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莫泊桑等前辈作家对康拉德的影响
2022-06-08
摘 要：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受到法国作家福楼拜和莫泊桑的影响。从创作思想和技巧上探讨福楼拜和莫泊桑对他的影响，认为康拉德在叙事手法上极大地超越了他的两位精神导师，在继承他们的同时又极大地超越了他们。
关键词：康拉德 福楼拜 莫泊桑 叙事手法
波兰裔英国籍著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深受福楼拜和莫泊桑的巨大影响，其创作技巧和创作思想有着他们的印迹。他年轻时就非常喜欢读莫泊桑和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并非常推崇他们的写作技巧并且认为“作品的内在价值与篇幅没有关系”[1]，短篇小说能够在“短小的叙述中显示作者的匠心。”
在康拉德一贯使用的“框架叙事”模式中，他有意使得叙事主体客观化，这种“非个性化”叙事原则源于福楼拜。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为小说艺术形式的革新做出了贡献，其限制性视角或者说内聚焦手法的运用、印象式的写作手法也为康拉德所继承。在《福楼拜与现代思想》一文里，在谈到福楼拜对现代英语文学的影响时，王钦峰认为“几乎与亨利·詹姆斯同时，约瑟夫·康拉德成了另外一位最仰慕、最尊敬并曾经模仿过福楼拜写作的英国作家。福楼拜也是给康拉德最大影响的作家，在后者的眼里，福楼拜几乎成了神性的存在和一种艺术宗教的领袖人物。”[8]（P447）此话可能说得稍稍过了头，但康拉德受到福楼拜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康拉德在童年时代随父母流放时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回到家乡之后父母病故，跟随舅父生活并开始学习古典文学和德语，11岁时学习了法语，1874年年仅17岁的他去了法国马赛，在入籍英国（1886）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呆在法国商船上（1874年至1878年），1878年他加入英国商船队，开始了英语学习，在长达20年的漫长的航海生涯中，阅读成了他的一大爱好。1889年开始了业余写作，1894年他离开商船专门从事写作。在写作技巧和手法上，康拉德的作品显然受到福楼拜的影响，其非个性化叙事模仿了福楼拜，“康拉德的严谨统一的情节和叙述的不动声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僭越的叙述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点显然是从福楼拜那里获得的灵感，同时康拉德还使用了福楼拜的戏剧手法。”[8]（P448）“……法国评论家于勒·德·戈尔蒂埃提出“包法利主义”的概念，把它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即是一个人幻想过一个与现实完全两样的生活，像爱玛一样幻想改变这种生活强加给人的命运，迷恋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命运，这种人所犯的心病就叫做‘包法利主义’。”[2]（P12）这种“包法利主义”式的人物在康拉德小说里不胜枚举，《黑暗之心》里的库尔兹幻想着去拯救非洲，然而却为非洲所吞噬，成了恶魔;《吉姆爷》里的吉姆由于生的本能从“帕特纳”号船上跳船逃生为自己带来了道德上的污点，最后来到远离欧洲文明的土著部落重塑“光辉”的形象，成了人人敬仰的“吉姆爷”，但最后却死于土著人之手;《诺斯特罗莫》里的主人公诺斯特罗莫也是类似的人物。
在“莫泊桑的创作思想和他的短篇小说”一文里，王为认为莫泊桑小说“善于以小见大、以一当十，从一滴水反映整个太阳的光辉，从生活琐事中发掘它的不寻常的社会意义”。[9]（P63）莫泊桑认为，写作的目的“决不是给我们叙说一个故事，娱乐我们或者感动我们，而是要强迫我们来思索、来理解蕴含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9]（P63）。而这也正是约瑟夫·康拉德小说具有的特点，正如Gail Fraser所指出的那样“当他构思其小说之时，康拉德往往从一些可称之为‘道德支点’的生活小插曲、小情景出发，经过放大其内涵而展开叙述。”“他似乎正是通过把某一看似单一的情节铺开，把其主题、形式发展到尽可能的程度从而成为了他最好的小说。”（Gail Fraser in Stape，28）事实上，康拉德的长篇小说大都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如《诺斯特罗莫》最初就打算写成一个短篇小说，《间谍》最初康拉德也只是想把他写成约8000字左右的短篇小说，《阿迈耶的愚蠢》也是如此，可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刻画的需要，原先计划的短篇不断膨胀最终成了长篇小说。[5]（P100）这可以通过他的小说来验证，如《黑暗之心》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故事可言，然而正是通过康拉德迷宫一样的叙事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众多评论家和科研人员不断研究的经典之作。这篇“框架叙事”模式小说的故事外叙述者是作为听者的“我们”，故事内叙述者为马洛。小说通过故事内叙述者马洛寻找库尔兹的刚果之行这一简单的故事情节展开，正是经过马洛的叙述，小说才变得复杂起来，“马洛是故事的讲述者，但他更是个故事的评论者和思考者。”“马洛在小说外在的叙述者眼中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神秘、沉思的姿态。”[7]（P100）“作为叙述者的马洛的语气总是充满反讽”[7]（P101）。“马洛角色的双重性造成了故事指向的双重性，故事就不单单是关于马洛去非洲寻找库尔兹或者单纯是揭露殖民者的罪恶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马洛寻找自我的心灵探险”[7]（P102）。通过马洛的叙述把这一简单的故事情节复杂化，康拉德达到了其目的——表现真实。
在表现真实这一点上，康拉德超越了他的两位精神导师。福楼拜的“非个性化叙事”是出于对当时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的不满，认为它们不够真实。福楼拜认为“自己可以暂时脱离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练习控制自己在文学作品中的情绪、培养客观的精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福楼拜虚心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从一则社会新闻人手，写一部与自己完全无关的反映真实社会状况的小说，不掺杂一丝想象，也不加入任何个人评论[3]（P146）。”他主张作者退出小说，不能流露感情而应该让人物来说话。在搜集创作素材时，他力求详实而真实。“莫泊桑认为，创作就是再现人生，作家对人生要有尽可能完整的感觉、印象与体验，要真实地再现人生的本来面目。而对于小说的真实性，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就是客观描写”[6]（P105）。而康拉德对当时流行小说所描写的真实也不认同，“他逐渐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主人公内心意识过程上而非外部所谓现实之上，同时应用印象主义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人物的认识过程;这对康拉德的小说艺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真实观’的不同看法，正是现实主义作家和现代主义作家的不同之所在。现实主义真实观注重的是描绘事物外部的客观真实，但在现代主义作家看来，所谓的外部真实不能如实表现非理性世界中受到异化的人的感受;而当时的认知哲学、心理学也认为，世界的真相是难以认清的，不可能像上帝现那样全能全知，因而对人的了解是有限的;要表现人物，就得遵循人的认知模式，描摹人的内心感受才是真正的真实。”[4]（P37）康拉德所处的时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康拉德的看法受到当时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他在叙事手法上极大地超越了他的两位精神导师福楼拜和莫泊桑，在继承他们的同时而又极大地超越了他们。
注释：
[1]J.H Stap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27.
[2]冯寿农：《法国文坛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批评管窥》，法国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17页。
[3]李嘉懿：《福楼拜文学流派研究》，兰州大学学报（哲学书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43-147页。
[4]徐定喜：《康拉德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35-38页。
[5]徐定喜，易丽君：《“约瑟夫·康拉德短篇小说对其长篇小说的影响”》，九江学院学报（哲学书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99-112页。
[6]阮航：《客观真实的描写 意味深长的讽刺——读莫泊桑的<珠宝》>，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04-107页。
[7]王松林：《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8]王钦峰：《福楼拜‘非个人化’原则的哲学基础》，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60-63页。
[9]王为：《莫泊桑的创作思想和他的短篇小说》，宁波大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01期，第62-66页。
（徐健翔，李冰，龚吉惠 云南蒙自 红河学院外国语学院 661100）
关键词：康拉德 福楼拜 莫泊桑 叙事手法
波兰裔英国籍著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深受福楼拜和莫泊桑的巨大影响，其创作技巧和创作思想有着他们的印迹。他年轻时就非常喜欢读莫泊桑和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并非常推崇他们的写作技巧并且认为“作品的内在价值与篇幅没有关系”[1]，短篇小说能够在“短小的叙述中显示作者的匠心。”
在康拉德一贯使用的“框架叙事”模式中，他有意使得叙事主体客观化，这种“非个性化”叙事原则源于福楼拜。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为小说艺术形式的革新做出了贡献，其限制性视角或者说内聚焦手法的运用、印象式的写作手法也为康拉德所继承。在《福楼拜与现代思想》一文里，在谈到福楼拜对现代英语文学的影响时，王钦峰认为“几乎与亨利·詹姆斯同时，约瑟夫·康拉德成了另外一位最仰慕、最尊敬并曾经模仿过福楼拜写作的英国作家。福楼拜也是给康拉德最大影响的作家，在后者的眼里，福楼拜几乎成了神性的存在和一种艺术宗教的领袖人物。”[8]（P447）此话可能说得稍稍过了头，但康拉德受到福楼拜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康拉德在童年时代随父母流放时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回到家乡之后父母病故，跟随舅父生活并开始学习古典文学和德语，11岁时学习了法语，1874年年仅17岁的他去了法国马赛，在入籍英国（1886）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呆在法国商船上（1874年至1878年），1878年他加入英国商船队，开始了英语学习，在长达20年的漫长的航海生涯中，阅读成了他的一大爱好。1889年开始了业余写作，1894年他离开商船专门从事写作。在写作技巧和手法上，康拉德的作品显然受到福楼拜的影响，其非个性化叙事模仿了福楼拜，“康拉德的严谨统一的情节和叙述的不动声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僭越的叙述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点显然是从福楼拜那里获得的灵感，同时康拉德还使用了福楼拜的戏剧手法。”[8]（P448）“……法国评论家于勒·德·戈尔蒂埃提出“包法利主义”的概念，把它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即是一个人幻想过一个与现实完全两样的生活，像爱玛一样幻想改变这种生活强加给人的命运，迷恋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命运，这种人所犯的心病就叫做‘包法利主义’。”[2]（P12）这种“包法利主义”式的人物在康拉德小说里不胜枚举，《黑暗之心》里的库尔兹幻想着去拯救非洲，然而却为非洲所吞噬，成了恶魔;《吉姆爷》里的吉姆由于生的本能从“帕特纳”号船上跳船逃生为自己带来了道德上的污点，最后来到远离欧洲文明的土著部落重塑“光辉”的形象，成了人人敬仰的“吉姆爷”，但最后却死于土著人之手;《诺斯特罗莫》里的主人公诺斯特罗莫也是类似的人物。
在“莫泊桑的创作思想和他的短篇小说”一文里，王为认为莫泊桑小说“善于以小见大、以一当十，从一滴水反映整个太阳的光辉，从生活琐事中发掘它的不寻常的社会意义”。[9]（P63）莫泊桑认为，写作的目的“决不是给我们叙说一个故事，娱乐我们或者感动我们，而是要强迫我们来思索、来理解蕴含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9]（P63）。而这也正是约瑟夫·康拉德小说具有的特点，正如Gail Fraser所指出的那样“当他构思其小说之时，康拉德往往从一些可称之为‘道德支点’的生活小插曲、小情景出发，经过放大其内涵而展开叙述。”“他似乎正是通过把某一看似单一的情节铺开，把其主题、形式发展到尽可能的程度从而成为了他最好的小说。”（Gail Fraser in Stape，28）事实上，康拉德的长篇小说大都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如《诺斯特罗莫》最初就打算写成一个短篇小说，《间谍》最初康拉德也只是想把他写成约8000字左右的短篇小说，《阿迈耶的愚蠢》也是如此，可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刻画的需要，原先计划的短篇不断膨胀最终成了长篇小说。[5]（P100）这可以通过他的小说来验证，如《黑暗之心》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故事可言，然而正是通过康拉德迷宫一样的叙事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众多评论家和科研人员不断研究的经典之作。这篇“框架叙事”模式小说的故事外叙述者是作为听者的“我们”，故事内叙述者为马洛。小说通过故事内叙述者马洛寻找库尔兹的刚果之行这一简单的故事情节展开，正是经过马洛的叙述，小说才变得复杂起来，“马洛是故事的讲述者，但他更是个故事的评论者和思考者。”“马洛在小说外在的叙述者眼中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神秘、沉思的姿态。”[7]（P100）“作为叙述者的马洛的语气总是充满反讽”[7]（P101）。“马洛角色的双重性造成了故事指向的双重性，故事就不单单是关于马洛去非洲寻找库尔兹或者单纯是揭露殖民者的罪恶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马洛寻找自我的心灵探险”[7]（P102）。通过马洛的叙述把这一简单的故事情节复杂化，康拉德达到了其目的——表现真实。
在表现真实这一点上，康拉德超越了他的两位精神导师。福楼拜的“非个性化叙事”是出于对当时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的不满，认为它们不够真实。福楼拜认为“自己可以暂时脱离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练习控制自己在文学作品中的情绪、培养客观的精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福楼拜虚心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从一则社会新闻人手，写一部与自己完全无关的反映真实社会状况的小说，不掺杂一丝想象，也不加入任何个人评论[3]（P146）。”他主张作者退出小说，不能流露感情而应该让人物来说话。在搜集创作素材时，他力求详实而真实。“莫泊桑认为，创作就是再现人生，作家对人生要有尽可能完整的感觉、印象与体验，要真实地再现人生的本来面目。而对于小说的真实性，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就是客观描写”[6]（P105）。而康拉德对当时流行小说所描写的真实也不认同，“他逐渐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主人公内心意识过程上而非外部所谓现实之上，同时应用印象主义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人物的认识过程;这对康拉德的小说艺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真实观’的不同看法，正是现实主义作家和现代主义作家的不同之所在。现实主义真实观注重的是描绘事物外部的客观真实，但在现代主义作家看来，所谓的外部真实不能如实表现非理性世界中受到异化的人的感受;而当时的认知哲学、心理学也认为，世界的真相是难以认清的，不可能像上帝现那样全能全知，因而对人的了解是有限的;要表现人物，就得遵循人的认知模式，描摹人的内心感受才是真正的真实。”[4]（P37）康拉德所处的时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康拉德的看法受到当时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他在叙事手法上极大地超越了他的两位精神导师福楼拜和莫泊桑，在继承他们的同时而又极大地超越了他们。
注释：
[1]J.H Stap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27.
[2]冯寿农：《法国文坛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批评管窥》，法国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17页。
[3]李嘉懿：《福楼拜文学流派研究》，兰州大学学报（哲学书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43-147页。
[4]徐定喜：《康拉德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35-38页。
[5]徐定喜，易丽君：《“约瑟夫·康拉德短篇小说对其长篇小说的影响”》，九江学院学报（哲学书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99-112页。
[6]阮航：《客观真实的描写 意味深长的讽刺——读莫泊桑的<珠宝》>，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04-107页。
[7]王松林：《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8]王钦峰：《福楼拜‘非个人化’原则的哲学基础》，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60-63页。
[9]王为：《莫泊桑的创作思想和他的短篇小说》，宁波大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01期，第62-66页。
（徐健翔，李冰，龚吉惠 云南蒙自 红河学院外国语学院 66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