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女主角形象

顾江冰

摘 要：格非《江南三部曲》阐述了三个不同社会时期中的人对乌托邦理想社会模式的否定，三部文本中的所有人物无论是自觉与否都被卷入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其中的女主角都扮演着对自身命运的否定和反抗的双重使命，这种“否定——反抗”模式也验证着“理想——现实”的冲突模式。陆秀米的反抗体现着古典乌托邦理想在面对“革命”时的不堪一击和最终瓦解；姚佩佩的逃亡昭示着她试图摆脱宿命和争取精神自由的努力；庞家玉的沉沦则体现出在利益至上的年代，个人对社会的妥协和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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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乌托邦 花家舍 孤岛 蜕变

一、陆秀米：当古典理想遇到革命浪潮

“江南三部曲”中的开篇之作是《人面桃花》，此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朝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此诗单从字面意思看，完全无法联想到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如果把文本与作者的经历隔开，就会造成对文本割裂的抽象的解释，最终导致对产生它的土壤——作家的个人经验和生活世界的摒弃和遗忘。当我们日益追求“纯文学”的理念时，大概是有悖于它的最初提倡者的初衷的。至此，与诗歌、传奇相应的背后的“轶事”，就会重新被纳入人们的考察视野，补充着、也颠覆着已经固化的单一文本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

《人面桃花》取材于清末民初的反清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故事发生于清新妩媚的“杏花春雨江南”，清末民初的普济。主人公陆秀米的父亲陆侃于光绪二十七年因“盐课”罢官回乡，之后突然失踪，从此杳无音信。这个在旁人看来像疯子一般的人物其实心中有着一个古典乌托邦的梦想，相信普济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天才的理想不为他人所理解时，他的行为就可能出现疯癫的一面。从陆秀米的角度出发，她对她父亲的的行动从开始就持一种同情的心态，后来革命党人张季元的出现，更是在言传身教中改变着秀米。这个人曾经东渡日本，组织起义，又和秀米的母亲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但在和秀米的交往中两人产生了朦胧而又茫然的感情。张季元的猝死也并没有为这段混乱的情史画上句号，经历花家舍事变后，秀米从日本回来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所坚持的就是张季元的理念。

格非称她在这部作品中力图“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1]，晚清的革命历史过程曲折、头绪纷乱，要表现这段历史的精神特质以及这段历史在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 所引起的震撼和变化，难度很大。革命的大前提下没有人能对未来作出明确规划，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既没有参透这个世界，也看不懂身边的人，就要面临严峻的现实，茫然到不知所措，一切充满变数。而她思想的动荡就来自“陆侃离去——张季元来”的交错时期，这一来一去暗示着时代背景的剧烈变革，也昭示“旧——新”的飞快转变。而张季元的出现为她指出一条道路，一条“不归路”，这条路粉碎了温情脉脉的人脉，只能让秀米变得现实和执着，她的后半生坚定地按着革命的路线走下去，很难判断，秀米究竟是爱上了张季元，还是张季元的理想。他在她迷茫的时刻来，又在她迷茫的时候离去，真正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张季元就像一个影子，但却为她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只有在阅读张季元的日记时，秀米才觉得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在普济的时候，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蕴藏着无穷的奥秘，云遮雾罩让她看不透，也想不出个头绪。可如今她一旦知道了事情的底细，又觉得那些事是那样的无趣无味，让人厌腻。”。[2]

除了受到张季元的影响，秀米的思想转变与“花家舍”密不可分。“花家舍”作为一个小型的“独立王国”，土匪“总揽把”王观澄按照世外桃源的风格构建，陆侃的想法在这里居然得到了实现。按王观澄的看法，“它却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我在这里苦心孤诣，已近二十年，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并乐；春阳召我以烟景，秋霜遗我以菊蟹。舟摇轻，风飘吹衣，天地圆融，四时无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每当春和景明，细雨如酥，桃李争艳之时，连蜜蜂都会迷了路”。[3]但王观澄的失败证明了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所幻想的大同世界无法成为现实。凡人情社会只要存在私欲，就必定会产生相互之间的利益争夺，指望彼此之间用高尚的道德克服私欲达到公平正义绝对不可能，何况管理这个世外桃源的还是一帮水平参差不齐的土匪，同时更不能忽视个体的差异性和泯灭了的人性。理性和私欲始终在人的一生中博弈，二者只能是相互妥协，任何一方压倒另一方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同样的，张季元的构想一样是在近乎灭绝人性的情况下提出的，在他的日记中这个反清组织（蜩蛄会）有个《十杀令》，“有恒产超过四十亩以上者杀；放高利贷者杀；朝廷官员有劣迹者杀；妓女杀”。革命者构建的乌托邦社会和土匪们的构想都建立在血腥杀戮的基础上，疯狂地将自己的信念建立在空想主义之上，将实施的过程变成了杀人游戏，二者目的略有差别，做法完全一致，在本质上也就没什么不同了。

王观澄和张季元都在一心追求属于他们的理想世界，一个想建立古典的乌托邦，一个想建立革命的现代的乌托邦，王观澄是向后看，张季元是向前看。秀米显然看到了这两条道路的弊端，她创办普济学堂、普济地方自治会，是想通过尝试走出第三条“乌托邦之路”，这也是汲取前人所犯之错误。她的构想具有更多的人情味道，不过这个跟随张季元走上革命道路的年轻女子仍然不被他人理解。“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但亦是英雄般的发展之后，在意识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当乌托邦已被摈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4]二十世纪初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相信，只要人类掌握了理性，就一定能够带来人类的解放，这种解放包括从自然界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也包括把人从宗教传统、伦理道德、社会制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他们相信一种人类可臻无限进步的理想，认为人类在实现其能力的完善上应无限制，人类的完善是真正无限的。在理性和科学的引导下，整个世界的历史才算真正开始：它向着一个合理化的世界挺进。清末民初之际，接受了现代启蒙思想的民族主义者恰好对革命抱着近乎“乌托邦”似的梦想，“革命经常会演变成为一种乌托邦，而乌托邦则不能仅仅是对彼岸的玄想，它也必须试图回答来自尘世的困惑和疑难”。[5]

最后，在父亲的遗物——瓦釜——逐渐融化的冰花中，陆秀米看到了过去（陆侃），看到了未来（谭功达），古典和革命的乌托邦浪潮已经被尘封，过去和未来的道路都不由她掌握，直到临终，她才明白人生真义，她这一生的波折，终于在行将就木时得到安宁。

二、姚佩佩：摆脱宿命，追求精神自由

《山河入梦》发生的时间被设定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这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十七年时期”，政治上既有成功的探索，也有在理论口号的号召下全民轰轰烈烈地兴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红色乌托邦”实践。在这个全民疯狂集体无意识个人崇拜盛行的前提下，个人的思想受到严密的控制，任何反抗体制的行为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批判镇压，这是属于那个“红色年底”的“黑色烙印”。

《山河入梦》其实延续了《人面桃花》的思路安排，在陆秀米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在现实建立理想的乌托邦世界——继续困扰着陆秀米之子谭功达和姚佩佩。在谭功达身上还能看到比较明显的思考现状、改善民众生活氛围的努力（也许是职责所在和他努力地想摆脱母亲的影响有关），但姚佩佩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她只希望找到一个寄托，希望“每个角落全部都种上紫云英。在阳光下，那大片大片的紫色花朵，犹如铺锦堆秀一般，漫山遍野，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这是一个具有美好憧憬的愿望。这也是她和陆秀米、谭功达之间明显的不同。

无论是《人面桃花》，还是《山河入梦》，我们都能明显地注意到一个反复提及的意象——花家舍。这样一个孤岛，在一群土匪的经营下，居然成了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梦寐以求的“桃花源”，成了陆侃一生追求的圣地，但是在王观澄手下自相残杀和革命党的策划下还是变成了废墟，他们之前所有的设想都变成了泡影。孤岛，意味着独立、封闭、距离和盲目。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上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构想，就像老子笔下所描绘的那样，“小邦，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但一旦和外界产生接触，这种平静的状态就会马上被打破。而且，用王观澄的话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小岛，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无法触碰。花家舍的梦破灭后，秀米就从这个孤岛走出，去建立属于自己的“花家舍”，张季元的日记给了她一条路，这条路之后怎么走她已经付出了实践。谭功达、姚佩佩也在之后走进了花家舍，探访这个孤岛，当心灵上的孤岛在现实中遇到对照，就会发生强烈的排异作用，谭功达向往的“共产主义”，这里有；姚佩佩向往的“紫云英”这里也有，但都没有让他们永远地留在这里。他们悲哀地发现，在孤岛待得越久，失望就会越大，心理预期永远和现实有差距，他们只能在自己心中的孤岛上栖息，谁都没有像秀米一样，尝试走出孤岛。

姚佩佩的爱情和秀米相比异常复杂。她和谭功达初次见面就让谭铭记于心，一个四十多岁还没结婚的县长居然会对一个在澡堂卖筹子的年轻姑娘念念不忘。姚佩佩的出身塑造了她敏感脆弱的性格，内心渴望像谭功达这样的人的关怀，谭的年龄差却能给她一种父亲般的关爱和温暖，当她缺乏安全感时就会自然地向谭靠拢，而谭“花痴”般的特点正好和她的渴望形成了互补，形成了他们的爱情基础。在爱情发展过程中姚佩佩始终是主动的一方，谭功达则软弱而被动。命运故意要和这二人开玩笑，在谭功达举棋不定时，遇到了白小娴、张金芳。前者是政治博弈的工具，白小娴是其叔白庭禹用来控制谭的棋子，这二人的尝试组合背后是政治力量的角逐，要么妥协，要么分崩离析毫无回旋余地。后者颇有心机地利用谭功达心理脆弱时俘获他，这种外来强制力量迫使软弱的谭功达投降，放弃姚佩佩，这不仅没有缓解他的情感危机，反而暗示了谭最终的命运。而姚佩佩则被金玉设计强暴，落入圈套之中，踏上逃亡之路，结局早已注定。两个把梦看得比现实还重的人（谭功达执意修建水库、架电缆、修实验沼气，不考虑梅县现实，使得梅县民生凋敝；姚佩佩始终摆脱不掉“紫云英”阴影）之间的爱情要比一般的世俗爱情复杂，二人爱情的转折点就是从姚佩佩踏上逃亡之路开始的。在双方都处在危险的境地下，通信成了唯一的渠道，谭功达赌上了政治前途。姚佩佩在逃亡中来到了普济——这个所有故事开始的地方，这也许是作者刻意为之，让一切的事情都纳入“宿命”的轨道：秀米从普济出，又终老普济；姚佩佩的爱情始于它又终于它，谭功达生于监狱又死于监狱，中间的媒介都是普济和花家舍，这一切看来都是宿命的安排。姚佩佩和谭功达的爱情，就像普济和花家舍之间的关联一样，既充满宿命又带给人遐想，个人在心中理想的指引下试图努力地冲破，但精疲力尽之后还是没法摆脱早就设定的安排。姚佩佩对自由和信念的执著以及对谭功达的一往情深正是谭功达面向乌托邦之路的一种化身或者一种另外的体现。同时它还昭示了姚佩佩命中注定的失败和谭功达失败的某种必然性。

姚、谭都是把梦看得比现实还重要，在实现梦的过程中也像秀米、张季元一样奋不顾身，普济是开端，花家舍是实现理想的催化剂，但这催化剂却催不出果实。“乌托邦作为乌有之地之所以还在吸引着人们不断地加强现实的力量，就在于它巧妙地开创了一个群氓时代。实践着的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群氓时代的世俗宗教。”[7]

三、庞家玉：对现实的妥协和蜕变

作为《江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是格非“呕心沥血十余年，探索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衍变的系列长篇小说的收官之作”。谭功达之子谭端午和他妻子庞家玉的故事发生在市场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当下社会，以这样的视角切入了我们熟悉的生活领域，也揭开了如今物质利益至上而我们却羞于承认的这个伤疤。

庞家玉，在她还是“李秀蓉”时遇到了谭端午这个诗人，20年前的招隐寺，那个月夜，她稀里糊涂地失身给这个诗人，天真地以为能够和他结合。但有过多次性经历的谭端午只不过利用她满足自己的猎奇欲望，根本就没有理会在他看来这个天真幼稚的想法，趁着她发高烧时一走了之，还将她身上的钱财席卷一空。当他们一年后再次相遇时，当时的“李秀蓉”已经改名“庞家玉”，不顾一切地和谭端午结婚，双方都试图回避当年的那个中秋之夜，尽力埋藏于记忆深处，就好像从未发生过。此时的庞家玉，在谭端午看来个性极强，也非常现实。从工科学校的船舶制造专业毕业，却选择了律师当作一生的职业，经济条件也自此好转，她可以凭借经济上的优势让成绩很差的儿子进入全市最好的学校的最好的班级上学，白天忙完事务所的工作后晚上回家还不忘折腾儿子，紧盯着儿子的学习不放，稍有不慎便歇斯底里怒火中烧，也可以凭借自身的荣耀感让谭端午相形见绌，“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这个人在逐渐变成她口中的“废人”，一天天地在烂下去。二人之间的交流逐渐被争吵所代替，谭端午还不幸地继承了其父懦弱的性格，往往以逃避来拒绝沟通。“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对话以人及环境为内容，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8]夫妻彼此互不交流就会埋下日后悲剧的祸根。

庞家玉的转变是被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胁迫的。为了生存，她的一切行动都带有现实功利性，作为精通法律的律师却在日常生活里肆意破坏法律规则和挑战道德底线，肉体出轨、毫无孝道，很快就尝到了挑战规则的苦果——在唐宁湾购买房子出租时遇到黑中介，结果房子收不回来。在通过法律途径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居然通过黑势力得以解决，讨要房子的过程中庞家玉几乎就要崩溃，“这套法律程序，似乎专门是为了保护无赖的权益而设定的，一心要让那些无赖，自始至终处在有利地位”[9]，属于自己的房子却拿不回来，这在法制健全的社会简直不可想象，但在这个逻辑混乱的时代却真实地发生了。空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却无法使用，在从法院回家的路上，家玉一直在跟端午念叨，她想杀人。这不仅是庞家玉、谭端午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鹤浦是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的运转没有健康的法律制度作保障是非常危险的。而有法律却不能执行，这里格非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实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都出现的意象——花家舍，在《春尽江南》中也再次出现，所不同的是，这次它不再作为核心的标志提示读者主人公的处境和心绪变化，而是作为商业消费的符号，人们已经无暇关心这种离他们过于遥远的历史存在。人们用发生的故事创造利益，曾经的故事都被搬到舞台上成为茶余饭后消遣的材料，后人甚至挖空心思改动历史博取噱头，戏谑和丑化盛行。当我们用当下眼光把前人的理想当作生活的调剂品，把重心只放到和个人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上时，整个社会就在浮躁和喧嚣中消沉，飞快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很难沉下心来按照理想主义的想法生活。庞家玉心中的“小岛”已经日益被琐碎烦躁的日常生活霸占，她的想法超越了她的家庭存在，和谭端午、若若都存在巨大的代沟，对孩子的要求仅有成绩，甚至放走若若唯一的朋友——虎皮鹦鹉；和谭端午动辄拳脚相向，准备离婚。现实中看似强势的庞家玉不止一次地在发泄完后感到后悔，可巨大的生活压力迫使她只能选择低头、妥协，将在社会上攒了长时间的怒火撒向家庭。这个时代的脚步太快，一旦被甩下就很难赶上，这也导致庞家玉从心底无法认同谭端午的古典文人情节，并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绝望。

格非安排庞家玉把所有经历过的事情都做了两次，她的同事徐景阳被误诊为癌症，最后证明是虚惊一场。可身体看起来健康的庞家玉却被诊断为肺癌，她瞒着谭功达，和他办了离婚手续，一个人想去西藏，但这个愿望到死也没能实现，她和一生追求的圣地终究无缘。她在生活中已经迷失自我，到了最后期限才有些感悟——“平平安安的，就好。”她的这一生太执着，其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作为律师，她被要求履行所有必要的程序。这让她感到心力交瘁。虽然是律师，但却始终没参透法律世界的游戏规则，她的蜕变已经将理想的本质磨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生活的要求，活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不过庞家玉临死前终于承认：对自己、对谭端午一直存在错误的认识，一句“我爱你。一直”让她如释重负，回归到二人之间淳朴的感情，也解开了心中的结。

谭端午最后做了两件事，读完《新五代史》；把那首二十年前在招隐寺写的《祭台上的月亮》续完，改名《睡莲》。既是对自己文人情节的总结，也是对庞家玉最后的纪念。

四、结语

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这三位女性，她们的人生就像宿命中注定一样，无论怎样挣扎都逃不出悲惨的结局。“三个女性经历着革命与爱情、事业与家庭、希望与绝望、欢乐与悲伤、焦虑与恐惧、自由与戕害的艰难选择和矛盾境遇。”[10]陆秀米在经历身边的人事后做出了勇敢的尝试，敢于在时代中留下自己拼搏的痕迹；姚佩佩为了爱情奋不顾身，反抗既是为了摆脱命运的奴役也是追求美好的梦想；庞家玉身上则体现了当下社会人的现实性、价值观和理想的冲突，理想在三人那里有逐渐淡化的趋势。就像三本书的书名那样，《人面桃花》反证文人古典理想的破灭，《山河入梦》把政治的宏大背景幻化进个人的境遇中，消灭个人理想，《春尽江南》干脆让美好的江南图画被现代社会彻底摧毁，乌托邦的精神从顶峰滑到低谷，甚至只沦为书本上的理念。我们要思考的，不仅是怎样在当下唤醒人的理想，更是要回归曾经拥有的质朴和本真，做一个健全的人，而不是沉溺于纸醉金迷和精神空虚之中。

注释：

[1]术术：《先锋派代表作家格非出版<人面桃花>》，新京报，2004年10月06日。

[2][3]格非：《人面桃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第105页。

[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

[5]谢有顺：《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6]老子，梁海明译注：《道德经·六十七章》，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7]周景雷：《历史的宿命和乌托邦的秘密——读格非的<山河入梦>》，作家，2008年，第4期。

[8][德]邹进译，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9]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10]格非：《格非<江南三部曲>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作家，2012年，第19期。

（顾江冰 河南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