期）；1992年，杨象宁《繁峙方言的助词“的”》（山西大学学报，第1期）；1998年，崔淑慧《代县方言的人称代词》（山西大学学报，第2期）。

1.进入21世纪，晋语五台片晋北方言研究文献同样呈现类属特点

（1）《山西河曲方言音系》（李小平，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5，3）；《全浊声母在五台方言中的特点》（解芳，晋中学院学报，2006，2）；《神池方言的连读变调》（王希哲，晋中学院学报，2007，2）；《大同城区浑源方言[n]声母向[?]声母演变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与分析》（李姝姝，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4）；《山西灵丘方言的舒声促化现象分析》（李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2，2）；《浑源方言入声演变研究》（戴文慧，学周刊，2012，6）；《通过计量研究看忻州方言声韵调及其特点》（王春江，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4）；《灵丘方言入声舒化现象调查》（李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4，6）；《知庄章声母在忻州方言中的分合及演变探讨》（王春江，长治学院学报，2014，6）；《晋语五台片阴平和上声的分合及其演变》（范慧琴，语文研究，2015，3）；《灵丘方言音韵特点》（李欢，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6，6）等。

（2）《忻州方言中的古词语分析》（杨晓彩，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宁武方言四字格成语的构成特点》（温旭霞，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2）；《定襄方言谚语与当地物质文化》（刘艳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9）；《山西浑源方言歇后语的语义分析及其特点》（高利娟，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2）。《晋北平鲁方言类词缀“头”的研究》（赵锦秀，文化学刊，2016，9）；《山西偏关话中的“圪”》（贺娟，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6）。

（3）《忻州方言的副词》（王少君，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3），《偏关方言的主要副词初探》（常乐 晋中学院学报2012，5）；《五台方言的人称代词“们”》（孙小花，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2）；《五台方言的名词重叠》（孙小花，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3），《山西河曲方言重叠式名词的构词特点及其表义特征》（李娟，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1），《山西五台方言重叠式名词语法探微》（张秀琴，现代语文，2015，10）；《忻州方言“了1”“了2”和“了3”》（温端政，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6）；《晋北平鲁方言语气词“哩”的来源及用法探析》（赵锦秀，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5）。《保德方言语音与北京语音的比较》（袁俊芳，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3）；《定襄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比较——以日常生活用词为例》（刘艳平，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6）。《宁武方言地名的文化意蕴》（张军香，沧桑，2013，4）；《灵丘方言地名文化信息解读》（王跟国，山西档案，2014，2月）；《山西偏关地名历史文化信息解读》（贺娟，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忻州市忻府区方言地名文化信息解读》（王春雁，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6）。《宁武方言三区话的“给”》（郭慧，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0，2）；《山西河曲方言中的“家”》（张子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1）；《忻州方言强调程度的“形＋哩＋没＋名”句式》（张光明、武迷英，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6）；《读<忻州方言词典>》《忻州方言“母亲”称谓形式及其特点》《代县方言中的不经济现象》；《浅析河曲方言中的“兀”“兀今”》（刘正印，现代语文，2016，7）等。

2.学者对当地方言点做的大量深入调查研究

（1）张光明在20世纪对忻府区方言研究有：《忻州方言“A眉B眼”式俗语例释》（语文研究，1987，1）；《忻州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方言，1992，1）；《忻州方言逆序词》（语文研究，1994，2）。进入21世纪后又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忻州方言点的文章：《忻州方言的“起去”》（语文研究，2004，4）；《忻州方言的声母》（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忻州方言的舒声促化现象》（语文研究，2006，2）；《忻州方言的人称代词》（忻州师范学院学报报，2014，3）。

（2）范慧琴对定襄方言做了系列研究：《山西定襄方言名词的里变儿化》（语文研究，2004，2）；《从山西定襄方言看晋语入声的演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4）；《山西定襄方言的“家”类称呼语》（修辞学习，2005，4）范慧琴于2002年在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宣读《山西定襄方言的“Ｖ＋Ｘ＋趋向补语”结构》一文。

（3）王跟国与他人合写的《灵丘方言几种特殊的极量比较句》（语言研究，2015，2）；《灵丘方言中的第二人称敬称代词及其文化信息》（山西档案，2013，3）；《灵丘话的分音词》（中北大学学报，2012，3）。

（4）张军香在忻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宁武方言中的古语词》（2004，2）；《宁武方言中的助词“哩”》（2005，1）；《宁武方言中的副词“可”》（2014，1）。

（5）孙彩萍《五寨方言表时疑问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7，6）；《五寨方言语气词“在”的研究》（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3）。

（6）蒋文华及与李广华合写的《应县方言声调研究》（燕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4）；《应县方言的儿化现象》（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8，6）；《应县方言的副词》（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0，1）。

晋语五台片晋北方言的研究，目前共检索到81篇期刊文献，其中忻府区有16篇、定襄方言点10篇，其他15个方言点，数量在1至8篇。各学术网站收录了42篇论文，忻府区、河曲、应县数量较多，岢岚县至今没有方言研究的文献。

五、结语

整个五台片方言研究可以检索到75部专著，论文、文献302篇，29个县（旗）市专著平均不到3部，论文、文献10篇左右。其中忻州专著11部、定襄6部，朔州及陕北综合性各5部，其他县市仅有2～3部。有关陕北综合研究有70篇、内蒙古西部研究有36篇，神木、绥德、忻府区、定襄四个方言点共68篇，府谷、子长各有7篇，其余各县市只有1～4篇。此外，我们发现乌海、巴彦淖尔、杭锦后旗、米脂、靖边、子长、岢岚、神池、繁峙、河曲、保德、偏关这12个县市仅有一部当地的州（县）志，有少量语言记载，没有专门性方言研究著作。内蒙乌海、山西岢岚两地方言半个世纪至今没有论文文献的研究，仍处于空白期。

多年来，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不断有成果出现。从语音到词汇语法又到骂詈语、方言比较、地名文化信息、方言与民俗、方言与教学、从方言看性别歧视等各个角度来研究单点方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同时也可以看到，方言综合描述占很大比例，单点方言研究不是很充分，部分文章内容较为单一，缺乏新意。晋语五台片方言研究目前仅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有56篇硕士学位论文，论文文献数量不多。其中有的文章缺少实地调查，内容结论经不起认真推敲验证；方言内部比较也不是很充分，共时描写多而历时研究较少。从整个语言研究史进程来看，晋语五台片研究缺乏一条脉络，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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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小井 山西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04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